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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有理！ ”（《宁死不屈》）、“塞里姆，到了这种地步！”（《海岸风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渡江侦察记》）、“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地道战》）、“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战洪图》）、 “有阿司匹林吗？”（《广阔的地平线》）、“天灵开，地灵开，妖魔鬼怪快离开。”（《森林之火》）“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地雷战》）、“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打击侵略者》）、“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丽拉》。”（《看不见的战线》）、“冲上去的，赏三两大烟土！……”（《突破乌江》）、“谁火、火、火了？”（《秘密图纸》）、 “万山大叔在马棚呢！”（《青松岭》）、“我一句话不说两遍。 ”（《多瑙河之波》）、“你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列宁在十月》）、“已经是人家的人了。”（《摘苹果的时候》）、“白花花的大米，倒在老汉的口袋里喽！”（《卖花姑娘》）、“都说我福大命大造化大。”（《铁道卫士》）、“鸡都叫了！”（《半夜鸡叫》）、“ 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呦。”“看在党国的份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战》）、“李向阳在哪儿？”“老乡们，快出来吧。”“今天给你们上堂政治课。”“不理他，看他怎么办！”（《平原游击队》）……都成了孩子生活里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语言。墨索里尼是强词夺理的代名词，塞里姆是一个人窘况的代形容词。说一句“你就跟墨索里尼似的”，或者“塞里姆——”，没有人听不懂。不仅是台词，有的字幕、旁白，像《列宁在十月》里的“过了半点钟”，“又过了半点钟”，《地道战》里的“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该看看咱们的本事了” ，也都是北京孩子挂在嘴边的日常用语。
流行歌曲，曲子是电影音乐，词都被改了：
老乡，快跑——鬼子就要进村了——（《地雷战》）
钱广赶大车，孙福捎点货，榛子、蘑菇、大倭瓜……（《青松岭》）
六百工分二十石大米还有现钱，方方的脸蛋说命她身体结实，厚厚的嘴唇说明她不爱说闲话。娶过来吧，娶过来吧，快挣工分。（《摘苹果的时候》）
孩子的外号，也尽是电影里的人物：
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译官、周扒皮、马小飞、解老转、白桃花、顾调度、布哈林……
流行的顺口溜，也拿电影作文章：
我叫小铃铛，家住槐树庄。左邻白毛女，右邻李双双……
双抢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爬城墙。城墙有地道，我就钻地道。地道有张纸，我就拉泡屎。拉了屎，仍了纸，敌人一冲锋，踩了一脚屎。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电影的故事（2）
有一阵子，流行这样的游戏：孩子分两拨，每天晚上出来“对电影”。一拨孩子先说出一个电影名，另一拨孩子说出另一个片名，其中的一个字与前一部电影名里的一个字必须一样。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很多孩子在下午就大作准备，查书，问大人，搜集尽可能多的电影名，研究先说哪一部片子对方不易对答。做这样的游戏，导致有些片子即使没看过，孩子也多闻其名。有时为了确认一部电影是否存在的证据，能吵到半夜。
更多的时候，是稍大的孩子聚在一起议论老电影，从情节到演员到演技。晚几茬的孩子也跟着瞎听。有的大孩子甚至翻腾出了诸如《渔光曲》、《春风回梦记》、《桃李劫》、《小城之春》这样解放前的老电影和蝴蝶、陈云裳、黎莉莉、郑君里、费穆这茬演员。他们也没看过，多是转述家长的记忆，或者从书上搬来的。像《战上海》、《寂静的山林》、《百万英镑》、《攻克柏林》、《州委书记》、《流浪者》等不计其数的片子，6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是先从那些大孩子聊电影时，听到一鳞半爪，若干年后，这些电影解禁，或内部放映时，才看上。
电影中的许多情节也被孩子模仿于生活中，当然，势必走了样。看过《地雷战》后，就有孩子发明了这样的“地雷”：在常过人的土路上挖个坑，就坑拉泡屎，然后在坑面铺上树枝，垫一层报纸，再铺上浮土。孩子躲在一边，等着过客来“踩地雷”，以收有人弄一鞋屎而后跳脚大骂之效。有的孩子学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地下活动”，挨窗台“洗劫”花盆里的花，然后在花盆底下垫一张“传单”，上书：“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其实他们并不把从人家花盆里拔出来的花当法西斯“消灭”，而是移植到自家的花盆里。我们院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群孩子合谋在后院偷着挖“地道”，打算建一个《地道战》里的地下工事。天天作业，已经挖了直径一米多、一人来深的坑，每天收工后将洞口隐蔽——垫上纸和浮土，院里没大人知道。不料有个女孩没人的时候前往“巡视”，掉进坑里，磕着了，惊动了家长，这才把它填平。几个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还专门来现场趴在坑口上勘察，分析这些孩子的挖坑动机，商量来商量去的。
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执政府”解放后拨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在院里盖起三栋宿舍楼，“老段府”楼内的一部分也成了教工宿舍。一些人大子弟的少年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老段府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地，解放后没少给电影厂摄制组当外景地，《南征北战》、《鄂尔多斯风暴》、《佩剑将军》、《阳光灿烂的日子》等等影片的若干镜头，都取自这里。这院的孩子很幸运，常有机会实地感受“拍电影”。刘璞是这个院的孩子，他还记得拍《鄂尔多斯风暴》时，运来无数卡车的土，把现代化的马路“还原”成土路。刘璞后来到内蒙古插队、上学、工作，在乌海市一呆十几年，由文工团演奏员而首席小提琴，而团长。也算是一度奋战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插队时有一回到公社看露天电影《南征北战》，演到“国军”将领开过军事会议出来，张军长和李军长临上车前互道“一路平安”时，刘璞指着那座作为背景的西式楼房，对同去的“ 插友”说：“我家就住在这里面。”周围老乡一齐送来诧异的目光，以为他神经出了毛病。
算起来，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有电影以来产品最匮乏的时期，却是电影和孩子的生活最紧密相关的时期。正由于没多少电影看，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一部电影，能从六七岁看到十六七岁，看过不知多少遍（还不包括四处蹭着看电视及听收音机里的录音剪辑），也不感到过时，才延伸了这些电影的生命力，才让这些电影和孩子的生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才铸就了几代孩子永远的电影情结。这是坏事变成好事的一例铁证。前些年，有个女影迷在电视台当嘉宾，说老电影。她提及当年的电影注重细节，举的是《平原游击队》的例子，老侯去端炮楼那场戏。她说，观众可以看到远景中两个伪军小兵互弹脑锛。这是一个一晃而过的片段，情节也很紧凑，观众的注意力一般不会离开老侯。她居然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不看个多少遍，是很难想象的。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现在每个星期一，必守着电视，看《流金岁月》里的老电影，场场不落。我的一个同学给这种现象命名为“红色经典情结”。
那时候，芸芸孩子，有几个不迷电影呢？
看电影的故事
每个孩子都有一本看电影的故事账。
翻过墙的，爬过窗户的，钻过下水道的，造过假票的……这是几乎在所有内部礼堂都发生过的事情。很多孩子为了看一场电影，绞尽脑汁，到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朱琏是木樨地中央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中学时和我同学校同年级不同班。他们院的礼堂，是当年远近闻名的一个大演内部电影的地方。这个礼堂规模不小，楼上楼下，舞台有前后之分。有不知多少没票的孩子，曾在这里以身试法，用《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说，正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并非场场有票，被挡在外边的时候，也得另想辙。他和我说起过的一次经历，不仅可以入书，还是一个经典的素材——喜剧素材。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过N遍的片子
那次演的是内部电影《攻克柏林》，这是当年对孩子来说极具诱惑力的苏联片。朱琏一伙（两三个人）中午闻讯，探得票没什么指望，要看这场电影，非玩邪的不可了。他们整下午都在为“作案”作准备，去商店买蜡烛，找来锯条、改锥之类的工具，切磋方案。晚饭也牺牲了。开场前钻了暖气管道，他们凭着烛光摸到礼堂的后舞台下面，耗时甚久，总算撬开并锯断了后舞台的木板。窜出舞台，看见另一拨孩子也在里应外合，先持票进场的正在撬木板，接应下面没票的同伙。他们绕到安全门外的走廊，平安无事，松了口气。然后上二楼，一个个大摇大摆地鱼贯入了场。一切顺利，只是电影已开演半天了。看电影时，他们还都腾出点精力为这次得手得意和庆幸片刻，尽管代价大了点。剧终亮灯后不免有点纳闷，来看电影的怎么都是院里的男女老幼？回家才得到谜底，原来事先的情报不准，这是一次家属专场，每家发了一堆的票，还都给他们留着，正到处找不到人呢。
违规看电影被抓，登记写检查告家长和老师，被关个几个小时，这都算不了什么。有几个院外的孩子，为了一场电影，付出了惨痛代价。那时到政法干校混电影看，先得进了政法干校的院子再说进礼堂的事。大门有警察站岗，很难混进去，只有两条路：走下水道，翻墙。有个孩子翻墙时，被墙上的玻璃茬子硌成重伤，送进医院做了睾丸摘除手术。还有个孩子单挑着钻地下管道，一宿没出来，差点没活活憋死。可知当年的孩子对电影的痴迷，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财政部礼堂有一次演《出水芙蓉》，混乱中有孩子持刀捅死月坛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酿成了命案。
我的两个同班同学陈凯、李连生，也住在政法干校院里，他们都多次给我们提供看电影的方便。有一回说是演《羊城暗哨》，他们已经看过，并打探到票的颜色和副券号数，李连生给我做了一张假票，把同场颜色但副券为“3”的票，略施改造，换上了当场的副券“8”，他小时候学过画画，弄得天衣无缝。我拿着这张假票心里打着鼓迈上礼堂的台阶，若无其事地入了场，居然未露破绽。开演才知道，片子非《羊城暗哨》而是《跟踪追击》。回到教室一说，他们一听就傻了。我估计李连生一准后悔，错过了本可以先睹为快的这场反特电影。那时谁先看了什么内部电影，可以拿来当时髦的谈资。常看内部电影，能享引领时尚潮流的骄傲。不少孩子为做假票大攒过期电影票，有的甚至牺牲了在他们听来 “没劲”的电影而留下一张完整的票，有的攒了几百张，夹在一本厚书里，什么样的副券都可以“造”出来。据说那些造假票的孩子中，不少人几十年过去，“传统”未丢，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