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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亨虽然不至于捶胸顿足的大呼“郁闷”，但肯定心里很生气。不过，那时似乎常会发生误打自家人的事情，比如前面哥舒翰的惨败，就是因为自我消耗乱成一团。不过哥舒翰那次失败大伙互相认错是有原因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放到今天，我们可以用“扬沙”或者“沙尘暴”来形容当时的天气，但那时候的人们肯定不晓得这两个词。推测一下的话，当时是由于风沙太大的缘故以至于人们互相认错，那么这个程度是不小的，超越了“扬沙”，可以算作“沙尘暴”了。在同时期，唐书上还记载了一件事，“上初发平凉，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上行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有人认为这是欲盖弥彰，是史家为了证明李亨是被迫去灵武而杜撰出来的。我觉得并非如此，虽然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史书毕竟大部分是可信的。无论如何，写史的人不可能到处随意乱编，我们也不必如此过敏。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当然什么黄龙之类的是故弄玄虚，但要说大风飞沙，则是非常有可能的。前面哥舒翰遇到的风沙，还有后来安史之乱中某场战斗也是因为风沙的缘故，又重蹈了哥舒翰失败的覆辙。由此可见，此时的陇西一带，已经有了现在黄土高原的雏形，也就是说当时的生态环境已经开始逐步破坏。只是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能够懂得环保，或者再来个可持续发展战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风沙很凑巧地阻止了李亨前往其他地方，成为了回趋灵武的吉兆。
至于李亨遇到的这次将自己人误认作是叛军的事件，则没有风沙来打扰，是真的认错，可见当时双方都已成惊弓之鸟。
事实上，在李亨去灵武的一路上，并不太平，除却这次稍大一点的仗，其他大大小小也打好多次。在这一路上，有两个人值得我们注意。一位便是前面屡次提到的建宁王李倓，一位则是日后的张皇后，这时还是太子身边的张良娣。
先说张良娣吧。史载当时“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不解，还以为她要帮他御敌，就说：“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这就是男女逻辑的不同了，李亨是这样以为的，而张良娣事实上没有想到要怎么御敌，她的办法是一旦李亨有危险了，她就挺身而出。如果当时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知道她会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她有这个意思就已经很难得了。后来到了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李亨有些心疼她，劝她歇歇，张良娣则说这不是让她自养的时候，“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可以说如果单凭此时张良娣的所作所为，你绝不会想到她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这不禁让人想到白居易的一首诗的后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的死固有鸿毛泰山的区别，但有时候则也有时机的问题。比如昭明太子萧统死的就是时候，如果他要是当了皇帝，只怕比萧绎他们强不到哪里去，而元帝则只留下“破国烧书”的黑色笑话。
而对于建宁王来讲，从马嵬坡到灵武的一路上，是最能表现他才华的机会，但也可以算是最后的机会了。史书关于这次路途中建宁王的作为的记载也不过寥寥几行：
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
这时给李亨充当先锋的便是建宁王李倓。虽然这里没有直接写他武功如何，但敢于血战御敌的话，自是不差。凭经验我们知道在皇宫里长大的龙子龙孙们，往往文才更胜武功（当然也是相对而言），而李倓能够把武功练好，实属不易。再加上建宁王也很仁孝，“上或过时求食，倓悲泣不自胜”，所以“军中皆属目向之”。前面建宁王几次提出应对之策，而且又表现出军事上的一些才能，堪称文武双全，于是不禁令人遐想——建宁王以后会不会建立什么功业？可惜的是，历史并不总是垂青有才能的人，人并不是具备了实力就能够一展鸿图。
就这样，李亨打打杀杀、悲悲惨惨地终于到了灵武。
不久，裴冕、杜鸿渐二人便劝太子登基。不用说李亨肯定又要推脱一番。一般来讲，似乎约定俗成都是要推三次，李亨则又比三次多推了两次。但不管推让几次，都不过是个过场。当然了，不推让的话也确实不合适。一切烦杂的形式过后，曾叫过嗣升、浚、绍最终定名为李亨的大唐第若干任太子，终于在灵武城的南楼登基为皇帝了，他就是唐肃宗。朋友们，我们说了这么半天，终于和肃代两朝挂钩了……
不过肃宗的即位大典肯定是比不上唐代其他皇帝的，一来不在都城长安，没有华丽的宫殿供他举行盛大的仪式，二来又是兵荒马乱之际，一切只能从简。就在南楼之上，肃宗流涕殻ъぃ喟玖耸冈兀沼诓莆砑烊眨薜谜耸蹦懿患ざ俊 �
那么好，既然肃宗即位了，眼前这混乱的形势，他该如何应对呢？
第三部分唐明皇幸蜀闻铃处（4）
六
肃宗即位，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要把“蛋糕”重新分配。
首先是玄宗的身份问题，既然肃宗即位，就只好请玄宗再高升一级，成为唐代第三位太上皇。接下来本应该封皇子们为王了，但由于肃宗即位不正，所以只好等到把太上皇接来之后才能加封——如果太上皇要是永远不来呢，难道永远不封吗？也不是。反正既然有了实，又何必担心名呢？只是有了这么个缘故，使得建宁王在生前再也没有晋升的机会了。
家人都封好了，然后就该封大臣了。这一点上，得位不正的肃宗还是有其自主权的。当下肃宗把拥戴他即位的那些人都封了高官：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然后又封了其它一些官员，大多是太守、节度之类用于防御的武将。
在肃宗即位之初的那段日子，境况比较惨淡，很多兵将人员都被派出去御敌了，留下来的文武官员加一起不满三十人，全部都披着草莱站在“朝堂”上，加上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便骄慢起来。这算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往往最容易骄慢的就是武将。倒不是说文臣就不会骄纵，只不过文臣更文雅一些，也更懂得礼数，而武将则粗犷了许多。汉朝初建时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还要糟，甚至有人醉酒后会拔剑击柱，和这个相比，在皇帝面前大呼小叫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唐初虽然没有这样，但有一次大将尉迟敬德竟然当着太宗的面殴打江夏王李道宗，也是奇闻一件。而在肃宗面前，大将管崇嗣“背阙而坐，言笑自若”，也有失体统。当时李勉便立即弹劾，经过这件事，总算煞住此风，于是肃宗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李亨是七月辛酉（初九）到达灵武的，三天后也就是七月的十二日（甲子），当时仍为皇上的玄宗到达了晋安，同一天肃宗即位，又过了三天，即七月丁卯（十五日），大概尚不知自己已晋升为太上皇的李隆基仍以皇帝口吻下了一道“诏书”（此时应该称为“诰”了），命令太子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节度都使，收复长安和洛阳，然后又分别命永王李璘、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各领几路节度使平叛。
这道“诰”历来被认为是唐玄宗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让永王李璘他们起兵以牵制李亨。不错，是可以这样理解，谁让历史上发生了这么多次父子兄弟争权的事件呢？但是细思量的话，却觉得单纯地把它归到争权那方面去似乎又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时间上。这三个比较重要的日期，辛酉、甲子、丁卯都是确定了的，通鉴、唐书上均明确记载，而且也明确记载了玄宗真正得知太子即位是八月的癸巳，那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玄宗是否真的想过要牵制太子呢？
我们先抛开这个复杂的问题，先来说说这道诰造成的结果，那绝对是玄宗不愿看到的。当时由于只有永王李璘出阁赴任，所以三王中真正执行了玄宗命令的就是李璘。想必李璘大家都不陌生，而且也都知道他最后以失败告终，因为李白就是受他牵连流放夜郎（当然后来遇赦没去成）。永王招兵买马，的确是奉玄宗之命，但他的主要目的，是平叛，还是骚扰一下肃宗的皇权，就不大好说了，总之，官方的记载是写他有“异志”，却又“未露其事”。其实，手握兵权，即使没有异志，也不容易说清楚，但何况兵权这个东西又的确容易让人滋生野心。这种情况下，肃宗让李璘回到蜀地，应该说这个措施并不十分过分。只是李璘不识相，或者不愿意识相，又或者不能识相，这样便有了当涂之败。于是乎，玄宗也只好在大骂李璘一通之后把此时已被杀死的儿子贬为庶人。
李璘不愿听肃宗命令的三个可能，即上面说的不识相、不愿意识相、不能识相。第一个是他真的不识相，不懂宫廷斗争；第二种可能，即不愿意识相，则是由他自身野心所致；第三，不能识相，这就关系到玄宗了，毕竟这是他的命令。真实的情况，也许这三个方面的可能都有，唐书里就很明白地写了“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而野心又是在那样地位的人很难避免的，他们又不是圣人，一旦有了机会，怎会不心动（要注意，心动和行动是不一样的，行动是可以约束的，而心动就无法控制了）？最麻烦的要属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玄宗的诰到底有没有牵制李亨的意思——这样，我们的问题又转回来了。
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帝王将相的心思哪里这么容易猜测？
如果单看玄宗那道诰的话，绝瞧不出来什么问题。这份诰，并非玄宗亲自所写，而是贾至的作品，收录在《全唐文》中，题为《元宗幸普安郡制》（清时编全唐文，避康熙的“玄”，所以“玄”一律成了“元”，这也是房“元”龄、李“元”霸的由来）。里面的内容比通鉴上引用的可要多了许多。诏书中往往在要给谁封赏加官的时候，先称赞其人一番，玄宗这道诰中也不例外。从称赞的话来讲，绝对有利于肃宗，因为待遇都不一样——太子被单独拿出来称道一番，而三王则并列一起称赞了两三句。如果我们注意唐初高祖的诏书的话，其中太子和秦齐二王往往都是各自被夸奖一番的，那么可见，肃宗的地位高出三王许多。但由此来推断玄宗并无为难肃宗之意，有个致命的要害，就是这只是表面文章。
所以，我们只有将这层表皮撕开，才能探寻这温情脉脉的表面下，到底隐藏着什么。于是，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份诰，分析着，联想着——大概古时的文字狱就是这么产生的。
第三部分唐明皇幸蜀闻铃处（5）
如果像上语文课那样来一次全方位的解析，我们可以分段阐述，然后概括各段大意，最后来个总结。但我们不是庖丁，没必要解牛。这道诰中前一部分是很没有意思的，无非就是“话说隋朝末年是多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