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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朋友刘侦侦。她确实向窖洞这边走来了，除了竹筐并没带别的东西。突然，她蹲下来，从竹筐里取出个东西，是个头罩，一顶有帽沿的旧军帽，底下又缝了个白布套子，套在头上后，再把底下的绳子系紧，嘴和眼睛的地方都留着洞洞；接下来，她还戴上了手套，把两个裤腿也用绳子绑紧了。她重新把竹筐提在了手上，慢慢往前走，就快到窖门口时，喊我的名字：小天鹅，小天鹅，小天鹅。我听见了，却不知道回答，像哑巴一样。她说：“是你家杨勇打发我来给你送饭的，他忙得很，顾不上来，你妈也忙，小天鹅，你千万别灰心，我听说以后麻风病能治好。”我想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嗓子好像坏了。她又说：“你别担心，肯定不会把你活埋的，团长说，过两天能抽出空了，就派人把你送到麻风院。”我听见她脚步声响到了门跟前，我快吓死了，好像她才是麻风病，我是好人！我听见她在开门，我急得东看西看，想找个洞钻进去，想变成鬼飘起来。
杀人犯（2）
好在她没有推门，声音从门缝里传进来：“小天鹅，门现在开了，你想出来走走，就在近处走走，千万别走远，别让人看见。”我还是说不出一个字来。她的声音哭兮兮的：“小天鹅，那我就走了，你快把饭吃了，下午我再来。”
听见她真的走了，我急忙爬在窗缝上看她，她头上的罩子还在，筐子还是抱在右侧的怀里。没走几步，她就像是要跌倒了，歪歪扭扭地蹲下来，头罩一晃一晃的，蹲了一会儿，站起来又走，没走几步，又蹲下来，取掉了头上的罩子。我知道，她在哭。可我一滴眼泪都没有。到现在我还奇怪，我当时为什么不哭，嗓子眼干干的，眼皮子也干干的，本来我是以爱哭出名的，我的眼泪很容易就会掉下来。
我突然想起门口有饭，这才知道自己饿坏了。下了炕，拉开门，看见门口除了一个白色的饭盒，还有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先拧开水壶，一闻，是水，不是酒，还是热的，甜滋滋的，喝了一大口，然后又打开饭盒，看见了蒸烂的羊肉块子，放了很多红辣椒。我一看就知道是刘侦侦亲手做的，因为我们团里蒸羊肉，她最拿手，她也知道我吃辣椒厉害。只有肉，没有酒，说明这确实不是最后一顿饭！
你看，我还是想活，还是怕死。看见红辣椒的第一眼，我心里猛地一热，觉得还是活着好，别的不说，活着就能吃上红辣椒，死了就吃不上了！于是我想，我要去麻风院！我要活下去！过两年说不定麻风病真的就能治好了，说不定我小天鹅还可以上舞台演戏呢！我把一饭盒饭吃干净了，最后留下两瓣红辣椒，放在嘴里慢慢嚼着。好辣好香的辣椒啊，辣得我好舒服，我庆幸自己昨晚上没自杀，终于挺过来了。
这好像是我心里的一个转折点，吃饱肚子后我看到外面有石头瓦块，就决定搬一些进去，把窖洞四周的那些老鼠洞都堵住。我估计我还要在窖洞里待几天，现在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团里和家里人可能一时抽不出空送我去麻风院，那么我应该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像个样子。
我还找到了水，洗了脸，漱了口，把画了一半的妆也洗掉，脸上这才舒服了。身上还穿着青绸褂子和白裙子，只好继续穿在身上。
这样一来，精神好多了，我竟然还在窗底下补了一觉。后来是一只老鼠把我弄醒的，它尖尖的牙齿咬疼了我的耳朵。我把所有的洞都堵死了，怎么还有老鼠？我气得要命，跳起来满窖洞追着打它，最后它从门缝钻出去了。
下午刘侦侦真的又来了。我看见她来了，急忙躲回窖洞里，把门也推严。她还是先把头罩住，戴上手套，打好绑腿，然后抱着筐子向近处走来了。她还是那么喊着我，声音模糊不清：小天鹅，小天鹅，小天鹅。我头挨着墙，大声说：“侦侦姐，你别管我了！”她说：“你家杨勇忙得很，顾不上来。”我的声音更大了，明显带着怨气，对杨勇的，对我妈的，对所有人的：“让他们快来把我活埋了算了。”刘侦侦说：“小天鹅你千万要坚强，别胡思乱想，团长说过两天有空了就送你去麻风院，听说麻风院条件不错。”我这时才不由自主地放声哭起来，我想不通为什么总是团长团长的，我家里人怎么都死光了，一个都不露面？她等了一会儿，用哭腔说：“小天鹅，我也忙，我先走了，还需要什么明天给你带来。”我刚好看见一只老鼠从眼前跑过去了，就答：“这儿老鼠多，把我家的猫带来。”她答应着就走了。天黑前她专门又来了一趟，真的抱来了我家的猫，小四。
开门（1）
刘涛局长给我交了底，新任县革委会主任金山是顾婷娥的舅舅，其实并没有“必须治好麻风病才能执行死刑”那个“规定”。刘局长还安顿，一定要照顾好顾婷娥，函上那句“必须同时戴着脚镣手铐”的话，也千万别当真，更不要“就地处决”！“听明白没有？”刘局长拍着我的肩膀，用很有深意的眼神看着我。
“也别让她本人知道。”刘局长还说。
交待完这件事，我们一同去卫生局，领了4月份国家给麻风病人供应的粮票、肉票和糖票。然后我牵着小公马离开卫生局，去肉店买肉。我刚一走进肉店，里面排队买肉的人就全跑掉了，有人认出我是麻风院院长了。这样的情况我经常遇到，于是我买了一只羊腿，就迅速离开了，随后又去买了些白糖呀盐呀醋呀这类东西。
这时太阳已经明显西斜了，该去接小天鹅了。是呀，我不习惯叫她顾婷娥。在我心里，她永远是小天鹅。我只能叫她小天鹅。虽然我已经知道，她现在是麻风病人，还是杀人犯，但我总觉得我正要去接的人就是当年那个傲气的小美人——她刚刚给我洗完头，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和她的头发里有一样的香味！
我也说不清，接上她之后怎么办，明摆着我们必须步行到麻风院。小公马身上已经驮着东西，骑也只能骑一个人。一个利索人步行到麻风院至少得六七个小时。况且，天黑之后还不能走，很多地方的路白天走都危险。如果马上出发，天黑前只能走到原始森林的边上；我们也不可能住店，我有麻风院的工作证，一出示能把人家吓死。如果人家知道我还带着一个麻风病人，麻烦就更大了。最好在县城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出发，用一天时间走到麻风院，但是，我父亲不让我在家里多待一分钟！
我已经正对着北边山坡上那三孔窖洞了，但是，我实在迈不开步子，我放开小公马，干脆坐在一棵大梨树底下，想把事情想清楚。
小天鹅怎么会得麻风病呢？而且还杀了人！这个问题之所以费脑筋，就是因为此刻我不能不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高中毕业后我阴差阳错上了麻风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麻风病医生，前不久还报名去麻风院当了麻风院院长。我这辈子为什么好端端跟“麻风”两个字绑在了一起？而小天鹅为什么偏偏得了麻风病？
你看，两个问题成了一个问题，成了一个问题的一半和另一半。不是我要这么想，而是我不这么想都不行，因为这一切太像天意了。
换句话说，小天鹅如果不得麻风病，这辈子和我不可能再有任何关系；我如果当初没学麻风，后来没上麻风院，也不会再和她有任何关系。毫无疑问，是麻风病把我们重新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时候，我才明白，她其实一直都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虽然我也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考虑过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因为，那实在太遥远太不着边际，太不可能了。后来我虽然不去看戏了，可是你知道韬河县城并不大，街头巷尾是很容易碰着的，而我们从来没说过话，就像根本不认识一样。我们最后一次说话，是在我干爸大牛家里，她悄悄问我：“锁柱，你怎么不来看戏了？”你猜我是怎么回答的？其实，我只对她笑了一下就转身跑掉了，因为我的眼睛花了，我感动得差点要哭出来，我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蹲下来哭了好一会儿。这已是整10年前的事了。
我爱她，一直爱着她，坐在梨树底下时，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点。而且，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自己更爱她了，爱她是我的责任！我还没见她，可是，我觉得我爱定她了，不管她是麻风女还是杀人犯！她是麻风女和杀人犯，我才要爱她，才更要爱她！坐在梨树底下的时候，我的想法，一字一句都是这么结实，我还在下决心：好好研究麻风病，尽快找到根治麻风病的办法。我甚至庆幸自己是一个麻风病医生！
我站起来向窖洞走去，从小公马身上取下红十字药箱，背在身上，这样我会镇静一些。在窖洞前面我先大声咳嗽了两声，我知道小天鹅在中间那个窖洞里。我手上拿着钥匙，我打开锁子，推门，却推不开，里面是顶住的。“小天鹅。”我喊。“小天鹅。”我又喊。里面全无声息，好像没有人。“我是大湾麻风院的医生，来接你去麻风院。”我说。“我杀人抵命，活埋还是烧死，快一点好不好？”是小天鹅的声音，是她的声音，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沙沙的、甜甜的，不多不少有点冷，绵里藏针，此刻虽然透着蛮横和绝望，但底音是改不了的。我一听见这声音，就想起了她给我洗头那天的样子，穿着白衬衣，头上裹着白毛巾，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我还闻见了她头发里的香味。“县上把你交给我们麻风院了，说是治好了麻风病才能执行死刑。”我说。我极力让自己尽可能成为麻风院院长杜仲而不是当年那个衔不住鼻子的锁柱。“麻风病能治好吗？”她问，声音里含着嘲笑。“治好的例子也有，不过，还做不到百分之百。”我答。她又没声音了。我敲敲门，说：“咱们得快点走，天不早了。”她不接我的话，却说：“我知道你是谁，刚才我认出你了。”我心里一热，问：“我是谁？”她马上答：“你报名去麻风院的事，我听大牛叔叔说过。”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原来她并不是我想像的那么傲气，并没有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以前叫锁柱，现在叫杜仲。”她说。我蹲下来，把药箱抱在怀里，我看见两滴大泪珠跌破在紫色的药箱上了。“我当年还给你洗过头呢，你总没忘吧？”她又说，我几乎要嚎啕大哭起来。“我请你帮个忙行不行？”她的声音这次在窗边了。“你说。”我急忙擦去眼泪。“麻烦你挖个坑，把我活埋了。”她说，声音出奇的平静。我提高了嗓门说：“那不可能，我手上有县上的委托书呢，我把你活埋了，我也成杀人犯了。”她一听便喊叫起来：“我杀人偿命，迟早都是死，你们为什么还要折磨我？”我重新站好，说：“既然有规定，就得按规定办。”“那我宁愿饿死在窖洞里。”她说。然后就一声不吭了。我过去爬在窗户上向里面看，看见她靠墙坐在炕上，她的眉毛还在，头发也还有，这说明她的病并不严重，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麻风病，在韬河被误诊为麻风病并被活埋或烧死的情况并不少见。“小天鹅，你把门开开，我进去给你检查一下，说不定你不是麻风病。”我说。“肯定是麻风病，我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