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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妇之节危矣哉！（贺贻孙《水田居诗筏》）
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只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唐汝询、贺贻孙、沈德潜三个人都是老顽固、保守派、反动文人。因为我们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明清人的时代观念，正如他们拿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两样呢？
毕竟世易时移，替古人担忧发愁反省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大可不必掺和，不然读书读成一个道学出来，就太无趣了。
性的历程 第三章：贵族帝国时代的性文化（隋唐五代时期） 仪制（2）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唐代的放妻书
唐代政府一方面鼓励寡妇守节，但同时又对妇女改嫁大开方便之门。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呈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除书。
这是一份敦煌出土的文书。做什么用的呢？不消说，肯定是离婚协议了。就字面上意思，什么“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之类的话，还挺好聚好散的，完全不像现代人的离婚协议，不是子女抚养权的问题，就是财产分割，一点情味也没有。
那么，这是特例么？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份啊。
（夫妻相别书一道）盖闻人生一世，夫妻语让为先，世代修因，见存眷属。夫取妻意，妻取夫言。□夜□事奉郎姑叔伯，新妇便得孝名，日日即见快欢。今则夫妇无良，便作互逆之意。不敬翁嫁，不敬夫主，不事六亲，眷属侮辱，臬门连累。兄弟父母，前世修因不全，弟互（？）各不和目。今议相便分离。不别，日日溅见贫穷，便见卖男牵女。今对两家六亲眷属，团坐亭腾商量，当便相别分离。
可见这回不是什么一团和气了，看着文书的情形，这对夫妻算是把夫族和妻族闹腾了遍，以至于要两家六亲齐齐出面。
首先，这里要说说离婚书的名称，唐代和以前的朝代不一样，也和以后的朝代不一样。在唐之前，多用“离异”、“离绝”等字样；而在宋元以后多称“休”、“休离”等。那么唐代叫什么呢？按照目前的资料来看，虽然也有叫“夫妻相别书”的，但是大多统一叫做“放妻书”，放，不是放掉的意思，而是放归本宗的意思。
关于古代人离婚的理由在前面“‘七去’与‘三不去’”一节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古代中国社会夫妻离婚的大原则，一直到清朝也没改变多少，但是具体到法律条文上，又有很多的不同。
应该说，唐代还是离婚比较自由的社会，多数离婚都是“和离”。什么是“和离”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夫妻感情不和、性生活不协调、妯娌关系不好啊。这样的离婚呢，对社会风俗没有什么影响，对彼此家庭的伤害也不大，所以唐律对“和离”的规定是：“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也就是大家一拍两散，各走各路，啥责任也没有。
既然离婚，男人再找老婆，女人肯定要再找老公。当然，政府也规定了，离婚不能自个儿关起门来离了就算，还是要到官府领取证明的，按照今天的说法，那就是“走法律程序”。如果不去，男人再找老婆的话，那就属于重婚，按照唐律《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而作为妻子的，如果重婚则更为严重：“诸和娶*，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有人说加二等就加二等，有啥啊？确实没啥，也不过就“徒三年”啦。
所以呢，在唐代，离婚的女子都是要拿着前夫给的放妻书去官府办手续，不过有时候即使规规矩矩地办手续，也是要被官府打屁股的。唐人的笔记《云溪友议》就记载了一件颜真卿当父母官时候处理的离婚案：
性的历程 第三章：贵族帝国时代的性文化（隋唐五代时期） 掌故（1）
颜鲁公为临川内史，浇风莫竞，文教大行，康乐已来，用为嘉誉也。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醮。颜公案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恶辱乡闾，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阿王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禄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委。”江左十数年来，莫有敢弃其夫者。
可以看出，离婚是由女方主动提出来，这证明在法律上女方是有主动权的。而杨志坚用诗歌写的离婚书实在是有点风雅得过头了，估计也是一个社会化程度很低的书呆子，他老婆和他离婚未必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不过不管怎么说，杨志坚的老婆总算摆脱了穷鬼老公，虽然还是要被打上二十大板。不过这二十大板，却不是因为法律，而是因为“人情”，这也反映了古代的法律是基于人治的，具体怎么处理，还看官长的意思。如果不是遇到颜真卿这位大儒，也许这二十个大板就可以省下来了。
离婚之后呢，除妻子户口从夫家注销之外，唐律还规定了：“其被放出，或改适他人，即与前夫服义并绝。”
也就以后夫家出了什么事情，就不用受牵连了。这条在现代人看起来不重要，但在古代有时候可会要人命，因为株连三族九族的事情，可是经常发生的。
和今天一样，离婚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是财产分割，二是子女归属。关于第一点呢，唐代的女人在离婚之后，是可以带走从娘家带来的陪嫁的。其他的就全部归属夫家了。至于子女方面，即便离婚，子女和母亲在法律上的关系也没有变化，父母去世，子女也是需要服丧的。
前面说过了，唐代妇女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改嫁的女子很多。虽然政府一方面鼓励寡妇守节，并在赋税等方面给予照顾，如《唐令拾遗·赋役令第二十三》规定：“诸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尚书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但是同时又对妇女改嫁大开方便之门，“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唐律疏议》“夫丧守志而强嫁”条）。
估计有人要说了，这不是保护寡妇守寡的意愿么？确实是没错，但是仔细品味一下，我们就发现这一条里还有限制条件呢，等于是在暗示祖父母、父母是可以强迫自己守寡的孙女、女儿再嫁而不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要知道，唐律是中古时代同期最严密的法律，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礼教上的，礼教当然不可能鼓励妇女改嫁。但是呢，中国人不是爱说法律不外乎人情么？由此条可见中国人的法律条文文字拿捏之妙了，可谓是兼顾了礼治和现实。
性的历程 第三章：贵族帝国时代的性文化（隋唐五代时期） 掌故（2）
化男化女、时男时女的两性人们
——第三种人妖（下）
古人眼中，最强悍的两性人则是能够时男时女。
女子化男在古代，对家庭来说，往往是一件喜事，比如上面提到的叶天士的故事。毕竟男尊女卑是一种社会常态，而且也增加了一个劳动力，古人特别看重，所以出现这种事情，人们甚至会将其归结为孝亲行善的阴德果报，比如《仁恕堂笔记》就记载：
庄浪红尘驿军庄姓者，有妇而寡，仅生一女，已许字人矣。至十二岁，忽变为男子。里中人咸云：驿卒之妻贫能立节，天盖不欲斩庄氏之嗣也。
又有《醉茶志怪》上说：
邑有孝女某，已许字于人矣。其父母老而无子，以嗣续为忧。女抑郁不乐，遂日夜虔拜北斗，诚敬有年。一夕神降于庭，赤发朱髯，面貌狞恶，问何所求，女对以愿化男子以承宗祧。神颔之，遂不见。次日觉腹中暖气蒸蒸，下达隐处，扪之则阳在下也，俨然丈夫矣。
总之，这些记载都不把女子化男当成是坏事。
相对而言，两性人的另一种情况即男子化女则可想而知了，当事人往往认为自己简直是倒霉透顶，才会摊上这样的遭遇，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这种转变，以至于痛不欲生。清末王伯恭在他的《蜷庐随笔》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光绪癸未之春，余自朝鲜乞假旋里，道出扬州西乡之大仪镇。日尚未落，荒村无可与语。门外停小轿一乘，问其为谁？则天长县署之幕友陆姓，先我半刻至者。住对屋，门悬一帘，余意此可为时谈伴矣。甫掀帘，将与问讯，其人遽起闭户相拒。余愕然而退，以为世间乃有此不通情理之人。比至盱眙，哄传天长陆师爷男化为女事。据言此人年已五十，颀而有须。忽一日，须尽脱去，同署诸人皆以为其剃须也。后见厕中多天癸血纸，又见其不能植身便溺。遂哗然疑之，争欲逼其就浴验之。陆遂不能自安，寓书居停（天长县令），自认天谴，即日告辞云云。其居停亦颇闻之，优给川赀，且言不便面别。是日吾所遇者，盖其出署之第一日也。怪事怪事。
在历代男子化女的事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代隆庆年间山西李良雨化女一事，连明史都有记载，时人的笔记也比较详细，我们不妨先来看《穀山笔麈》上的说法：
隆庆三年（1569年），山西静乐县丈夫李良雨为人佣工，与其侪同宿。一夕，化为女子，其侪狎之，遂为夫妇。守臣以闻，良雨自缢死。
那么这个李良雨好像和别的两性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当时会引起很大的反响，甚至明代的小说家陆人龙还把故事收录到自己的小说集《型世言》当中呢？下面是陆人龙对李良雨事件的点评，他说：
如今世上有一种娈童，修眉曼脸，媚骨柔肠，与女争宠，这便是少年中女子；有一种佞人，和言婉气，顺旨承欢，浑身雌骨，这便是男子中妇人。又有一种躬踽步，趋膻赴炎，满腔媚想，这便是衿绅中妾媵。何消得裂去衣冠，换作簪袄？何消得脱却须眉，涂上脂粉？但举世习为妖淫，天必定与他一个端兆。……我朝自这干阉奴王振、汪直、刘瑾与冯保，不雄不雌的在那边乱政。因有这小人磕头掇脚、搽脂画粉去奉承着他，昔人道的举朝皆妾妇也。上天以灾异示人，此隆庆年间有李良雨一事。
可见这是将男子化女之事和时政朝局挂上钩了。不过这也算是自西汉以来的传统，一代易学大师京房就在《易传》中认为：“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昌，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而同期的《春秋》纬之一《春秋潜潭巴》亦谓：“小人聚，天子弱，则丈夫化为女子。贤人去位，天子独居，则女化为丈夫。”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