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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经过种种努力，就是说不服大家。怎么办？
我们要民主，一个顺从民意的领导才是好领导，于是，这位领导顺从了民意，把人杀了。
领导在下了杀人的命令之后，还特意做了个仪式，用清水洗手，告诉大家：这人实在是你们杀的，跟我无关。（像不像孟子说的“国人杀之也”？）
这位领导，名叫比拉多；被杀的人，就是耶稣基督。
还记得吧，我前边讲过亚理士多德关于三种政治体制及其各自的风险的观点，其中说，民主政治最怕的就是沦为暴民政治。当然，比拉多时代的罗马人对犹太的统治绝对不是民主，但我们单单从这个顺从民意杀了耶稣的场景来看，倒真是很有暴民政治的味道呢。
有人可能会质疑我这个例子，说即便我们把这个短暂的场面当作是民主政治，但它缺乏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的民主政治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有程序正义做保障，耶稣很可能死不了。
——可苏格拉底的死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方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地就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么？”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份，孔子就说过，把名份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无论他多么根正苗红；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在这个问题上，做领导的会很尴尬。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
科举好，八股更好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又来见齐宣王了，准备好了一番说辞：“要盖大楼，就得派工程师去找大木料。等工程师找到大木料了，您就很高兴，觉得工程师很称职。这个大木料被派到木匠手里了，木匠又砍又锯的，有天被您看见了，‘嗯？木头怎么变小了？！’这下您可不干了，觉得木匠不会办事，把这么大的一个大木料弄小了好多。大王，您这可是说外行话呀。人家木匠把木头收拾好了，这木头才能用于盖楼，这是人家从小就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本领都是这个道理，如果您说：‘别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学的，现在我说了算，照我的法子去做！’您觉得这对吗？”
孟子接着说：“假如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总得让工匠来雕琢吧？您的国家不比一块玉石更值钱？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您却说什么‘别管你以前是怎么学的，照着我的话去做就OK了。’您如果让工匠照您的外行话去雕琢玉石，那会是什么结果？”
孟子这回唱的是独角戏，齐宣王说过什么没有，他并没有记录下来。我有时候会想，按现在的话说，孟子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谁怎么说，完全凭他一支笔。说不定他当时并不一定说得有多精彩，只是在后来记录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来深思熟虑，所以就把自己的话给完善了；说不定齐宣王也说过什么漂亮话，甚至还把孟子的话狠狠地撅过，呵呵，这也难说。尤其遇到长篇大论的时候我就总是怀疑，现实生活中谁说话能既滔滔不绝又有条不紊、严丝合缝？看《左传》啊，看《战国策》啊什么的，这种怀疑就更强烈，一个人对领导说了一番话，长篇大论，像一篇严整的议论文。当然，其中有些人真是深思熟虑过的，这还能理解，可有些人就是纯粹的临场发挥，居然就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当时也没有录音机，这么长的发言难道就真能被如实记录吗？
再者，现代科学证明，人的记忆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所以呢，《孟子》这书，到底现场实录的内容占多少，后来补充发挥的内容占多少？这恐怕还真不好说。反正，我们知道书里说的都是他想表达的，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这就够了。
从这段话来看，齐宣王一直听不进孟子的主张，孟子有点儿着急了，看来货卖识家也真不容易啊。孟子的意思是：齐王您是齐国的股东，是董事长，可具体操作国事还是要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啊！放着我这么个现成的职业经理人您怎么就是不用呢？我可是从幼儿园念到MBA，学的全是治国之道，我比杰克？韦尔奇还专业呢！
可孟子时候的MBA不大吃香，说到这点，和现代的情况还真是很像。
MBA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所有学校教的都一样，用的教材也差不多，所以MBA毕业的学生全有共同语言，沟通无障碍，可孟子这时候的MBA是各有一套，谁跟谁都不一样，而且是大不一样。这对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是好事，可对职业化的官僚管理还真不见得就是好事。
其实，后代大一统时代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倒真是MBA的方式，大家念的都是一样的（或差不多的）教材，考出来以后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有共同语言，和现代MBA培养职业经理人一样，那时的科举是培养职业官僚，也就是政治上的职业经理人。所以，科举制虽然现在总被批判，但你如果参照MBA的特性来看，科举制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先不管科举制度考的内容是好是坏，单单看它这个全国统一化的职业官僚培训方式，和美国现代的MBA理念简直如出一辙（别和中国的MBA比）。呵呵，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
那么，最厉害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的呢？是明朝。
一提明朝科举，大家马上能想起八股文是吧？那么，我这一给科举平反，就索性平反到底吧。
——八股好！
我们批判了这么多年的八股文，有点儿批大发了。
我刚说过，科举制度基本上就等于是职业官僚培养的MBA，你说它钳制思想也好，说它禁锢人性也好，但它真的给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塑造了一个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平台，这确实就是美国MBA的教育方式。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八股的优势更好理解。八股取士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标准化考试。
大家知道，科举考试是写作文的，可作文这个东西，拿一篇给你，你说它是好是坏，是七十分还是一百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别说古代科举，就说现代高考，不是有人做过试验么，把语文考试里同一份作文卷子拿给不同的老师评分，结果差异非常之大。
我前边说过，就豪放词来讲，我喜欢辛弃疾胜过苏轼，我不喜欢文人气太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