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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
孙恩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卢循的曾祖父卢谌是刘琨的部将，刘琨的那首慷慨悲愤的五言诗《赠别驾卢谌》就是写给他的）接过了孙恩的衣钵，他坐船杀到广州，盘踞在华南一带，这样一来乱军的规模就更为庞大。
刘裕消灭孙恩的同时，盘踞在荆州的桓玄以讨伐司马元显为名发动叛乱，向东晋都城建康发动进攻。东晋的正规军在司马元显的指挥下被桓玄打得一败涂地，慌乱之下司马元显只好向盘踞在江北的大军阀刘牢之求援。刘牢之则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本来就指望靠桓玄铲除司马元显，然后自己再想办法消灭桓玄，然后独揽东晋大权。所以刘牢之名义上向司马元显表示效忠，真正打起仗来却有意保存实力，等桓玄一到建康，刘牢之又马上宣布向桓玄效忠。司马元显大势已去，和他爹司马道子一起被杀。这时候桓玄又使出了一个狠招，成功地剥夺了意图谋反的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不自杀。桓玄成功地接管了东晋的政权。
桓玄消灭了所有的敌对势力后，迫不及待地在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楚，他的行为引起了刘牢之的嫡系部队——北府兵势力的不满。不久，在平定孙恩之乱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刘裕在建康对岸的京口宣布造反，率领自己的一千七百常胜军大败桓玄的两万军队，进而消灭了桓玄的势力，接着又把晋安帝扶上了宝座。刘裕顺理成章地成为东晋历史上最后一任大权臣。
饱经战乱的东晋变得一片狼藉，所以东晋在公元404年桓玄之乱被平息到公元408年东晋进攻西蜀这段时间里几乎没发生什么大事——一直在修养生息。
公元409年开始，刘裕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他先后灭南燕、平徐道覆、平卢循、灭西蜀、败北魏、灭后秦，这一系列战役都是以绝对优势取得胜利（刘裕这次出兵，一路上都是顺风顺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惟有他的长安留守军被赫连勃勃杀得只剩儿子刘义真一人逃脱这件事，给刘裕的全胜战绩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东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果（当然，如果是谢安那种人领导东晋万幸地收复了北方失地的话，那么诞生的政权恐怕是五胡十六国中最让人倒胃的国家了）。即使在整个中国的南北战争史上，刘裕的北伐也是最有成就的胜利之一（可以比较一下后世的宋朝借辽金之战和金蒙之战的机会发动的两次愚蠢的北伐）。
刘裕在北伐战争中，捎带手地铲除了异己，树立了不二的威望。公元420年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东晋王朝从此寿终正寝。
刘裕登基不久就杀掉了被他废黜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大都喜欢把亡国的帝王赶尽杀绝。刘裕这么做，或许是平民出身的他在向那些士族豪门示威吧。
作为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的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到地方上巡视时只带十几名随从，而且为了激励子孙后代继续保持这种优良传统，他还特地把当年自己打短工时留下的麻绳扁担和土炕灯笼等陈列起来，表示自己不忘本。但刘裕的儿孙们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成器的帝王，他们竟然认为“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不知道刘裕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裕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当上皇帝并且得到门第观念极强的江南社会的认可，确实是很不简单。
东晋灭亡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民主政治尝试至此完全失败。刘宋建国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东晋王朝这种宰相执政重臣制约的局面。
这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的权臣政治制度仅仅出现在东晋。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实行过的其他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从政体上比较东晋是中国历史上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最接近的朝代。
权臣政治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政治制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权臣更替制度废除了权力的世袭。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无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能够恩泽子孙，万年不朽，所以人们往往把主动将权力交还给皇帝的重臣看作圣人，比如伊尹、周公、霍光、诸葛亮等。而东晋的权臣制度则不成文地规定了权臣不能挑选自己的下一任（像袁世凯搞的总统制度是下任总统由现任总统推荐，这和皇帝也差不多了），而且在执政期间犯下错误的权臣必须引咎辞职（比较一下中国历史上其他著名的重臣，像曹操、诸葛亮、贾似道、严嵩等，鲜有几个是主动下台的）。
二、权臣制度中，朝廷对拥有最高权力的大权臣有制约权，权臣在实际工作当中经常受到朝廷的掣肘，这有些类似于西方议会对首相权力的制约。这种权力制约机制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像包公案里八贤王的鞭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什么的，大家不觉得很滑稽么？）。
三、社会伦理和哲学思想导致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它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够按部就班地生活，需要营造尊卑有序的社会制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条条框框，都是为了维护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而设定的。而东晋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玄学，它和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同。玄学思想希望人人都能张扬个性，个性解放有一种创新的推动力，比如光屁股裸奔在中国其他任何朝代都被看做是异端，而在东晋就被看做是名士之风。在这么一个尊卑无序的社会中，其他时代被看作是僭越的权臣制度在东晋出现就很自然了。
四、民主制度的雏形，广泛的辩论。一说到辩论大家往往会想起古希腊的雄辩家，或者是西方议会中闹得不可开交的辩论活动等等，其实东晋时期人们对辩论的偏爱更是令人乍舌。当时的人们把辩论称为“清谈”，把擅长辩论的文人称为“清谈家”，而擅长辩论的官员就是“清官”，这样的人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清官”自然人人都想做，一个擅长辩论的世家公子可以很容易地获取政府的高级职位。所以辩论的艺术也日趋完美，擅长辩论的人收几个来学辩论的徒弟是常事，甚至有专门的私立辩论培训学校。这些现象在信奉“敏于行而讷于言”的行为规范的老儒生看来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
五、对自由的推崇，认为个人的身心自由是最可贵的。名士们甚至以装疯卖傻来表示自己是自由的，而统治者对此也不以为忤，所以两晋十六国时期的这一类奇人出奇地多。这些奇人们不受哪个国家的管辖，在贵族阶层中交游广泛，见了皇帝也不磕头。而且他们发光发热的途径也很广泛，比如充当敌对国之间的调停人、外交合纵联盟的说客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信条逐渐占了上风，名士们一不留神就掉脑袋的概率也越来越高，所以后来就没人再敢摆谱学做名士了。
提请列位看官注意，俺这里所说的东晋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仅仅适用于门阀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平民百姓是根本没有份儿的（其实西方早期的民主制度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和古希腊的民选制度只对公民有效的道理是一样的。东晋社会的大贵族、小贵族、平民、奴仆等各种门第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等级歧视制度，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元朝人分四等的制度、纳粹德国的反犹制度、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等等。其他等级制度的高等级阶层如果杀掉了低等级阶层的百姓，高等级阶层的肇事者总要受到或多或少的惩罚，只有东晋实行的门第制度是个例外，东晋的门阀贵族们可以随意杀掉属于自己的农奴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举一个很“风雅”的例子：东晋首席大权臣王导小时候和弟弟王敦一块儿去大臣王恺家吃饭。兄弟俩才十几岁脾气性格就有很大的不同，王导性格软弱，王敦性格刚强，惟一的相同点就是他们都不喝酒。王恺听说后感到很有趣，就找了数十名美女奏乐，又安排刀斧手在美女们的后面监督，凡是音律失调者马上处死，须臾连杀数名美女。王导被吓得脸色大变，而王敦则神色自若，继续和主人谈笑风生。王恺又命美女们向客人劝酒，凡劝说不动客人的也立即处死。当美女把酒端给王导时，王导急忙喝掉，而当美女把酒端给王敦时，王敦却连看都不看一眼，即使美女悲哭失声他也不搭理。王恺连杀数名劝酒的美女王敦都是如此，由此王恺对王敦非常器重（门阀制度实在太可怕了，现在一想还亏得它没有被延续下来）。
鲜卑四人人喊打的“赛诸葛”崔浩
鲜卑拓跋部落建立的北魏帝国统一了中国北方，这可以算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让人感到意外的事件之一。这个自命为正宗嫡系鲜卑的民族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
前面曾提到过在传说中鲜卑人的祖先就是黄帝的小儿子，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物来佐证，这里姑且暂以史书为据（《宋书》说拓跋部是李陵的后代，似乎没有多少依据）。
这支部落不停地向北方迁徙，为了表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尊重，就给自己的部落取了个姓叫做“拓跋”。“拓”就是土的意思，“跋”就是后的意思。表示自己永远不忘记后土。拓跋部落靠放牧为生，没有文字，只能用刻木结绳的方式来记载历史。据说在尧舜时期拓跋部落和中原还有些联系，但到了后来随着匈奴的逐渐强大，拓跋部落只好被迫继续北迁，最后被人们遗忘了。
拓跋部落在没人知道的地方繁衍壮大，历经了六十七代后，出了一位厉害的酋长，叫做拓跋毛。拓跋毛逐渐统一了三十六个小部落，并创造了九十九个姓，成为北方的一股强大势力。又过了五代，拓跋部落出了一位叫做拓跋推寅的酋长，推寅就是钻研的意思，拓跋推寅钻研了一下认为眼下他们生活的地方不适合居住，就领着部落南迁到方圆千余里的大泽（很有可能就是贝加尔湖），这个鬼地方“厥土昏冥沮洳（我也不晓得这是啥意思，呵呵）”，又过了七代（注意，他们开始进入了能估算出纪元时期的信史时代），应该是在东汉末年，部落的酋长拓跋邻接到神仙的指示说“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拓跋邻酋长考虑到自己年老体衰，已经无法完成神仙的指示了，就传位给儿子拓跋诘汾。
拓跋诘汾继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尊奉神仙和老爹的命令搬家。但南迁的道路崎岖艰险，而且没有人认识路。大家正在为是否继续南迁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匹神兽从天而降，它长的像马，叫声像牛，指引着拓跋部落继续南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终于走出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的蒙古高原（或者是大兴安岭，如果拓跋诘汾不幸祖籍在嘎仙洞的话，那么拓跋部落就是由北向南地走过了整个大兴安岭），来到了昔日匈奴全盛时的故地（这样看起来拓跋部落的身世就很可疑，因为黄帝时由中原到西伯利亚的道路，并不比拓跋诘汾时大泽到匈奴故地的路好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