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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假想。任何讨论犯罪公正性的课程都应该包括这个故事。它指出了历史的实质。
本书从3个不同的危度讲述南京的暴行。首先是从日本人的角度。讲述了一次有计划的侵略日军奉命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干。第二个是从中国受难者的角度出发，讲述了当政府面对外来侵略无力保护市民时，一个城市的命运。这部分收录了一些中国人的故事，有失败、绝望，也有背叛和生存。第三个是从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角度，作为外来者，这些人至少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是英雄。在大屠杀期间，很多西方人士冒着死亡危险帮助中国平民，并向外界发出警报，通报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浩劫。在本书关于战后时期的章节中，我们再讨论美国人和欧洲人出于实用主义，对他们曾身临屠杀现场的同胞的话所持的漠然态度。
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阴谋企图使南京暴行远离公众的种种势力。我还列出了近年来人们为挑战被歪曲的历史，所做的种种努力。
为澄清真相，每一种尝试都注意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集体性的健忘症甚至是在这一时期面对其所做所为时完全赖帐。面对历史，他们的回应不仅仅是在本应留下痛苦记录的历史书上留下空白。事实是，日本的学校教育中没有关于日本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最丑恶方面的内容。与之相反，他们精心伪装，编造神话，把日本发动战争的角色转换为战争受害者的角色。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恐怖帮助这种神话去代替历史。
时至今日，面对世界舆论，日本仍拒绝对其战争行为表明悔意。甚至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尽管战争法庭审判一些日本领导人有罪，日本人还是设法逃脱了文明社会的道德审判，而德国人则要为他们在那段梦魇般时期的行为接受谴责。在继续逃避审判的时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桩罪行的主谋。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我最大的希望是这本书能够激发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19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编注）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第一章 通往南京之路
在试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时，要求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是极为明显的。是什么原因使那些在现场的日本士兵的行为竟全然不顾人类行为规范的约束？为什么日本军官允许甚至怂恿这种胡作非为？为什么说日本政府也难逃干系？而且至少还应该回答：面对来自它本身渠道的报道，以及它所听到的来自现场的外国人传递的信息，日本政府的反应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讲一点历史。
20世纪的日本脱胎于一种上千年形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等级靠武力争夺而确立并得以维持。追溯以往，人们都记得，日本列岛上有权势的封建诸侯雇佣私人军队，彼此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到中世纪这些军队巳经演变成一个独特的日本武士阶层，他们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武士道”（“武士的行为方式”）。为主人效忠而死是一个武士一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这种荣誉观当然不是日本文化所创造的。罗马诗人贺拉斯最早界定了每一代年轻人应当对其统治者所负有的义务——“为国而死．无上光荣”。但是日本的武士哲学大大超过了这种对服兵役的适宜规定。日本武士的行为规范极为苛刻，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道义上的强制性，即如果武士们没有光荣地完成军事作战任务，他们就必须自杀身亡——通常是举行极隆重的但疼痛无比的剖腹自杀仪式，这时武士要在证人面前毫无畏缩地用剑剖开自已的腹部自杀身亡。
到12世纪，当时称为“将军”的最有权势的统治家族的首领，向作为天照大神之直系后代而受到崇拜的天皇提出的要求：将军的武士为天皇提供军事保护，以换取整个统治阶级对武士阶层的神圣承认。交易作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遵循的武士的行为规范，逐渐深深地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并成为所有年轻男子崇尚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间并没有腐蚀武士道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最初显现于18世纪，并在现代被运用到极端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神风”突击队的自杀使命，即受过正规训练的日本飞行员驾机直撞美国的航空母舰，曾震惊西方，西方人没有想到，日本的年轻人竟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准备为天皇献出生命。另外，并非只是少数精锐部队抱定了宁死也不投降的信念。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战死与投降的盟军的比例为3∶1；而日军则为120∶1。
赋予日本独特个性的另一种力量是它的即是自然的又是自我强加的孤立主义。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川家族统治日本，他时这个岛国实行锁国政策，使之免受外界影响。这种闭关自守政策的本意是保护日本免遭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的威胁，但事于愿违，闭关锁国割断了日本社会与正在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新技术的联系，并使它失去了安全。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技术仍然停留在弓箭与刀剑的水平之上。
19世纪发生的一些非日本所能控制的事件将敲碎这个国家的自缚之茧，并使它处于一种不安全和仇外的绝望之中。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一直对所有其他人类社会摆出一副这是“白种人的责任”的姿态，以支持当时的所谓欧洲扩张主义合理论的观点，1852年他受到日本拒绝开放其通商口岸的挫折，决定派遣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前往这个岛国，以结束日本的孤立主义。佩里仔细研究了日本历史，决定以大规模展示美国军事力量的方法恐吓日本人屈服。1853年7月，佩里派出两艘喷着黑烟的艘只开进东京湾——让日本人第一次瞧瞧金属外壳包装的蒸汽动力舰。随后他被约60…70名手持长剑短枪的警惕的入侵者簇拥着，大步穿过将军的幕府所在地，并要求面见日本的最高官员。
认为日本人被佩里的来访震呆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肤浅之见。关于这个事件，历史学家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评论道：“这件事对日本人来说，就好像听到宇航员们宣布奇异的不明飞行物正在从宇宙空间飞向地球一样。”吓坏了的德川幕府准备战斗，他们藏起贵重物品，惊恐万状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但最终他们无可选择，只有承认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井接纳了这个代表团。伴随这次访闷，佩里不仅迫使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而且为英、俄、法、德等其他国家敲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
使这个骄傲的民族蒙受的奇耻大辱最终转化为强烈的愤恨情绪。日本的一些权势人物私下里主张立即与西方列强开战，但另一些人建议小心谨慎，它们的理由是：此时开战只会削弱日本而不是削弱外国。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还强调，当局应该安抚这些入侵者，向他们学习，并不动声色地制定自己的复仇计划：
由于我们在工业方面还不能与外国人相比，因此让我们与外国保持来往，并学习他们的训练方法与策略，当我们把日本各民族团结成一个大家庭时，我们就有能力向海外发展，并把外国的土地赏赐给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卓著的人们；而士兵们定会争先恐后地显示他们的英勇无敌，所以到那时再宣战也为时不晚。
尽管上述观点并未公开流行，但将证明是预见性的，因为它们不仅描述了日本将遵循的战略，而且说出了一些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他们是从国家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生命的。
德川幕府束手无策，决定观望等待——这一决定等于宣判了德川幕府统治的结束。将军的妥协姑息政策与他对其追随者必须尽忠的苛刻要求是如此地格格不人，以致使幕府遭到了许多人的唾弃厌恶，他们把军需弹药提供给幕府的鹰派反对者，这些人把将军对外国人侵者的谨慎反应看成是向外国蛮夷盛头称臣。当各藩的反幕力量确信将军已经失去了统治资格时，他们便计划结成倒幕联盟，推翻幕府，奉还大政于天皇。
1868年，倒幕联盟以明治夭皇的名义取得了胜利，并点燃了一场旨在把一个封建割据的国土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的革命之火。他们把崇拜太阳的日本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利用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去平定四方，统一列岛。新的帝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对西方取得最后的胜利，便把武士道精神作为全体国民的道德准则。外国的威胁对日本列岛起到了一种进一步净化情感的作用。在以后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时代里，日本全国上下回响着这样的民族主义口号：“尊王攘夷”！“富国强兵”！
日本人以令人惊愕的高速度使自己在科学、经济和军事上跻身于现代社会之中。政府向海外派出最好的学生到西方的大学学习科学技术，并控制自己的工业，去建立兵工厂，还建立了一支由国家征兵的军队以取代地方割据的封建军队。政府还仔细研究分析了欧美的国防情况，其中德国的军事体系最受青睐。但是它的海外留学生带回国的有关西方技术和防御战略方面的知识却击碎了日本一直自以为是的军事优越感，并使它对将来一旦与西方正式摊牌，日本是否必定取胜怀着深深的优虑。
19世纪后期，日本打算在其亚洲邻国身上检验并炫耀它的新武功。1876年明治政府向朝鲜派出2艘炮舰和3艘运输舰组成的海军舰队，井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了通商条约——这个行动正是当年佩里强加于日本的行动的翻版。
于是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了冲突。1885年签订的条约确认了朝鲜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保护国的地位，但在10年间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当时中国试图平定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支持的朝鲜叛乱。1894年9月，在宣战仅仅6周以后，日本人不仅占领了平壤．而且在海战中使中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人必须向日本人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把台湾、澎湖列岛和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割让给日本，并增开4个通商口岸。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如果后来不是西方列强的干涉，日本或许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战后日本人得到的最大战利品辽东半岛，最终却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三国联合干涉而被迫归还清政府。这个行动进一步证明了遥远的欧洲国家迫使日本就范的实力，但这只能使日本更加痛下决心要在军事上压倒令人生厌的西方人。到1904年，日本的军队规模已扩大了1倍，在武器生产方面也实现了自给自足。
这个战略果然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