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释疾逡常逡成鲜浅こ欠沟甑缺本┬率暗恼掌Ｎ以诶锩嫣宋堂懒帷⒄匝胖ァ⒐怀恰⒘种居薄⒅Ｉ偾锏鹊让餍堑牟桓山禾怀恕堆┲星椤贰ⅰ蹲钤兜哪闶俏易罱陌贰ⅰ度嗽诼猛尽贰ⅰ痘ㄐ摹贰ⅰ锻赖哪恪贰ⅰ锻辍返鹊纫恍┠羌改晗不痘蛄餍械母瑁换褂型艄婧褪骀玫氖�
（）
那个本子年代久远，大概从小学五年级一直记到初中，加上当时我在班级里写字还算工整，因此那个本子得以在班级里流传甚广，经常有同学借了去看。
那天葛林拿了本子去抄那首带了简谱的《梁祝》，下午自习课还回来的时候，就不怀好意地冲着我笑，问本子里是不是写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是不是该请客啦。
当时并不记得里面到底写了什么秘密，有秘密也是写在日记本里，怎么会。嘻嘻哈哈的过去，没怎么在意。放学后被数学老师叫去帮忙批作业，迟了半个多小时才离开学校，远远的看到有两个熟悉的背影在河边石头上坐着，溜到墙角仔细一看，原来是于熙和葛林，心想怪不得最近于熙不找我出来散步了，原来是被这小子霸上了。
晚上在台灯下做作业，忽然想起葛林白天说的话，于是找出那个本子一页页的翻，翻到贴着朱茵胶贴的那页忽然想起了下面写着的那几个不像字的字，心想坏了。
那是从北岛湖回来那个下午的事，做语文作业时有个字要查字典，翻字典的过程中忽然发现每个字拼音的后面跟着一个有点像偏旁部首，又有点像日本字的符号，自作聪明的在那个本子里用那种符号写了“于熙我爱你”五个子，以为没人能懂，颇有种在郊外大树下埋了秘密的快慰。
如今葛林问起，料定是东窗事发，又想起放学后葛林和于熙在一起，不由心里焦虑，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再也做不下去作业，又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心里不安得像大雨前的蚂蚁。
第二天早晨见了于熙硬是没敢跟她打招呼，她也没理我，冷着脸看了我一眼。心不在焉的上完了第一节课，马上拉了葛林出去问，果然不出我所料，于熙全都知道了，这对我的确是个不小的打击。心里有气，又不好和葛林发脾气，毕竟他是班上我最好的朋友。
于熙对我的热情从那之后就像熄了火的炉子，再也不曾红火过，直到毕业。
时有想起（七）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高晓松的《同桌的你》不再没命的流行，校园里也不再每个人都争相传唱的时候，终于肯去听懂这淡淡的忧伤，敏感的心学会了不动声色。
于是毕业。
6月11号，毕业典礼刚巧和我生日碰在了一起。那是个不懂得珍惜的年纪，根本无法意识到很多人一别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我们带着一点点新奇、一点点感伤、一点点疯狂，还有一点点说不清楚的东西浪费掉了那个毕业典礼，除了例行公事的讲话、写留言、表演节目、道别之外，我还收到了许多生日礼物。约了一帮七七八八的朋友晚上到家里参加我的生日Party，在走廊见到倚窗望着操场发呆的于熙，踌躇着想叫她晚上一起去，又担心她的拒绝伤害到那最后一点点可怜的自尊，迟疑间有女同学在班级门前喊她的名字，她应了，然后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我要说的话始终没说出口。
典礼结束后大家鸟兽四散，除了葛林之外，约了晚上吃饭的朋友都已到齐，站在学校门口一边聊天一边等他。不一会见葛林捧着两个花花绿绿的盒子气喘吁吁地跑来。
见大家都在等他，不好意思的笑笑，说早晨走得急，忘了带礼物出来，刚才跑去买礼物来着。说完把两个盒子递到我手上，告诉我大盒子里的礼物是他送的，小盒子里的礼物是于熙让他带给我的，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她。
捧着葛林递过来的礼物，道了谢，仔细看了于熙那份，包装精巧别致，心里有一点点欣慰，还有一点点歉疚。我问葛林：“于熙她人呢？”
“刚才在商店门前遇到她的，没走多远，好像是回家去了。”
“你先带大家去我家里，帮我招呼一下，我去找她。”说完，我骑上单车，朝于熙家的方向赶去。
于熙家我是知道的，有几次送她回家，来来回回就记住了，却从没进去过。按响门铃的时候，心还在忐忑着，在想一会怎么说才好。
开门的刚好是于熙，寒暄着让我进去坐，我谢绝了，吞吞吐吐的说明了来意。于熙刚开始还一直推脱，见我态度坚决，也便不再坚持。
路上，两个人没有太多话，略显尴尬的一前一后骑着单车。
时有想起（八）
作为整个Party的主角，那晚我醉得一塌糊涂，这是后来听说的。
只记得那晚我吐了一地，然后被拉回去继续喝，毫无知觉的就醉了，睡到第二天中午才清醒过来。
还听说那晚葛林帮我挡了很多酒，也醉得不醒人事。于熙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的，大家 散场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她的影子。他们还说那个晚上我时哭时笑，样子狼狈……
这些仿佛没有一点记忆，又或许它们已经不再重要，像泛黄的黑白照片一样，躲在隔年的像册里，一句话也不说。毕竟，大家都在往光鲜的日子里奔。
整个假期躲在家里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沉溺于白衣白马、刀光剑影的旧江湖里面，不肯过问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样。
毕业后三个去了不同的高中，同桌生涯终于成了共同的记忆。
然后，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全然不是读初中时的清闲样子，在父母的苦口婆心下，自己也良心发现地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应付功课上，很多同学，就这么少了联系。
葛林进了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眼镜度数也上升到了250，一副往北大、清华奔的架势。他经常骑20分钟单车跑到我这儿混饭吃，两个人在学校附近的小馆子里几盘小菜两瓶啤酒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活像刚到更年期的两个八婆。
他说，三年后打算报考北京的大学，问我要不要去。我能说什么，如果我也能考上北大、清华，哪怕是北师大，也就理直气说好好好，咱们一块儿去。可估摸了一下自己的半斤八两，能考进当地的二流大学已经是烧高香，那种地方想都没想。我说，还有三年呢，想那么远你累不累啊，到时候再说吧。
他批评我没点理想。接着又说，于熙的学校离他的学校很近，前不久还一起去看了场电影，在附近的文化宫。
我说那得恭喜你，重操旧梦。
葛林见我话带嘲讽，连忙解释说他们还是和从前一样，不冷不热的，别多想。
我笑笑，端起酒杯对葛林说，来咱们喝酒。
时有想起（九）
三年后，葛林应愿考去了北京，人模狗样地做起了名牌大学学生，每年放假回来总见他胸前别着个校徽，胸挺得跟丰｜乳广告里的女明星一样。每每见了，我都要狠狠地打击他：“不就是个名牌大学，用得着这样嘛，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是看着人家意气风发的样子眼红，心里直泛酸。那年我勉强进了长春的一所二流学校，之乎者也的学起了中文。于熙还不如我，分数在录取线以下，去了附近城市的一所职业 学院。
我从葛林那里弄到了于熙的地址，便到学校的商店里买了邮票、信封和信纸，给她写起信来。在那之前的几天逛音像书店时买了本周华健的卡带，里面有首叫《最真的梦》的歌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于是在信的最后一段，我工整地抄了几句里面的歌词：
今夜微风轻送/ 把我的心吹动/ 多少尘封的往日情/ 重回到我心中/ 往事随风飘送/ 把我的心刺痛/ 你是那美梦难忘记/ 深藏在记忆中……
于熙很快回了信，字里行间的热情出乎我意料之外。说什么那时年纪，不懂珍惜，现在才觉出爱情滋味，而昨天却又恍然若梦……
说什么悔不该对我爱比纸薄，辜负了对她情比天厚的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回信。只是觉得不小心打开了记忆的笼子，所有关于背影的记忆就这么不翼而飞。
时有想起（十）
2002年的时候搬家，无意间在旧物箱里发现了当年那本吴奇隆的卡带，用手指试了试还能转动，惊喜地跑去找来了年久失修，已有一个喇叭不响的录音机，按下Play键，当年的老歌重又伴着卡带旋转的声音和细微的杂音在耳边轻轻响起，从《祝你一路顺风》到《如果明天能再相聚》……
最喜欢的还是那首《梦不完的你》，在细碎的鼓点声中，依然是甜蜜的忧伤：“也许不 再相遇，也许还有奇迹……”人生千回百转，至今仍不知下一处身在何方。蓦然回首，那些曾经美丽而忧伤的过往，细细密密的布满来时路途，热泪般温暖。
我想，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和他们坐在一起，重温那些旧时的老歌了。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它们也许早已被忘记，我也只是在偶然间想起它们时，想起了当年青春的表情。
时有忘记（一）
自从工作后，我和葛林之间的见面从每年两次减省到了每年一次。彼此生活在天南地北的两个城市，偶尔打打电话，更多的时候是彼此静默，不舍得打扰。只是每年春节，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从各自的城市飞回家乡，像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一样，见上这难得的一面。
几年以来，我们总是很没创意的约在曾一起读过书的中学对面一家叫“三鲜饭店”的地 方吃饭，尽管除了“地三鲜”之外，在这家饭店的菜单上再也找不出和“鲜”字有关、诸如海鲜之类的菜，但仍不能阻止我们对它的热爱。
葛林说这家饭店的名字很容易让他想起当时7毛钱一包、鲜黄｜色包装的华丰牌三鲜伊面，那时候每次买回去泡好后都会觉得这面和包装袋上的图片有些异样，于是怀疑面里的蛋被食杂店里的黑心老板偷吃。他说现在超市里偶尔还能见到这种包装朴实的方便面，只是它摆在一堆花花绿绿的包装中间显得不那么起眼，通常总是看也不看一眼的拿起一碗康师傅或统一100转身就走。吃面的态度也不及当年热情，更多的时候像当下的生活一样穷于应付。
我于是附和着说，现在的流行歌曲也越来越不怎么样，不是咿咿呀呀的无病呻吟就是赤裸裸的揭开你心里的伤疤，然后撒上一把盐让你听了往死里痛。全没了当年咱们听《烟火》，听《吻别》时的深情。
葛林说对啊对啊，当年多好。
忽就想起了当年。我们还都是幻想无边的小中学生，我、葛林，还有当年被班级同学视为班花的我同桌于熙，三个人经常坐在学校旁边小河上架起的木桥上听吴奇隆的歌。顺着河道望过去前方，正好能看到这家三鲜饭店。一次葛林指着这家当时算得上高档的饭店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里面大鱼大肉的吃一次，那时候葛林瘦得跟个猴子一样，鼻子上架着的那副150度的黑框眼镜遮去了半张脸。
如今葛林手里拿着菜单跟服务小姐比比划划的说：“肘子太腻，来点清淡的。”从这张白皙肥胖，架着金丝眼镜的脸上，怎么也找不出当年表情。日子，一晃却已经十年。
葛林从北京那所7岁孩子都叫得上名字的名牌大学毕业以后，在父母的以死相逼之下，放弃在北京发展的大好机会，回了这里的市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