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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自己的判断，一定能揭示出更接近真实的谜底。
顺治出家之谜（一）
顺治帝出家了吗（1）
公元1638年的夏历正月三十日，入夜之后，沈阳清宫凤凰楼下一片沉寂，断断续续的女子悲泣声，使得这沉寂越发厚重，越发凄凉。
到了戌时，也就是现在的晚八九点钟，西永福宫里忽然亮起红红的灯火，人来人往，灯影憧憧，似乎很热闹，但人们都悄声细语，连安置铜盆、烧水倒水都尽量减轻声响，仿佛都悬着一颗心。几声细细的“咿哦”之后，突然间“哦哇哦哇”的婴儿啼叫响彻夜空！初生的孩子可不管宫里和大人们的忌讳，只顾大口地呼吸着人间甘美温暖的空气，亮开他的大嗓门，宣告自己的降生。
“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报告，令疲惫的产妇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笑得不觉落下泪来。可是看到众人高兴得要拍手笑出声的时候，她又摇摇头，用眼睛向大家示意：不要得意忘形。
人们围观这个小小的婴儿，口里不住地赞叹：
“瞧呀，小皇子头顶胎发竖得那么高，将来定是长寿！”
“看他方面大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哭的声音多有劲、多响亮！将来准是文武全才，国家的顶梁柱！”
“小皇子命好哇！前天皇太子刚走，今儿个他就来了，可不正好填了空吗？……”
最后这句话被产妇叱住了：“不许瞎说！”
这婴儿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他的母亲，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这一年岁在戊寅，是大清崇德三年，大明崇祯十一年。
那么多赞美的话，都在预言这个孩子的锦绣前程，如果当时有人说，这个孩子将出家当和尚、将英年早逝，此预言者不仅将挨耳光、挨鞭子、挨大棍、得罪下狱，旁人也实在不能够相信的。
遗憾的是，顺耳的颂词往往落空，而逆耳的预言却常常成真。
君主与和尚，确实是人生境界的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热闹，一个极端冷静。
皇帝称万乘之君，天下至尊，治理国家，统治万民；和尚却须斩断尘缘，不与世事，清净无为。
皇帝锦衣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可以穷奢极欲；和尚却须清苦修行，面壁持戒，不茹荤、不杀生。
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佳丽三千人；和尚却须不动色欲，无妻无子无亲人，要修金刚不坏之身。
一个普通人，想要走向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无论就机缘还是人情而言，都不容易；而要想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就更是令人人惊讶的奇闻了。
和尚参佛，道士修仙，再加上孔老夫子的儒教，佛、道、儒三教，都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还有三教同源一说，使之相互支持求得共同发扬光大。不过各朝各代的中国皇帝们，各有偏好。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家、使得儒学成为理国治民的基础以来，也还是有不少像样或不像样、有名或没有名的帝王，在实行儒学治国的同时，又崇信佛道。有的甚至因此而鹤立鸡群地掩饰了他们治国的无能。
比较而言，皇帝崇信道教的好像更多。
从秦始皇崇信方士烧丹炼药、海外求仙开始，帝王崇道便绵绵不绝，朝朝代代都有个把，最有名的当属宋徽宗和明嘉靖皇帝。
宋徽宗赵佶文采风流，是位书画大师，然而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他在位期间，奸佞当道，民不聊生，腐败的政治和残酷的剥削压榨，激起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抗，有名的宋江、方腊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内血腥镇压，对外却忍辱投降，终于酿成靖康大变，和他的儿子一起做了大金的俘虏，落了个囚死异国的下场。
就是这个宋徽宗，对道教的沉迷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他奉道教为国教，率先在皇宫内院修建道观——玉清和阳宫；他诏令全国各地访求道教仙经和得道真人进京入朝，以至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冬祀国家大典中，也命数百名道士执威仪做前导，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天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他亲临典礼，亲自给人们俗称的玉皇大帝上了一个“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的徽号，奉上金页宝册，并敕令普天下洞天福地要广建道院道观，塑造圣像，务必崇丽高大，花多少钱粮也在所不惜。对此劳民伤财之举表示反对，甚至仅仅是不积极不虔诚的地方官员，都被他撤职查办。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身为皇帝的赵佶，开始了大规模的道教活动。这年二月，他召集了两千多名道士在上清宝宫大会，讲道经作法事，闹得乌烟瘴气。不久又兴建葆真宫、神霄玉清万寿宫等极为崇丽豪华的道观，皇帝频繁出入其间，与他特别崇幸的真人林灵素、张虚白讲道论经。这两名道士于是得到皇帝的极高封赠，林灵素诏封为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张虚白诏封为通玄冲妙先生，俸禄和官位视同朝廷大夫。
最滑稽的是，已经做了天下第一人的大宋皇帝的赵佶，竟还嫌不足，示意道院上奏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从此，他就欣欣然以道教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后世的人们也常以道君皇帝来称呼赵佶，其中的意味就决非“崇敬”二字了。
入道教，做教主，并不妨碍赵佶当他的皇帝，糊里糊涂昏昏懦懦地处理国家大事；并不妨碍他以花石纲等名目敲骨吸髓地盘剥百姓为自己祝寿搞庆典；并不妨碍他金玉满堂、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也不妨碍他在位二十多年中不停地立后封贵妃进婉容选宫女；更不妨碍他偷偷摸摸、没完没了地穿引地道走进京师名妓李师师家花楼，挥金如土地做天下头号大嫖客。
顺治帝出家了吗（2）
无独有偶，对道教沉迷至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还有一位五百年后的明朝皇帝，他就是明世宗嘉靖帝朱厚。
这个人天资是很高的，号称英明，宫里人背后叫他“小太宗”，拿他比做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即位之初，也曾进行过几宗像模像样的建革，处理政事也还清楚果断。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把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浪费在于国于民于人于己毫无用处的迷信中了。
皇帝一迷信，可就了不得了。他居然连着十几年、二十几年不上朝，首相要见他一面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六部大臣和朝中的文武百官了。宰相、尚书，都是国家机构中的最高一级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从进入仕途做官，一直到最后退休离任，都不知道皇上是个什么模样，因为从来没有见过。
朱厚只凭着批答臣下的奏章和朝廷保持联系，控制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那么，这么多年，从早到晚，日日夜夜，他躲在深宫里做什么呢？
修道，是他最大的兴趣。据后人分析，还有鸦片。不过，羽化成仙是他一生的终极目标。
他的皇宫里，大小佛龛佛像全都清除销毁，处处建了道教的醮斋法坛，法坛上鲜花供品四季常新；宝烛明灯日夜长明。香烟缭绕，向宫中的每一个角落弥漫。而皇帝本人，成天价不是斋醮祈祷，就是同道士真人讲经问道，再就是打坐修仙、颂经炼丹，时不时，再抽抽福寿膏（当时鸦片的雅号）提神。
他既是一国之主，当然要把他独崇道教的信仰推向全国。于是从皇宫开始，继而京师，继而全国，兴起了罢斥僧尼、拆毁寺庵的废佛行动。与此同时，他又动用国库数十万两白银，修建朝天宫和泰山、武当山等地的道观，并同宋徽宗一样，诏令天下崇道建观。
在宠幸“活神仙”方面，嘉靖皇帝比宋徽宗走得更远。
江西贵溪道士邵元节，受嘉靖皇帝知遇，先封为“真人”，在皇家道观供职，又赐“致一真人”道号，给正二品服俸，不到一年，加授礼部尚书，给文官一品服俸。死后追赐道号曰“清微阐教辅国致一真人”，追赠少师，谥号“文康荣靖”，葬礼按伯爵规格，赐祭十坛。
继邵元节掌道教的湖广黄冈陶仲文得到的皇恩就更为浩荡了，不仅同邵元节一样是礼部尚书、正一品服俸，而且妻子赐一品诰命，父母得追封追赐。他本人先封少保，又加少傅，再加少师，一人而身兼三孤，古今少有！还赐封道号“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不久又加授光禄大夫、柱国，兼支大学士俸，并再封为恭诚伯的爵位，岁禄一千石。死后也得到四个字的谥号。
陶仲文辈道士，官至极品，位称三孤（少保、少傅、少师），勋阶光禄大夫、柱国，封伯称爵，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位在内阁首辅之上，死后的四字谥号，更是历代人臣所罕见（名相名将的谥号顶多是两个字），可算是千古奇闻了。他们还有宰相尚书文武群僚们万万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诸臣千方百计难得一见的皇帝，与他们天天亲切晤面。他们出入皇宫如家门，每日与皇帝同坐绣墩，促膝谈经。每谈罢，君臣相迎送，必至门廷前握手话别，才分头各归。
皇帝崇信道教，不迷信的正直官员都被排斥，剩下的朝臣们便争相迎合皇帝以赚取高官厚禄。嘉靖朝于是成了一个道教朝廷，道教于是介入了政治，写青词于是成了一件头等的政治大事。
所谓青词，是用朱笔把歌颂玉皇大帝的赞词，写在青色的符纸上，在祭坛上焚化，天上的玉帝就可以知道并欣然接受这些谄媚讨好，一发善心就会降下福来。
青词写得好坏，竟成了皇帝挑选大臣的惟一标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奸相严嵩，就是因为写得一手好青词，讨得朱厚的欢心，爬上了宰相的高位，专国政二十年，风雨不动，安如磐石。后来失宠，也是因为年老才尽，所写青词没了灵气儿，才给他的政敌提供了覆灭严氏父子的机会。
在演义小说戏剧中，作为严嵩的对立面、被誉为忠臣的首相夏言，其实也是因善写青词受嘉靖帝青睐而爬上去的。下面就是他的一联青词：
揲灵蓍之草以成爻，天数五，地数五，五五二十五数，数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无二上；
截竹之以协律，阳声六，阴声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帝统万年。
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大臣，这样的朝廷，怎能不内外交困？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
朱厚崇信道教，是从相信方士的炼金术，希望点石成银成金开始的；后来发展为求龙体康健，求多生儿子；最后是求长生不老，求羽化升仙。
对道教，他可说是十二万分的虔诚，但世俗享受他也一点不肯放弃。他贪财贪色贪长生，这些贪欲又都融进了修道炼丹的求仙活动中。
他以修炼为名，与真人和一些无耻大臣们研究房中术，这些人也用进“红铅”、“秋石”等春药的方法来讨好他，以获得恩宠和官位。
所谓“红铅”的原料，取之于女子的初经。朱厚竟以炼药为名，先后征选民间八岁到十六岁的幼女、少女近千人入宫。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仅仅是用于供经制药吗？当然不是。
按照陶仲文这一派真人的理论，求道炼丹不仅要炼食用的丹药，更要炼内丹。而炼内丹不过是给满足色欲披上一件漂亮外衣。他们把女子称为炼内丹的鼎炉，将男女交合当做采阴补阳的手段，说什么以人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