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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合理的制度出来，而中国古往今来虽然产生了大量的思想和思想家，可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制度方面的思想。
就先拿孟子提出的这个桑树种植和渔网网眼这两件事说说吧。桑树的问题相对好解决得多，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并没有一片单独的园子来种植桑树，桑树是种在自家院墙的墙根儿的，为什么这样呢，是为了不让桑树和庄稼争地。那么，既然是自家墙根儿的事，孟子又没提到税收的问题，我们就当这个东西是产权明晰的吧，不大会产生什么麻烦。可渔网网眼就不同了，就复杂多了。
我们先来假定一下，一片不大的水域有一百户渔民，每户渔民都把自家的渔网网眼按照孟子的说法搞到一样大小。如果谁都不去破坏这个规则的话，那么，孟子希望达到的那个目的：鱼虾年年都够吃，是可以实现的。好，有一年，问题出现了。张三偷偷把自家的渔网网眼弄小了，神不知鬼不觉，自家的收成比别人家都多了，日子比别人家过得富裕了。这一来，问题可就大了，大家一看张三违规操作，获利甚丰，有些人心眼就跟着动了，起而效仿，也把自家渔网的网眼弄小了，这就等于君子国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小人，一下子触发了多米诺效应，这个时候，违规的人获利，守规矩的人吃亏，除了圣人，有谁还能继续遵守原来的规矩呢？谁都知道这样下去用不了两年这片水域里就再也打不着鱼了，可问题是，如果你还遵守规矩，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一样会把鱼打到绝种，所以，人们的心态就变成了：反正这片水里的鱼也很快就绝种了，在绝种之前能多打点儿就多打点儿吧。（想想经济学里那个著名的“共有地的悲剧”的寓言。）
每个人都明白这样做最终会导致谁也吃不着鱼的后果，可还是得继续竭泽而渔。
有人会说了，当张三的问题暴露的时候，要有人管理，有人制裁啊！
那，谁来管理，怎么管理？谁来制裁，怎么制裁？如何保证管理和制裁的公证性，监管成本会有多高，等等等等，这里面问题可就多了，孟子不能单单提出一个限制渔网网眼就算完了，要有制度化的可行性方案才行啊。
当然，我们不能拿现代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去要求孟子，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单单把道理摆清楚就够了，也不是指出具体目标就够了，而是要拿出非常非常具体的，乃至具体到琐碎的实施方案才行。所以，我们再看孟子这段话，说得对不对？太对了！但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呀。
从这一段里我们就能感觉到了，说到底，孟子是思想家而不是改革家，他为什么在各国诸侯那里屡屡碰壁呢？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思想家，而是改革家。战国诸侯变法的热情是非常高的，甚至比对发展军事科技的热情还高。这个动荡的年代呀，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农业是第一生产力——其实不是的，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虽然大家也都在改良工具，改良武器装备。那么，什么才是第一生产力呢？
制度。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诸侯们争相变法，一个新兴的、高效的、良性的社会制度改革方案是一个奇迹般的有机体，会以自身的惯性带动整个社会向上发展，只要把社会纳入到这个轨道中来，制度自身的力量就会自行运转，就会带动着社会上的所有人跟着运转。身在市场经济当中的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理解制度的这种作用：当市场机制运行起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人们也会自觉地努力去创造财富，而这个社会体制如果不是良性运转的，如果是打压人们生产创造的积极性，打压人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那无论工业、农业也好，科学技术也好，哪有可能成为什么第一生产力呢？
我们如果看看和孟子同时期的商鞅的改革主张，就会更有心得了。虽然，儒家学说占到统治地位之后，商鞅在历朝历代常常被骂得狗血喷头，可是，商鞅的主张才是真正细化到能够落到实处的，比如，细化到对耕牛饲养者的一整套奖罚办法，对农具的租借使用管理办法，对军功奖励的一长串爵位等级制度，等等等等，不厌其烦。在体制改良之后，社会就自然进入加速度的运转了。大家平心而论，如果你是梁惠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你是想用商鞅还是想用孟子？
孟子在这一节里又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政治主张，就是“王道”，这个概念是和“霸道”相对的。“王道”是先王的仁政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霸道”则是“春秋五霸”之道。孟子的主张听上去很美，如果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倒可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孟子会在以后的大一统时代里成为亚圣——但在战国时代，人家都忙着搞军备竞赛呢，你却大行仁政，仁政的结果可能确实会像孟子上面说的那样使别国的百姓全投奔过来，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必靠武力征服，单靠和平演变就统一天下了。然而问题是，仁政的王道即便可行的话，也是个漫长的过程，就如同要培养一个贵族，孟子给出的办法是最好的：三代培养一个贵族，可你马上就要出席一个贵族沙龙，所以只能找来几本时尚杂志速成一下。
孟子主张的王道确实需要太长时间了，教化之功，春风化雨，在一个急功近利、瞬息生死的社会里是派不上用场的。但是，孟子不是最反对急功近利吗？急功近利不是不好的吗？没错，急功近利确实是不好的，但是，当一群老虎在你十米之外吼吼磨牙的时候，你难道还要摸出一本武功秘籍，从头开始练习降龙十八掌的基本功么？
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妖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这一次的对话，梁惠王表现出来非常诚恳的态度。
梁惠王说：“孟老师，寡人这回恭恭敬敬地听您老人家的指教！”
有人看到这儿会挑理，会说：“梁惠王要真是诚恳的态度，应该自称‘学生’才对啊，可他还是称孤道寡地摆臭架子！”
其实，“寡人”这个词一说本是一种谦称，意思是“寡德之人”，也就是“德行不够的人”，只是被用的时间长了，原来的意思就没人记得了，味道就变了。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和尚能不能吃肉，华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中庸之道是不是和稀泥做老好人，等等等等，追溯一下历史的话，就会发现根本不是现代很多人习以为常认为的那样。不过，这时候的孟子是不较这个真的，他也不说什么客套话，直接就进入正题了。
孟子说：“大王，我考你个脑筋急转弯。”
梁惠王一愣：“啊——？！”
孟子接着说：“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不同没有？”
如果放到现在，梁惠王肯定要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也肯定尽往歪了斜了去想，可那时候的人还比较实诚，梁惠王的脑筋不会急转弯，傻乎乎地回答说：“没什么不同吧！”
孟子并不马上公布答案，接着问：“那，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没有？”
噢，梁惠王捉摸过味儿来了：好你个老孟，挖个坑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可真够奸的！可是，话都逼到这份儿上了，想回答“不同”吧，分明和自己上面的回答自相矛盾，唉，没办法，只好咬着后槽牙答道：“没有不同。”
“嘿嘿，”孟子奸笑一声，正文来了，“现在咱们看看，您的厨房里都是定点生产特供王宫的无公害蔬菜和精肉，马厩里都是进口的豪华奔驰宝马，可是您治下的百姓们呢，有多少人面黄肌瘦，有多少人曝尸野外，您这分明就是带着野兽去吃人啊，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人民的父母官呢！我的祖师爷孔子说过：‘发明出用人偶来给死人陪葬的家伙，我咒他断子绝孙！’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人偶是仿照人的样子来做的。您想想，连这种行为孔子都会深恶痛绝，他老人家若是在世，对您这种政治作风又怎么忍受得了呢！”
孟子这段话很是精彩，还出了两个成语，一个是“率兽食人”，一个是孔子说的“始作俑者”。小时候我们写作文，觉得作文当中用几个成语才显得很牛，显得很有气势，可孟子那时候没什么成语，他和其他很多前辈们在为我们创造成语。孟子这段话虽然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属于没用成语，但我们读着也要一挑大指，赞一个“强”字！
的确，古希腊发展成专门学问的雄辩术也莫过于此了，有理有据，有气势有技巧，设套子下绊子，宜将剩勇追穷寇，稳，准，狠，这是《孟子》当中极其经典的一节。
很多人对儒家的印象都是“千载腐儒骑瘦马”，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看到女人的白胳膊就马上想到性交”，落魄了就成了孔乙己。可是各位看看人家孟子，英气逼人啊！
儒家先贤们很不简单，胸怀、见地都令人钦佩，像孔孟他们才称得上真正的儒者，而大一统专制体制下的太多太多人都只能算是被阉割的儒者。比如，我方才说孟子“英气逼人”，其实，早就有人用“英气”这个词来形容孟子了，宋代大儒程颐就说：“孟子有些英气”，但程颐对“英气”的态度却是另一样的——他接着说：“英气很害事”。他推崇的是颜渊那样的“温良恭俭让”的儒者，很有些看不惯孟子。我觉得，程颐的背上就背了一个大一统专制传统的大包袱。
我的感觉是，儒家先贤贵在立论，疏于方略，从立论来看，大有悲天悯人的胸怀。从这层意义上说，商鞅等人能够成就事功，却很招人恨，孟子等人成就不了事功，却让人爱，让人敬仰。
从“率兽食人”来说儒家先贤的胸怀和见地，我很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个人进来，为他鸣鸣不平。作为先秦诸子之一，作为一名儒者，这个人生前和孔孟一样没什么好日子过，可死后却依旧没能享福。在我们如此漫长的历史上，人们一谈儒家就是“孔孟之道”，只提孔子和孟子，没这位爷什么事，这实在很不公平，因为这位爷的思想水准绝对不在孔孟以下。比如，这个人研究当时社会上的人妖问题，就很有力度。大家别以为只有现在的泰国才有人妖，我们可以从此人的著作中充满民族自豪感地得出结论：“早于泰国人妖多少多少年前，我们中国就有人妖啦！这一发现，把世界人妖出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多少多少年，驳斥了西方学者们一直认为的人妖在某某年率先出现在泰国的论调！”
这位牛人是河北人，叫做孙卿。
孙卿这个名字，肯定不少人都会觉得很陌生。有人一定会问：“先秦诸子里有名有姓排得上名、挂得上号就那么有数的一点儿人，这孙卿是哪棵葱啊？”
其实，这人既不姓孙，也不叫卿。“卿”是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