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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据专家估计：下世纪，旅美华侨可能上一千万，蒙藏合计可能不到此数。华侨移民配额，大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配额里皆有华裔，有人估计，下世纪中叶，华人可能近千万云），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复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有以致之，衷心铭感，匪言可宣。远流出版公司董事是王荣文兄以下诸多执事之大力协助，感激之情尤难尽述，并此致谢。
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谨序于北美洲
【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
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各阶段
本篇原为笔者在五０年代末期所写的英文讲义，后经胡适之先生之鼓励，用中文改写，原拟送给台湾之《自由中国》发表。后因该刊迭遭困难，我们乃在海外另行筹办一个新的中文月刊，叫《海外论坛》，在纽约编辑，香港发行。此篇乃改由《海外论坛》於一九六０年出版的第一、二号连载刊出之。本稿之初撰，距今虽已四十年，沧桑几变，然今日重读之，个人思想仍前后如一，而文中所言，与四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亦无太大的骶触。故重刊於此以就正於高明。全篇除增加一句和略改三、五个不必要的形容字之外，悉任其旧。文中所引孙中山先生的话，在《海外论坛》所载的原文中，未注明出处。今篇则增注之，以便严肃读者之查对也。（作者补志於一九九八年春节）
我国近百年来所发生的「革命」、「维新」、「变法」、「改革」或「改良」等形形式式的运动，真是屈指难数。这些运动之发生大体说来多发乎仁人志士救国救民的愿望。为贯彻这些由愿望而发生的运动，已不知有多少先贤先烈为之而抛头颅洒热血。然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吾人试一翻阅中国近代史，一眼看去，真觉这是一笔令人难解的烂帐。
不过我们今日如回头仔细分析过去百年的史迹，则又觉这笔烂帐之中似颇有线索可循。吾人如试把「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抗战」乃至□□的席卷大陆，与夫今日正在滋长中的「民主自由」运动等等连成一气，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些重要史迹不是单独发生的。相反的，它们是一个接著一个的发生，层次分明的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总运动。而上述诸运动只不过是这一「总运动」的各阶段。一言以蔽之，这一个「总运动」便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运动」。
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
须知此一「现代化运动」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它是世界性的。简言之，便是十九世纪初，西欧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文化随其商业和武力向外发展，引起世界其他文化内部一种改革性的反应。借用汤恩比教授（Arnold J。 Toynbee）历史哲学上的名词，那就是文化之间的「挑战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现象。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挑战」，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引起的「反应」却各有不同。例如宗教一项，现在对中东、印度、非洲等民族文化仍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但在我国则已经变成我们向西方文化反挑战的最好课题。要言之，由於各民族文化本质之不同，它对现代化运动的反应之内容与特性亦各异其趣。
我国现代化的内容与特性
现代化运动反应在我国的内容与特性，又是些什么呢？笔者不揣浅薄，试归纳之为六大项目如后：
一、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家形式。此种国家形式是显然和我国固有的「民无二王」的世界性国家形式（universal state）迥然有别。
二、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我国固有的是农业的国民经济，和不平均的财富分配制度。
三、合乎人类理性，合乎科学，并能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制度。我国旧道德和旧的社会制度，凡不能与此三点配合的（例如：「三纲」、盲婚、守节、宗族制度等）均在现代化运动过程中逐渐被扬弃。
四、专精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研究。
五、教育及其工具之普及。
六、民主政治。亦即是一种足以保障基本人权，采用多数决定和法治的原则，用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制度。
举此六点，我们不是说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没有这方面的学说。相反的，这六项概念都可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找到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