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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在号房里怎么花，还不是要通过你才使得出去？再过几个月就退伍的人了，搞点外快给白杨买衣服不好？”
这一招果然见效，哨兵不吭声了，肩起枪要走。帮主还有话没说完：
“到时候帮我认一认是谁送钱来。”
帮主画蛇添足的话使哨兵疑窦丛生，“你不懂钱的来路？”
“哪里话，是朋友的旧账。”帮主自知对话超出了九爷交代的范围，赶紧亡羊补牢，“我看他好不好意思自己来送。”
通铺上睡满了人，帮主往下跳还得求助于哨兵，“好人做到底，放我下去吧。”
第二天早晨，九爷责备帮主说：“你昨晚多说了一句话。”
帮主哑口无言，九爷阐述说，“人生在世，不该知道的事情最好不要知道，我劝你不要去打探这笔钱的来路。比如闵所长之死，假如你什么都不知道，不就清心省事了？因为只有你知道，所以，必须由你来告诉我。”
“你呢，你什么都想知道？”
“我们两个有区别，”九爷拍拍帮主的肚皮说：“你的满足在这，”再敲敲自己的太阳｜穴说，“我的满足在这。”
帮主嘻嘻一笑，捞捞自己的裆部说，“我的满足其实在这里。”
“所以我要教你一个写作的诀窍，”九爷搂过帮主的头，附在他耳边说，“写不下去的时候，想一想交通白胖的屁股。”
第68节：九号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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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七，机关单位放春节假，加上假期前后的双休日，干部通常可以在家连续休息十几天。梅健民跟往年一样，上街买了一些鸡鸭鱼肉、蔬菜干果、香烛对联，等等农村必备的年货，准备回乡下老家与老婆孩子团聚。户籍科不像刑侦队或110那样，每到节日总是如临大敌，除了正常的值班，其他人都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大年。
王苟在集体宿舍找到梅健民的时候，梅健民的单人房间里堆满了花花绿绿的年货，西照的窗户渐渐暗淡无光了，可见时辰已近傍晚。梅健民的房间相当简陋，朴素的作风体现了一代老公安的精神面貌。梅健民请王苟入座颜色莫辨的沙发，用印有“农业学大寨”的牙缸泡了一杯浓茶。王苟没喝茶，抚摸着“学业学大寨”说：
“太清苦了。”
“有人说我是辛辛苦苦几十年，生活还是解放前。”梅健民指指王苟头顶的一张大照片说，“其实没你们说的那么高尚，我在老家还盖有乡村别墅哩，这是假象。”
“有损公安形象。”
“损不了，平时有人找我都在办公室，这张破沙发就我一个人坐。你不该是考察民情来的吧？”
王苟笑了，“请你吃饭。”他说。
“这样也好，让小郑早点休息。我们户籍科小门小户的，就一台车，小郑跑了一整天，你看还没轮到本科长回家。不过天底下没有白吃的晚餐，先漏个底，我可不赴鸿门宴。”
“我想，我想这个，把老娘的户口迁出来。”
“这事好办，以孩子要人带为由，打个报告先送民政和居委会签一下。”梅健民收拾桌上的钥匙、手机，随王苟出来，锁上门说，“人家广东早就时兴非转农了，你还弄农转非，这是干吗？”
“申请困难补助。”
“治标不治本，当务之急是赶紧再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孩子不能没娘。”
两人边走边聊，王苟从后院车棚扶出摩托车，载上梅健民绝尘而去。
他们来到“客家农庄”酒店，帮主早就等候在门口了。帮主虽然衣着工整，毕竟理了光头，梅健民警惕起来：
“他是谁？”
“我表弟，解小飞。”王苟锁好摩托，钥匙装进头盔里交给帮主拎着。
梅健民说：“也好，就我们俩怎么喝？总得叫个助手筛筛酒吧。”
“客家农庄”其实是西郊镇的一家农户，以环境幽静、酒菜实惠而著称。按王苟的说法，选择这家酒店的理由是，“离看守所近，可以赊账。”
王苟点了一条鲶鱼和几个小菜，那条鲶鱼大到一种程度，盘子碟子都太小了，只有茶盘才得以容得下它硕大的身躯。梅健民“哦”了一声，禁不住地惊奇。
帮主一口气开了三瓶“石门湖”，解释说：“连城出的新酒，才36度，先一人一瓶，各扫门前雪。”
“不行不行，”梅健民企图藏起酒杯，“我几岁？你们几岁？喝酒喝什么，喝的就是年龄，喝的就是体格。”
王苟夺过梅健民绕到身后的酒杯，斟满一杯说：“要量化管理。”
帮主说：“对呀，免得你吹牛皮说多喝了，好像我们以少欺老似的。”
梅健民与王苟推杯换盏，与此同时，闵所长在另一家酒店跟同学们觥筹交错。同学嫁女儿，同窗好友凑成一桌难免要感慨欷殻В暝虏蝗娜恕⑷说街心晖蚴滦荩恳痪浠岸家镁评锤爬āｃ伤げ痪醯米约汉茸恚蛭娴暮茸砹恕＞品曛呵П伲倬蜕僭诨骨逍训氖焙蚨妓底约鹤砹俗砹瞬荒茉俸龋灰坏┖茸砹耍炊Ｆ鸩弊由鳎拔颐蛔怼！薄 �
“我没醉。”闵所长甩开试图携扶他的手，卷起舌头又强调一遍，“我没醉。”
闵所长踉踉跄跄地启动摩托车，停在酒店门口扬言要送这个、要送那个。谁也不敢坐闵所长的车，除非自己也喝醉了。主人担心夜长梦多，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打发闵所长走人。
不幸的是，闵所长并没有回到看守所宿舍，他的生命在路上就结束了。
检察院传唤的一个挪用公款嫌疑人原先在宾馆“双规”，检察院的人也是人，过年了他们也想放假，经济检察科干脆向批捕科弄了一张逮捕证，将他送进看守所。
看守所设在城市西郊的屏风山，那是个偏僻冷清的地方，集中了海源市所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单位：看守所、拘留所、精神病院、殡仪馆。一到天黑，就没人愿意从屏风山经过了，甚至大白天从屏风山出来，也要被路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得你心里发毛。看守所建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通往它的大门却要先下冗长的斜坡，这样，319国道与看守所之间的公路就呈现出明显的U形。这条U形水泥路修得笔直，路两边的塔松像仪仗队那样挺拔，乍一看还以为是外国人修的。
检察院的警车冲到U形谷底时，路上侧躺的一个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几个立功心切的年轻检察官跳下车，不满地踢踢这个不识趣的家伙。躺倒的人没动，其中一个检察官不耐烦了，用脚使劲一拨，侧躺的人于是成了仰面朝天。检察官们像中了炸弹那样蹦离现场，嗡的一声全躲回到车里，因为那人根本谈不上仰“面”，他连脑袋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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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打开远灯探照尸体，检察官们就在车里用手机报了案。
刑侦队赶到现场，立即实行了封锁。重案组投入了有条不紊的搜查：摄影员负责固定现场，他用车灯照明，从不同角度进行拍照；痕迹员和两个负责物证鉴定的工程师戴上｜乳胶手套，拧亮头盔上的电瓶灯，肩并肩地开展“指尖搜寻”工作。痕迹员用镊子采集每一件现场的物品，并把它们一一装入塑料盒内。很快，痕迹员就在路边的草丛中找到了尸体的头颅，这回轮到他们蹦离现场了，因为这是他们老同行闵所长的头。
重案组的童组长也戴上｜乳胶手套，他将闵所长的后脑勺托在手上说：“这人头本来是最尊贵的，一离开身体就成为最可恶的了。”
第69节：九号房（69）
童组长用手电细致地观察脖子上的切口，仿佛那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啧啧称赞说：“好利落的活，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刀口。”
摄影员对准人头举起了相机，童组长一边转动头颅一边介绍说：“你们看这切口，平整、光洁；再看闵所长的表情，平静如常，这说明什么？我告诉你们，这说明凶器锋利无比、凶手用刀速度奇快，不等闵所长感受到痛苦人头就落地了。人头我见多了，一看切口皮肉、面部血色，我就能认出是砍的，还是剁的、劈的、切的、抹的、锯的，凶手是不是杀人的行家里手也就能辨个八九不离十……”
一个物证鉴定工程师打断了组长的自吹自擂，“找到了找到了，”他激动地作出推测，“树底下找到一根锯齿钢丝，可能是凶器。”
树底下的钢丝卷曲成盘状，它细如绣花针，一侧是若有若无的锯齿，要用指面去捻才能感觉到锯齿的存在。这种锯齿钢丝不但异常坚韧，而且锋利无比，要在大型的五金商店才能买到，它的用途非常专一，仿古家具厂的木匠们用它来镂空红木，以便雕刻各式各样的花鸟虫鱼。
童组长用放大镜一对，钢丝末梢留有残余的血迹。童组长若有所思，“钢丝应该是系在树杆上。”
工程师的电瓶灯光随着钢丝搜索，另一头果然系在树杆上。童组长心中有数了，说话也显得信心十足：
“路对面的树杆上肯定还有一段钢丝。”
闵所长的摩托车被远远地甩在一棵塔松背后，检查结果表明，摩托车的各项性能完好无损。在钢丝的位置之前，摩托车后轮的轮印完全压在前轮的轮印上，导致轮印模糊。这就说明，摩托车是直线行驶的。童组长以此推断，骑在车上的闵所长根本没有发现锯齿钢丝。从钢丝系在树杆上的位置测量，那正好是闵所长骑在摩托车上脖子的高度。至此，童组长有了基本的结论：
“凶手是熟悉闵所长的人，不但知道闵所长的准确身高，还知道他摩托车的型号，甚至还了解闵所长骑车的姿势。因为骑车的姿势不同，脖子所在的高度就有区别。死亡过程是：闵所长骑车冲过绷紧的锯齿钢丝，钢丝切断他的脖子，头颅落地；身躯继续骑在车上，往前冲出一段后才脱离车体落地；最后摩托车因失控被甩出路面。”
在系钢丝的树底下发现明显的鞋印，摄影员对鞋印拍了照、工程师进行印模制作，并采集了泥土样本。在采集到的所有物品中，最有价值的是一支钢笔套，童组长迫不及待地用放大镜观察。笔套黑体、粗短、铝质别扣已经失去弹性，从形状和螺旋式判断，是20世纪70年代特有的产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童组长差一点被惊骇所击倒，他做梦也想不到，笔套上居然刻着这样一行楷体小字：
“奖给优秀基干民兵梅健民。”
童组长的脸变了色，呼吸粗重起来。“快，加紧。”童组长命令大家。
痕迹员给每个装有物品的塑料盒贴上标签，标签上注明时间、地点以及该物品被发现的精确位置。最后，工程师为闵所长的头颅和四肢分别套上塑料袋，搬进了警车。
童组长挂通了梅健民的手机，无人接听。值班室的老华见证说：“梅科长下午上街买年货，傍晚坐王苟的摩托车出了公安局大院。”
童组长又挂王苟的手机，通了好一会，却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在接，“喂，我是客家农庄。你找王所长，他喝醉了，睡着了。好，我叫醒他。喂，他死猪似的，摇不醒。有急事？你自己来找他好了。再见。”
童组长换了警车，率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