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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桌沿下面，脖子越绷越紧，他旁边的陈余忍急忙轻轻拍打他的背，直到大家又看见了他的脸。“怎么可能呢？”吴鹤声尽力忍住笑问。“说来话长。”我答，我没兴趣给他们讲我的故事。
煤油灯的捻子越来越小，小火苗乏乏地歪向一边。那些稍稍离开灯光便看不见的小蛾虫，在灯光和阴影间闪出闪进，忽隐忽现，很多虫子一碰火焰立即就焦了，发出咝咝咝的细响。煤油灯四周，黑色的尸体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有些呛鼻的焦糊味儿。小蛾虫的死，让我觉得死是容易的。我的死并不比它们庄重多少，说穿了，我和它们是一样的，死了就死了，没什么了不起。就和它们死了，我没一点感觉一样，我死了，别人也不会有感觉。一个人和他的一点小小的心事，一点看不好的小毛病，对这个没边没沿的世界来说，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坦然地对待死，死并不可怕，死是舒服的，死是温暖的，死是有诱惑力的，是的，是诱惑，是特别明确的诱惑：如果我自杀了，明天早晨顾婷娥知道了，多少会对我有些敬意！她会念叨，杜仲还知道羞耻！杜仲还算是条汉子！这样想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急不可待了，心跳得嗵嗵嗵的，就像大姑娘盼着出嫁一样。我只得克制着自己，才能坐着不动，才能继续和他们说说话。
“杜院长，你得给卫生局反映反映，全世界的麻风院，没有不让穿隔离服的，卫生局要是不管，我们就没法干了。”谭志一直想说话，终于说出来了。我禁不住一笑：“谭大夫，外面的情况，你还不了解吗？”他立即说：“革命革命，造反造反，总得讲一点道理吧，没理寸步难行，有理走遍天下，我就不信，没个讲道理的地方了，我们这些麻风病大夫长年四季待在这鬼都不来的深山老林里，已经够可怜的了，现在连隔离服都不让穿了，让卫生局那些干部来试试看。”我不怀好意地说：“明天你就去卫生局把这些话说给他们。”他答：“别说卫生局，党中央我也敢去！”我没让自己笑出声来，但是，我实在坐不住了，我打算去外面走一走。
我要死的决心没有动摇，我发现自己一出院门，就不由自主地面对韬河方向，面对着父亲所在的方向，就像是在求他谅解，因为，我不光是我自己的，更是父亲母亲的。我从小就意识到我不光是自己的，更是父亲母亲的，更是那个故事的。我为什么总是贪生怕死，就是因为，活着是我的责任，我有责任活着。
父亲，对不起！我多想大声地喊，让远在韬河的父亲听见。我还想，今晚如果和父亲在一起该多好，我估计我会大着胆子嘲笑他几句。我要问他：你现在还认为新的时代有一个足可消化钢铁的肠胃吗？它真的可以把旧时代的一切恩怨都消化掉？你曾经是国民党的骑兵营营长，一个区区骑兵营长，是多大的历史问题，都难以消化！再别说“一切恩怨”了。其实，事实表明，父亲对自己的判断，早就有所怀疑了，要不然他怎么会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我打发到“绝对安全”的麻风院呢？有意思的是，父亲又一次失算了，麻风院里也不见得安全，来了一个16岁的红卫兵小将，麻风院里立刻就不平静了。更让人恼怒的是，这家伙是我亲自从火堆里救下来的！
我没处可逃，也没处讲理。
我只有死，只有死！
死之前我愿意在院门口蹲一会儿。
我看见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我20多年的生命，正变成无数的瞬间，从一个奇怪的高空，刷刷刷跌落下来。大概只用了半秒钟，我就看清了自己的一生：
想死（2）
那是一个独自走在街边的男孩，书包在他屁股上一弹一弹。他身上有一个明显的标志，脖子上除了红领巾，还有另一样东西：长命锁。红领巾有意无意地遮住长命锁。街的另一侧是一堆孩子，他们中有人喊他：“喂，长命锁……”
全班就他一个人有长命锁，所以，他的名字从来就不是杜仲，也不是锁柱，而是长命锁，只有老师在上课点名的时候，才会叫他杜仲。他是学习尖子，老师提问时，一般总是先让若干个差学生站起来回答，最后再请他说出最好的答案。不过有一次，算术老师竟然也和学生一样，在课堂上说：“长命锁，你来算算这个题。”
算术老师的语气在他听来，简直是下流的。他就灵机一动，故意弄错了答案。他能感觉到，教室里的空气有多异常，老师和同学们有多意外。回到座位上时他心里有种小小的满足感。回到家，他哭着要求父亲和母亲，取掉长命锁。母亲还是那句话：“长命锁要自己磨断了才能取，不然……”“不然”后面的内容令他全身打颤，于是，他觉得和那个母亲没说出口的东西相比，在班里受一点嘲弄，就不算什么了。
他不知道长命锁是什么时候戴在脖子上的，好像生来就有。他观察过，县城戴长命锁的孩子其实很多，不过，多数是刚刚学步的小孩子，而且，多数是用老太婆的裹脚布或残损的马缰绳做的，外面缠上一层红线而已，梢子上也只是用针线缝住的，依讲究，它自己磨断的那个瞬间就可以被扔掉，抛进韬河，让水带走。
而他的是直接用铁打的，外面也缠上了一层红头绳，两端则是用一把结结实实的小铜锁锁起来的。他知道，钥匙在干爸手上。
那是一个不太冷的冬天，他和四个姐姐杜琴、杜梅、杜丽、杜玉，五个人随母亲回到乡下的舅舅家走亲戚。舅舅家隔壁是一家豆腐坊，面街，房子很低矮，门也很低矮，门槛却很高，屋内的正中央几乎是一进门的地方，便是一个通常总是热气腾腾的大锅，大锅里通常总是白花花的云彩一样的豆腐脑，五个城里来的孩子总是受到格外的优待，常常每人能得到半碗豆腐脑，那豆腐脑细看时是发青的，像蚕的颜色。
有一次，他玩了一圈回来，在打算进豆腐坊看看之前，有些便急，便钻进豆腐坊后面那个废园子内，打算去好好蹲一蹲。他知道那里面有两间破败的房子，都没有门窗，满院子杂草。他进了院子，又向右手的房内走去。他刚迈出右腿，就看见一个情景：一个赤裸的小女孩站在一个光着屁股的大男人面前，男人跪着，手上握着一个白晃晃的大得吓人的东西，女孩勾着头，盯着那东西……他缩回身子，掉头就跑。跑回舅舅家时，发现裤裆是湿的。他始终不敢把看见的情景说给任何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那情景留给他的突出印象就是“大”，站着的男人像一个巨人！男人手中那个白晃晃的东西同样大得吓人。它就像一个发光体，久久地悬在他记忆里。那个情景，尤其是男人手中的那个东西，侵入他视野的方式几乎是野蛮的，他一直坚信那个情景是所有坏东西中的一种，如洪水猛兽！那之后，父亲仍旧隔三差五地讲伯父、爷爷和奶奶的死亡故事时，他的感受就更加复杂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故事无论如何激不起他的复仇欲，而是完全相反，令他更加胆小怕事，更加惧怕成为成人世界中的一员，惧怕长大之后不能不考虑复仇这类“大”事情。因为，在他眼里，“大”不光是“小”的对立面，更是坏、丑、羞耻和残忍。
事后很多年，一想起那个白晃晃的东西，他就有种喘不出气的感觉，他不可想像，一个成年男人怎么可能长着那样一个大而丑的东西呢？难道所有的男孩长大了都必须是那样吗？那么它平时放在哪儿？他完全无法想像！而当时，明摆着，狗日的正打算把它送进女孩的身体里去。那女孩，站着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男人跪着高。他抽身逃走之后，那个男人又做了什么？后来的事情，是多么不可想像呀。
而那女孩却是那样娇小！他和她在一起玩过的，她连一个虫子都不敢摸，一次他捉了条蚯蚓，放在火柴盒里，让她猜里面有什么？她说是空的，他手指暗暗一推，她一看吓得大喊大叫，噘着嘴好一会儿不理他。可是，她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个大男人面前！她甚至勾着头，仔细端详着男人手中的东西！那又是为什么呢？
后来那个大男人找见他，硬塞给他一颗水果糖，他只好抓在手里，因为，他很紧张。他也相信，她肯定没少吃过那家伙的水果糖。
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彩云。
隔了一个假期，他和四个姐姐再去舅舅家时，发现彩云还是原来的样子，没一点变化，和姐姐们一样，快快乐乐，没心没肺，整天就知道跳方、踢毽子、染指甲。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整整担忧了她一个学期，有几次还梦见过她，有一次梦见她的身体被一个尖锐的东西穿透了，就像人们烤肉的时候将肉片串在铁丝上一样！他甚至怀疑过，下次再去舅舅家能不能再见到她？或者见到她，她还是不是原来的样子？但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快乐，那么娇嫩。他偷偷观察她走路的姿势，想找出一丝异常来，也没有，他还捉摸她的眼神、她的声音，都看不到任何异常，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那个大男人也依旧在村里摇摇摆摆地走路、大声说话，人们仍然和那家伙有说有笑，阳光还是均匀地洒在所有人的脸上！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十分难堪，他的担忧和恐惧，被这一切证明是多余的。他不明白，自己既然可以是学习尖子，算术题老师每每讲到一少半时就全懂了，有人甚至夸自己是神童，可是，另外一些看上去简单明了的事情，自己怎么偏偏又弄不懂呢？
想死（3）
母亲的工作在油坊，油坊是一座又大又高的尖顶房子，尖顶处开着个四方的天窗，阳光总是从天窗的边上斜着照进来，从地中央那个宠然大物上掠过。那是土制的榨油机。榨油机上最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一根五六米长的柱子，圆圆的，一个大人刚能抱住，它总是一头高一头低地横在油坊的地中央，油腻腻的，看上去又凶狠又粗野，他不太喜欢跟着母亲去油坊，就是因为，他不喜欢看着它那霸气十足的模样。
他甚至开始讨厌干爸大牛了，因为，干爸的身材是粗壮的，干爸笑的时候，能把房顶的灰尘震下来，干爸走过来时，像一座山倒过来。
有铁路从舅舅家村旁通过，舅舅家那个村子是个小站，绝大多数火车经过时只是微微减减速而已，很少有停下来的。但是，那天有一辆货车缓缓停下了。货车到站时，他和四个姐姐，还有彩云，还有几个孩子，正在山坡上挑野菜。
货车从远处的山洞里钻出后，身子软软地摇摆着，大家的呼吸变得紧促了，每一个人都露出谦卑的样子，盯住那个疯狂喘息着的怪物一动不动。他们想不到，它停下了，它疯狂的呼吸停止了，它变得安静了。他们突然欢叫着一拥而上。他也不得不跑，但很快就被甩在了最后面。他不知道大家跑了去要做什么。他害怕所有巨大的东西，自然包括火车。火车是他见过的最占地方的东西，它从铁轨上不可阻挡地碾过时，整座大山都会发颤，而他自己，不小心还会遗尿。他对火车没一点好感。可是，大家都跑去了，他便不能不跟着跑去。他总是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中，既想独自一人待着，又不愿被大家孤立。他尾随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