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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淋浴。本来就是作客房用的，但我们图书馆一般没有留宿的客人，眼下完全闲着。由你在那里生活。最便利的是你可以随便看你喜欢的书，只要你在图书馆里。”
“为什么……”我一时欲言无语。
“为什么这样的事是可能的？”大岛接道。“作为原理很简单。我理解你，佐伯理解我。我接受你，佐伯接受我。就算你是身份不明的十五岁离家出走少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那，归根结底你怎么想呢——关于自己成为图书馆一部分？”
我思索片刻，说道：“本来我想找个有屋顶的地方睡觉，仅此而已。更多的事情现在考虑不好。不大明白成为图书馆一部分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如果能允许我住在那图书馆里，自是求之不得，又不用坐电车跑来跑去。”
“那就这么定了！”大岛说，“我这就领你去图书馆。你将成为图书馆的一部分。”
我们开上国道，穿过几个城镇。消费贷款的巨幅广告板，为引人注意装饰得花花绿绿的加油站，落地玻璃窗餐馆，西方城堡样式的爱巢旅馆，关门大吉后只剩招牌的录像带出租店，有很大停车场的扒金库游戏厅——这些东西展现在我的眼前。麦当劳、家庭式商场、罗森超市、吉野家①……充满噪音的现实感把我们包围起来。大型卡车的气闸声，喇叭声，排气声。昨天还在我身旁亲热的炉火苗、星星的闪烁、森林中的静寂渐渐远去消失连完整地想起它们都不可能了。
“关于佐伯，有几点想让你了解一下。”大岛说，“我的母亲从小是佐伯的同学，非常要好。听母亲说，她是个极为聪明的孩子。学习成绩好，文章写得好，体育全能，钢琴也不一般，无论让干什么都首屈一指，而且长得漂亮。现在也漂亮，当然。”
我点头。
“她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有了固定的恋人。甲村家的长子。两人同龄，美丽的少女和美丽的少年，罗密欧和朱丽叶。两人是远亲，家也离得近，无论干什么去哪里都形影不离，自然心心相印，长大就作为一男一女相爱了。简直像一心同体——母亲告诉我。”
等信号的时间里，他仰望天空。信号变绿，他一踩油门，冲到油罐车前面。
“还记得一次我在图书馆跟你说的话——每个人都四处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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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的牛肉盖浇饭连锁店。
“男男和女女和男女。”
“对。阿里斯托芬的故事。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拼死拼活寻觅自己剩下那一半的过程中笨拙地送走人生的，但佐伯和他没有如此寻觅的必要，两人一降生就正好找到了对方。”
“幸运啊！”
大岛点头：“幸运之至，在到达某一点之前。”大岛用手心抚摸脸颊，像在确认是否刮过胡须。然而他脸颊上连胡须痕迹都没有，如瓷器一般光溜溜的。
“少年长到十八岁进了东京一所大学，成绩出众，想学专业知识，也想到大城市开开眼界。她考进本地的音乐大学专学钢琴。这地方保守，她又生长在保守之家，况且她是独生女，父母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东京。这么着，两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分离，就好像被上帝一刀切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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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两人天天书来信往。‘或许如此分开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他在信中写道，‘因为两相分离可以确认我们实际在多大程度上珍惜对方和需要对方。’可是她不那么认为。因为她明白两人的关系已经牢固得无须特意确认。他则不明白，或者说即使明白也无法顺理成章地接受，所以才毅然去了东京，大概是想通过磨练来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更为牢不可破。男人往往有这样的念头。
“十九岁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诗，谱上曲，用钢琴弹唱。旋律忧郁、纯真、优美动人。相比之下，歌词则是象征性、思索性的，文字总的来说是晦涩的。这种对比是新鲜的。不用说，无论诗还是旋律都浓缩着她对远方的他的思念之情。她在人前演唱了几次。平时她显得腼腆，但喜欢唱歌，学生时代参加过民谣乐队。一个听她演唱的人很是欣赏，做成简单的录音带寄给唱片公司一个相识的制作人，制作人也大为欣赏，决定把她叫到东京的录音室正式录音。
“她生来第一次去了东京，见到恋人。录音期间，不断找时间像以前那样亲热。母亲说大概两人十四五岁时就开始有了日常性的性关系。两人早熟，并像早熟男女常见的那样没办法顺利长大，永远停留在十四五岁阶段。两人紧紧抱在一起，每次都要重新确认自己是何等需求对方。哪一方都完全不为其他异性动心，即使天各一方，两人之间也丝毫没有别人插足的余地。喂，这种童话似的爱情故事你不感到无聊？”
我摇头：“我觉得往下肯定急转直下。”
“不错。”大岛说，“此乃故事这种东西的发展规律——急转直下，别开生面。幸福只有一种，不幸千差万别，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幸福是寓言，不幸是故事。言归正传。唱片出来了，一路畅销。而且不是一般的畅销，是戏剧性的畅销。销量节节攀升，一百万、二百万，准确数字无从知晓。总之在当时是破记录的。唱片封套上有她的照片，她坐在录音室三角钢琴前，脸朝这边灿然微笑。
“由于没准备其他曲目，环形录音唱片的B面录了同一首歌的器乐曲。管弦乐团和钢琴。她弹钢琴同样精彩。那是一九七零年前后的事。当时没有一家广播电台不播这首曲——母亲这么说的。我那时还没出生，自然不知道。不过最终她作为歌手推出来的只此一曲。没出密纹唱片，环形录音唱片也没出第二张。”
“我可听过那支曲？”
“你常听广播？”
我摇头。我几乎不听广播。
“那，你恐怕没听过。因为如今很少有机会听到，除非听广播里的老歌特集。不过歌的确是好。我有收录那首歌的CD，不时听一听，当然是在没有佐伯的地方，因为她非常讨厌别人触及那件事。或者不如说，大凡过去的事她都不乐意被人触及。”
“歌名叫什么呢？”
“《海边的卡夫卡》。”大岛说。
“《海边的卡夫卡》？”
“是的哟，田村卡夫卡君。和你同名，堪称奇缘吧。”
“那不是我真正的名字。田村倒是真的。”
“可那是你自己选的吧？”
我点头。名字是我选的。很早以前我就决定为新生的自己选用这个名字。
“不如说这点很重要。”
二十岁时佐伯的恋人死了。正是《海边的卡夫卡》最走红的时候。他就读的大学因罢课处于封锁状态，他钻过路障给住在里面的一个朋友送东西，是夜间快十点的时候。占据建筑物的学生们把他错看成对立派的头目（长得像），抓起来绑在椅子上，以间谍嫌疑进行“审讯”。他想向对方解释他不是那个人，但每次都遭到一顿铁管、四棱棍的痛打。倒地就被皮靴底踢起。天亮前他死了。头盖骨凹陷，肋骨折断，肺叶破裂，尸体像死狗一样被扔在路旁。两天后学校请求机动队冲进校园，只消几小时便彻底解除封锁，以杀人嫌疑逮捕了几个学生。学生们承认所犯罪行，被送上法庭。由于本来没有杀人意图，两人以伤害致死罪被判短期徒刑。对任何人没有意义的死。
她再不唱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任何人说话，电话也不接。他的葬礼她也没露面。她向自己就读的音乐大学提交了退学报告。如此几个月过后，当人们觉察时，她的身影已从街上消失。没有一个人知道佐伯去了哪里和做什么，甚至父母都未必知晓其准确去向，她像烟一样消失在了虚空里。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即大岛的母亲也对佐伯的下落一无所知。也有人说她在富士林海里自杀未遂，现在住进精神病院。又有人说熟人的熟人在东京街上同她不期而遇。据那人说，她在东京从事写什么东西的工作。还有人说她结婚有了孩子。但哪一种都是无法证实的传言。如此二十多年过去了。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期间无论佐伯在哪里做什么，经济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她银行账户里有《海边的卡夫卡》的版税打入，去掉所得税还剩有为数不小的款额。歌曲在电台播放或收入老歌CD，尽管款额不大，但仍有版税进来，足可以用来在远方什么地方悄然独立谋生。况且她父母家境宽裕，她又是独生女。
不料二十五年后佐伯突然返回了高松。回乡的直接原因是料理她母亲的葬礼（五年前他父亲的葬礼上她没有出现）。她主持了小规模葬礼。丧事告一段落之后，她卖掉了自己赖以生长的大房子，在高松市内的幽静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在那里安顿下来，看情形已不再打算搬去别处。过了一些时日，她同甲村家之间有事谈起（甲村家现在的当家人是比去世的长子小三岁的次子，佐伯同他单独谈的。谈的内容无由得知），其结果，佐伯担任了甲村图书馆的负责人。
今天她也容貌美丽、身材苗条，样子基本和《海边的卡夫卡》唱片封套上的一模一样，依然文雅秀气，楚楚动人。只是那绝对通透的微笑没有了。现在她也时而微笑，妩媚固然妩媚，但那是局限于一定时间和范围的微笑，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那微笑不会将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她每天早上从市内驾驶灰色的“大众·高尔夫”来图书馆，再开它回家。
虽然返回了故乡，但是她几乎不同往日的朋友和亲戚交往，偶然见面时也只是彬彬有礼地聊几句世间套话。话题也很有限，每当涉及往事（尤其是有她在里边的往事），她就迅速而又自然地将话题岔开。她出口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但其中缺少应有的好奇心和惊叹的余韵。她鲜活的心灵——假如有的话——总是深深藏匿在哪里。除去需要做出现实性判断的场合，她极少表露个人意见。她自己不多谈，主要让对方开口，自己和蔼可亲地附和。同她交谈的人很多时候都会在某一点上倏然怀有朦胧的不安，怀疑自己无谓地消耗她宁静的时光、将一双泥脚踏入她井然有序的小天地，而这种感觉大多是正确的。
返回家乡之后，她对于别人依旧是谜一样的存在。她以无比洗炼得体的风度继续穿着神秘的罩衣。那里有一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就连名义算是雇主的甲村家人也让她几分，从不多嘴多舌。
不久，大岛作为她的助手在图书馆工作。那时候大岛一没上学二没工作，一个人闷在家里大量看书听音乐。除了网友，朋友也几乎没有。加上血友病的关系，他或去专门医院，或驾驶马自达赛车兜风，或定期去广岛的大学附属医院。除去待在高知山间小屋的时间，从未离开这座城市。但他对生活没有什么不满。一天因偶然的机会，大岛母亲把他介绍给佐伯，佐伯一眼就看中了他，而大岛也满意佐伯，对图书馆工作亦有兴趣。佐伯日常性接触和说话的对象，似乎唯有大岛一人。
“听你这么一说，佐伯回来好像是为了管理甲村图书馆。”我说。
“是啊，我也大体同感。母亲的葬礼不过是她返回的一个契机。毕竟返回浸染着往日记忆的生身之地是需要相应的决心的。”
“图书馆就那么重要不成？”
“一个原因，在于他在那里住过。他——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