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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讲这么两个问题，敌人的新花样，第一是用经济主义贿赂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第二，把斗争锋芒引错，不该搞的搞了。今天，把这两个问题讲清楚，党中央国务院主要好的都点出来了，李富春同志给统战部送了大字报，才揭开了盖子，叶剑英同志代我接见了少数派，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在困难的时候，叶剑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我那时处境困难，我曾经感谢他，搞他这合理吗？在困难的时候他能过来跟着毛主席、林彪同志走，所以我们不能象对待刘、邓、陶那样对待他们，要善于分清敌友，对领导阶层也要分敌友我，要调查研究，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就是，最近军队的文革小组要改组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很同意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这是当前两个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向全国广播的，各个报刊都刊登了这标志着文化革命的新的阶段，刚才王力同志念了几个文件，这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个大事，我们在一、二天内也要发表，中央还决定给上海工人一个贺电，祝贺他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问题不仅是上海工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工人的问题，关系到学生，基本方针是适用的，他们要好好学习学习，这个文件很重要，中央有个军训文件，上面有一句话，“加深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说的。所谓革命性，就是充分发扬我们革命的首创精神。所谓科学性，就是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调查研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没有磅礴气高万丈的精神不行，但没有毛主席的调查研究也是不行的。刚才江青同志进行了各方面的分析，把陶铸与其他同志进行了分析，就是科学的分析。所谓组织纪律性，就是革命的纪律。刚才见一文件，八号冲中南海的西门，这不对，不合乎林总讲的组织纪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爬墙冲进去，革命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这只能使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高兴，“三性”结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
关于陶铸，我要讲几句。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毛主席面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了他，他不改，甚至有时他讲话相当“左”，实际上形“左”而实右。我们可以告诉你们，解放十七年来，经过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黄克诚；一次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了错误，他是拥护高岗的，在一九五五年代表大会上，他检讨，头次滑过关，严厉批评了他。第二次勉勉强强过去了，他不象你们《井冈山战报》写的《陶铸论陶铸》，他不是这样，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看看他们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周××写了一篇《毛主席到韶山》，这是一篇大毒草，《羊城晚报》登了，大家反对，《羊城晚报》过了些时候，又登了一次，加了按语，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再举一个例子，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发现这个后，我们立即通知全国各地报纸不准登载《北京日报》的假检讨，不到两个星期，广州的报纸全部登载，他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王任重的一套也就是陶铸的一套，武汉的白色恐怖是陶铸、王任重搞的。还有一件事，全国都登了姚文元的文章，唯独《湖南日报》没登。陶铸在中央，林总作了很多工作，结果没效果，他用两面手法，所以，我们宣布不是仓促的。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他同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性质不同。现在有一小撮人想搅乱这个阵营，企图混水摸鱼，竟有人把周总理的大字报贴在天安门，这是什么人？（众：是反革命！）应该怎么办？（众：抓起来！）他们这些同志有过错误，甚至严重，但是反对彭罗陆杨，坚决跟毛主席走的，主流还是次流，要分清，他们有错误，这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可以批评，他们也应该检查，但问题性质不一样，要用主席思想挂帅，江青讲的两点很重要，特别是经济挂帅，收买腐化，我建议把不必需的东西退回，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现在有些谣言，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主席有三条指示，有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三条”实际是反对谢副治，反对毛主席、林总的。他们讲得活龙活现，而且说是总参一个人宣布的，这是谣言，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在种种情况下，狗急跳墙，（江青同志说：他们把矛头对准杨成武、萧华同志）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周总理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请他们发言。
文汇报代表：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首都的三司和新北大的在上海的联络站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体会到报纸要为革命左派说话，必须夺权，我们夺了领导权，我们决心为革命造反派大叫大嚷，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干到底。
周总理：
我来说一说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主席发现了马上叫发表，象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这次也一定会对全国有重大影响，我这里和在北京的同志谈一谈，并通过你们做做工作，使全国人民起来一齐干，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革命派改革的决心，文汇报改革的第二天解放日报也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我来谈谈二个问题：一个是各级领导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继续顽抗，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刚才江青同志和伯达同志讲到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是他们放出来的，现阶段新的斗争展开了推向了工厂，企业、科学单位、设计单位，从城市发展到乡村，重点转了，他们想以搞革命为名破坏生产，方法就是实行经济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交通的问题过去曾经发生过抢车、卧轨等事件，但是都很快的解决了，没有影响运输，现在铁道部本身要罢工，引起了运输的停顿，那些罢工的原来大部分是保守派，现在要造反了，造反嘛就罢工。北京的列车乘务员受了点委曲，完全可以做点工作，把事情解决，但铁道部的吕正操没有那么干，反而挑动工人罢工，铁道部的武竞天，他是个花花公子，他犯了很多罪，就在毛主席坐的列车上，他窝藏了十七大箱的黑材料，是三司搜出来的。
铁道部住满了外地来北京的工人，我做了许多工作，把150万人组织起来，形成联络系统，一直搞不好，一个学院把他（吕正操）揪去了，后来又把他揪到长辛店，他就要我打电话，我在那里休息，新年他回来了，我揭穿了他。首先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回到本单位去，这件事一定要考验吕正操这些人，给他一个短时间，看他做出做不出成绩来。现在工交口一半给余秋里，另一半给谷牧，他们也做了一些错事，将来要检讨。谷牧现在到大山县去了。现在让李先念抓，我亲自抓。这样的领导（指吕正操）观察他一段时间。
为什么铁路出现了打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把矛盾上交到北京，我们怎么解决得了？打人最厉害的是京广线、长沙、株州、衡阳，有3000多人抢车，一部分买票，另一部分不买票，与乘务员发生冲突，这种方式不是阶级兄弟的态度。这件事陶铸打电话同意了，有些是中央没同意，是直接来北京的，象东北、齐齐哈尔等。给大家介绍这一个例子，大庆是毛主席提出来要学习的，的确是一面红旗，去年炼油达1300－1400万吨，第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二是大庆职工的努力；第三是全国的支援；第四当时挂帅的领导是余秋里同志，后两年（65、66年）余秋里同志离开大庆来北京，他们就滋长了骄傲情绪，现在，工委经不起考验，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串连，结果文化大革命垮了，七万人的地方一万人出来串连，不能不影响油田生产，到北京来要钱给钱，矛盾上交，幸而王进喜站出来了，张洪池栽了跟斗，王进喜说我心里非常难过。
还得把这面红旗举高，王进喜准备回去把问题解决，现在各地方除了司局长以上的都起来造反了，不工作了。有的部、司、局长以下的以搞革命为名都不抓生产，我主张外交系统开门，外交系统的造反派起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挤垮了，但中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不抓就偏，我现在主要抓石油战线、铁道、外交，这二十天我就做这些工作。我不能什么事都管啊！只能抓一下，还得靠各个部抓到底。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
第二个问题：现在阶级斗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走向了新的高潮，必然要出现全面的反扑全面的反击；这个高潮的面比以前更广；要大辩论，要大搞军政训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大联合，春暖以后向全国推广，（江青同志插话：上海这种联合可以推广北京有个什么联合委员会，造谣说主席不在北京，这纯粹是造谣；上海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主席先看到的，比我们先看到，并且命令立即公布，怎么能说主席不在北京呢？还有更荒唐的谣言：什么主席批评了×××，什么连江青也批评了，什么主席写了第二张大字报，发表了三条指示……等，这更是荒唐，不能相信。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上海三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十条我们完全赞成，左派有了分化，我们希望在大前提下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都愿意接受批评，接受同志式的批评。我个人，同志们批评我是可以的，我们要处理那么多事，不可能没有错，军事系统在运动初期仓促上阵，也是有错误路线的，军队派出的工作组因为长期没有做群众工作，执行了错误路线。批评是需要的，派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