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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杜家庄，我照旧从河湾里绕了个大圈子，直接去了河湾边的堂叔家。等了大半天才等来堂叔。因为那场家族仇杀堂叔和父亲来往很少。父亲说，事情出了之后他的叔伯们全都躲得远远的，连善后事宜都不敢插手。堂叔的长相和说话的味道都接近父亲，父亲死了，堂叔这张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有用了。我可以借着这张脸准确地回想起父亲。我说我是随便来转转的，堂叔半信半疑。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吧？”我想让堂叔带我去看看“三里坡”。我从来没去过三里坡。到了三里坡，我们就不能不谈那场家族仇杀了。
堂叔说，我们和“对方”家其实刚刚才出了五服。说起来，还是一家人。两家的仇视，最早是由鸡毛蒜皮引起的。从村子里一进河湾的地方有我家的一块菜地，里面种着一些菜。某一次，对方家的驴啃了我家菜地里的萝卜，我奶奶就在对方家门口指名道姓地骂，对方不承认，我奶奶又没逮住驴，两边就你一句我一句乱骂一气。骂到后来，我奶奶让人家推了一把，就“倒下不起来了”。我奶奶“得理不饶人”，一直骂到半夜。人家关着门，不吭声，她还在骂。这样的事情在农村随处都有，不足为奇。一般是，两家的女人骂了个底朝天，而男人见了面还是嘻嘻哈哈的。不过，这两家的男人有些特别，我伯父是县保安团的副团长，对方家弟兄五个，四个在外面干着打家劫舍的营生，当然，也有可能是劫富济贫，都有一个“劫”字，差别却大了。一次，对方家的老二在固原抢人时被抓了，关在牢中，有掉头的可能，对方就设法递出条子请伯父出面说情，由于奶奶的阻拦，伯父“佯装不知，坐视不管”（堂叔的话），于是老二终究被枪毙。随后对方开始报复。
一次爷爷突然失踪，经打听，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伯父用几十两银子把爷爷赎了回来。事后判断，是对方家指使人干的。但也有很多人证明和对方无关，爷爷的失踪，其实是单纯意义上的绑票。当时是“乱世”，“匪患”遍及全国，到处都有地方武装和“劫匪”，有钱人家，被敲诈勒索的事情时有发生。可是，奶奶只相信是对方家干的。再后来，对方家老三在韬河境内犯事，身为副团长的伯父迫于奶奶的压力，下令杀了老三。还把尸体的手和脚分别捆起来，中间插了根长长的棍子，像羊一样从村中央抬了上来，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一齐从脑门上冒出来，再从头发梢子上滑下去，弯弯曲曲，滴了一路。翻过年，即“民国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早晨”，伯父死于三里坡。同一天，爷爷死于河湾。第二年，奶奶死于家中。
“你见过我伯父吗？”我问堂叔。
“怎么没见过？”堂叔答。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他从小就顽皮，15岁和人打架，就叫人家剁掉一根指头。”
手指（2）
“左手还是右手？”
“好像是，右手。”
我问杜仲：“这个故事，你听了什么感觉？”
杜仲说：“我后悔，我不应该知道。”
我问：“为什么？”
他答：“听完之后，我再也不想回杜家庄了。”
我问：“和杜家庄有什么关系？”
他说：“他们讲那个故事的口气，我受不了。”
我问：“你觉得，他们有偏向？”
他说：“不，偏向任何一方，都让人讨厌。”
我问：“他们怎么说，你才满意？”
他答：“怎么说我都不满意！”
我转移了话题：“你父亲为什么到最后才说出真相？”
他厌烦我的追问，但还是开口了：“我父亲其实一直都很矛盾，说还是不说？怎么说？都很矛盾，为了激励我们有出息，他必须说。照实说，又担心没激励的效果。为什么临死的时候才说出真相？是因为，他实在担心我们心里有疙瘩，真去报仇。其实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他就担心一样东西，不是别的，就是死。”
我问：“你现在对他多了些理解？”
他说：“不，还不是这样。”
我问：“是什么？”
他闷坐了好一会儿，说：“其实，就两个字，讨厌！”
我问：“讨厌什么？”
他答：“我自己也有孩子了，可是，我不知道以后拿什么激励我的孩子？这些老故事我打死也不会讲给他们的，可我还能讲什么呢？”
我说：“你可以把真相告诉他们呀！”
他说：“真相？什么是真相？”
我说：“你堂叔讲的，你还是不相信吗？”
他说：“信与不信没有区别！”
我问：“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
英雄
想不到，县广播站把我的事情播出来了，连着播了三次，大意是：杜仲当年报名去麻风院，是了不起的举动，再从大火中死里逃生，在深山老林里像野人一样待了10年，如今回来，一时难融入社会，应该受到社会的关爱，而不应该冷眼视之。关于我的病，说得很细，什么“怕听密集的脚步声”，什么“怕闻煤烟味”，什么“神经脆弱”、“怪病缠身”，诸如此类，能把人羞死！总之，正像干爸所说的，我不小心成半个了，一个被“文革”和“四人帮”损坏成“半人半鬼”的英雄。“半人半鬼”是我从广播的语气里听出来的。其实就差明着说出来了。从此我更加不敢出门了，更怕见人了。
全县城的人都认识我了，见了我都免不了要朝我底下扫一眼。由于我的存在，全县城的人都染上了窥阴癖。全县城的人都在窥视我的生殖器。有些人知道掩饰，不经意地看一眼就行了，有些人，比如一个傻子，竟然歪着头，明确向我表示他在“偷看”什么，嘴里还嘿嘿嘿的，还做出一种捉着东西撒尿的手势。连一个傻瓜都敢这样，说明我活到什么份上了。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换脑筋想了想，让我当个傻子，也比夹不住尿好。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还得顺应民意，装成被损坏的样子，走路有气无力的，脸上随时挂着病歪歪的表情。我发现，很多成年人见了我，对我确实有些敬意，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甚至点头哈腰。也有人见了我就躲，就好像我是个怪物，近不得，疏不得，还不如早早躲开了事。一次和一个小学的同桌碰了个满怀，同桌就像撞见鬼了一样栽了个大跟头。我把他扶起来时，明显感觉到，他的身子在抖。我还碰见过一个长着兔唇的女孩，有十五六岁，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我，我走哪儿，她跟哪儿。我停，她停。我故意转了个大圈子，快到城外时，回头看，她躲在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我突然来了勇气，向她走去。她定定地站着，后来突然蹲下来蒙住脸哭起来。我问：“小姑娘你怎么了？”她不吭声，只是哭。我说：“有什么事？告诉我。”她只是哭只是哭。我走也不是站也不是。后来来了个老头子，喝斥我：“喂，你他妈的干什么？”我说：“我没干什么！”他过来狠狠推了我一把，还揣了我一脚，我倒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睾丸疼，疼得很厉害。那一脚踢在我的睾丸上了，我这才知道。不过，人家是不是故意的？我说不准。我想，为什么不踢得更狠一点呢？为什么不完全踢坏呢？老头子把兔唇姑娘拉走了，她不停地回头看我，我看清，她一脸粉刺。我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在一些人眼里我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说白了，就是个神经病，完全有可能引诱甚至欺负一个长兔唇的女孩。
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晚上，我们刚吃完饭，就听见有人敲门，来人竟是踢了我一脚的老头子，手里提着不少东西，一来就做出“罪该万死”的样子，点头哈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母亲和蝴蝶他们一头雾水，我也一样，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我就急忙显出和“我的身份”相符的样子，说：“没事没事，坐吧，坐吧。”老头子就诚慌诚恐地坐下来，怯生生地看着我，说：“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我对他笑着，我能感觉到，我的笑容多宽广。母亲问：“不知道什么？”老头子被母亲的话吓了一跳，急忙转身对母亲，说：“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是鼎鼎有名的杜大夫。”母亲又问：“杜大夫怎么了？”老头子变得结巴了：“杜大夫，就像广播上说的那样！”我一听就来气，我站起来，平心静气地请他走。他不走，说：“杜大夫，我真的不知道，要是知道，我不会——”我大声说：“你快走吧！”他站起来了，我把东西提起来让他带走，他吓得直往后躲，说：“你让我拿走，说明你不原谅我！”这话还真起作用，我又想起自己的特殊身份，就留下他的东西，送他出门。在门外他又央求：“杜大夫，不知者不为过，你千万要原谅我呀！”为了让他快些走，我只好说：“好吧，我原谅你！”他走了，我的舌头凉飕飕的，原来，我在体会我说“我原谅你”时的快感呢！
接着我不由地仰天大笑。
母亲跑过来时，差点摔倒，面色灰黄，母亲肯定以为我疯了。这表明，母亲担心过我会疯掉。母亲的态度也提醒了我，原来，我有疯掉的可能。但是，我好像并不怕疯。我甚至还在向往。我相信疯掉大概比遗尿好受一些。
行为疗法
我没有疯，但是，我变得越来越敏感，我甚至害怕听见和看见“水”呀“湿”呀“尿”呀这些字眼，包括含水的字句，比如：乘风破浪，万水千山，来龙去脉，浪潮，汹涌，肆意，哺育，跋涉——还包括含水的人名字，比如江青、王洪文、张春桥、郭沫若——所有含水的或能让我“联想”起水的字和词，我都好坏不分，一概害怕。可是，当时的广播报纸里，潮湿的字句好像特别特别多。“王张江姚”这四个字，你听，流淌的感觉多强呀！“郭沫若”这个名字，当时出现的频率不比“王张江姚”少，他那首词我还记得几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当时，广播里老有人学江青说话 ：我给—你们—送材料—来了，我是—和工人阶级—划等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