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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
五月六日
人言可畏
一年来我几次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外国朋友，谈到我国文学界的现状，我说，这几年发展快，成绩不小，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涌现了一批有才华、有见识、有胆量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女作家为数不少。
外国朋友同意我的看法。最近来的一位瑞典诗人告诉我，他会见了几位女作家，还读过中篇小说《人到中年》。
我说的是真话，我真是这样想的。评论一篇小说，各人有各人的尺度。我说一篇作品写得好，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因为它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我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勤劳的人民。我读了好的作品，总觉得身上多了一股暖流和一种力量，渴望为别人多做一点事情。好的作品用作者的纯真的心，把人们引向崇高的理想。所以我谈起那些作品和作者，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
一年来我在家养病，偶尔也出外开会，会见过几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论成就当然有大有小，而我所谓的成就不过是指她们的作品在我身上产生了感激之情。她们不是几个人一起来找我的，有的还是我意外地遇见的，交谈起来她们都提出一个问题：“你过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多的阻力，这样多的困难？”
问话人不是在做“作家生活的调查”，也不是在为作家深入生活搜集资料，她们是用痛苦的语调发问的。我觉得她们好像在用尽力气要冲出层层的包围圈似的。我知道事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但是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只是简单地安慰她们说：“不要紧，我挨了一辈子的骂，还是活到现在。”我就这样地分别回答了两个人。我当时还认为自己答得对，可是过了不多久，我静下来多想一想，就明白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沉静的、布满哀愁的女性的面颜。我记起来了，一位作家两次找我谈话，我约定了时间，可是我的房里坐满了不速之客，她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后来才知道她处在困境中，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鼓励和支持，我却用几句空话把她打发走了。
我责备自己，我没有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助力，没有做任何努力支持她摆脱困境。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像她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成就的作家一定会得到社会的爱护。可是几个月中各种各样的流言一次一次地传到我的耳里，像粗糙的石块摩擦着我的神经，我才理解那几位女作家提过的问题。那么多的叽叽喳喳！那么多的哗哩哗啦！连我这个关心文学事业的人都受不了，何况那几位当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个人奋斗和朋友关心活下去的日子里，一位有才华、有成就的电影女明星因为“人言可畏”自杀了。但是在个人奋斗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么“可畏”？
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当爱护它的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如果拿不出优秀的现代文艺作品，单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带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那么对那些无头无根的“人言”，即使它们来势很猛，也可以采取蔑视的态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来我就是这样应付过去的。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还成为“人言”的箭靶，起先说我结婚大宴宾客，宣传了将近两年；最近又说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还要先打听我家里有无“异状”。我总是要“病危”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手边还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说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劝告。她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去南方疗养，听说又在那里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况，我还错怪她不够坚强。最近读了她的小说《方舟》，我对她的处境才有了较深的理解。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竟然是这样的吗？”可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里的确有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小说结尾的一句话：“做一个女人，真难！”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气，为读者写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1）
不久前一位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持工作的朋友来看我。他知道我有病，坐下就说明来意：希望我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讲几句话。我道歉说，我行动不便，少出门，不能到会祝贺。他便说你写三五百字鼓励鼓励吧。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所以朋友一提到这件事，我就明白他的意思：这里面也有你十几年的甘苦和心血，你总得讲两句。
他的话像头一样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本来决定不写什么，但是想到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就有点坐立不安，不能沉默下去了。那么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吧。
我想先从自己谈起。现在再没有人“勒令”我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了。可是每次回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总想写一点“检讨”之类的东西。倘使拿我要求别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每样工作都做得很不够。我当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没有计划，更没有所谓雄心壮志。朋友们试办出版社，约我参加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就答应下来。那时文艺书销路差，翻译小说更少人看，一本书的印数很少，不过一两千册，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们积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几本书的印刷费总够支付，其余的则靠个人的义务劳动，出版社就这样地办了起来。从几本书到几十本书，几百本书，出版社遭遇了大大小小的灾难，一位有才华的散文家甚至为它遭到日本宪兵队的毒手，献出了生命。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掩盖我工作的缺点。我当时年轻胆大，把任何工作都看得十分简单，对编辑、出版的事也是这样看待。不用设想，不用考虑，拿到什么稿子就出什么书。不管会与不会，只要有工作就做。当时做事情劲头大，印一本书好像并不费事。我还记得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那个年轻工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
我这一生发排过不少的书稿，我自己的译著大部分都是我批了格式后发排的。我做这个工作从来粗心草率。抗战初期我看见茅盾同志批改过的稿件，才感到做一个责任编辑应当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近几年偶尔见到别人发排的书稿，我不禁大吃一惊，那样整齐，那样清楚，那样干净！我见过一些西方作家的手稿，有人甚至把校样也改得一塌糊涂，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我惭愧地想：倘使我晚生几十年，不但搞不了编辑的工作，恐怕连作家也当不成。我见过不少鲁迅、茅盾的手稿，它们都是优美的艺术品。而我的手稿，甚至今天寄出去的手稿，还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连小学生的课卷也比不上。我承认作为十全十美的作家我太不够资格，不仅拿出手稿展览我感到脸红，遇到有人找上门来要求题字，我更感到痛悔，悔恨当初不曾练就一笔好字，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社会名流”。
话题扯得太远了，还是简单化好些。工作做得仔细，稿子抄得工整，有什么不好？！不过从著作人的立场看来，出版一本书花费的时间似乎长了一些。一本不到十万字的书稿，我送到一家大出版社快一年半了，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可以跟读者见面。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前些时候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亲戚告诉我，有人夸奖他们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他似乎欣赏这种说法，我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不要做出版官啊！”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
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我并不怕失业，因为这是义务劳动。不过能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好，有关一个人的信用。我生活在“个人奋斗”的时代，不能不无休止地奋斗，而搞好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的项目之一，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
那个时候出版社少有人关心。即使是成名的作家，也找不到按月领工资的机会。尽管在学识上，在能力上我都有缺点，但是我有一种不错的想法：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我不能说我已经办到了。但是我经常意识到我和作家们走向同一个目标。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我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我觉得惭愧的倒是我不曾把工作做好，我负责编辑、看过校样的书稿印出来后错字不少，越是后期出的书，错字越多。对作者和对读者我都感到歉意。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2）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回过头去，倘使能够从头再走一遍几十年的生活道路，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