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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 。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 。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 ，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 “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087）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江青 陈伯达 姚文元
1967。04。14
江青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大概就是七、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还和和气气的，几天就吵起来了，还武斗，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一、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过一会就来，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二、想讲一下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六号《军委十条》下来以后，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心情都飞动起来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条，这十条下来后，很容易，很可能犯错误，一定要牢记1·28军委《八条》还是有效的。我认为目前的苗头是放松了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座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批判应该上纲，这个纲应该上到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现在矛盾不集中，很分散，很难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第二个苗头是这几天指向军队。同志们，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军队依靠什么？有人贴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是军委常委。最近几天，我围城转了一下，贴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刘少奇的。他（指李）我不了解，我调查了一下，他还是好同志，只是说错了话，要打倒他这对吗？一定要谨慎，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上街，叫坏蛋，外国记者都搞去了。打倒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这是反常的，有人钻空子，你们不知道，上了当，是我感觉到的。
三、有人使你们打内战（指地院和北大），还不自觉。邮电大楼已经军管，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支持邮电大楼的红革会，还发生了武斗，完全不维护解放军的荣誉，已经军管了，还去武斗。二、三天前，我、伯达、戚本禹叫他们不要搞了，要树立解放军的威信。可是他们还在干，北邮东方红就是支持，就是打。谢副总理告诉我，昨天搞了一天（指北大和地院），要一起谈地院东方红不干，要单独谈，单独谈也崩了。今天我们等了好久，你们还不来，我们不是战友了吗？（澄清：红代会给地院东方红打电话晚了。）
炮打谢副总理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聂元梓）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但打倒谢副总理，一切都归于聂元梓，我没有证据。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斗王光英是好事，王光英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王是天津的大资本家。斗他是好事，应该斗。北大的事情很复杂。孔凡做过邓小平的秘书，他反对聂元梓，他难免作挑拨的事，使你们不团结。总而言之，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心里高兴，但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对敌斗争，计较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我今天是批评你们的，特别是聂元梓同志，她斗争经验，生活经验比你们多，应该做出榜样。这次她应该负多的责任，但你们不能把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使香港的报纸又登上了，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新北大到处出刊物，净闯祸。凡属军管，那个单位就是有错误，有缺点，要维护我们自己解放军的威信，有意见可以提，不能把解放军不放在眼里。（广州对外贸易展览会被搞了。总理今天早晨乘飞机亲自去解决。康老插话：明天要开会，今天给搞了，所以那里军管了。）李钟奇也不要贴了，（谢副总理：已经让北航派人给贴掉了）他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你们就打倒，搞错了方向，放走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拿出革命者的气魄把北京搞好，我完全信赖你们，我们共患难，我可以坦率的提出意见，我不对也可以提。象这样我很焦虑，邮电大楼打，北大也打，这不对，乱贴标语，不能这样，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军委《十条》对左派是极大的支持，极大的鼓舞，不能忘了维护解放军的荣誉。你们打内战，外国人登了。现在北京红卫兵自己打自己，成不了大器，那糟了，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你们能答应我不把武斗搞出去吗？（众：能！）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先退席，有点感冒。（江青同志穿衣服时说：要允许改正错误。特别是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伯达：
要叫李钟奇、谢副总理的大标语、大字报明天就看不到，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请大家继续发言。
姚文元：
首先我完全拥护江青同志很重要的讲话，江青同志这些意见我们革命小将要很好思考，坚决的执行。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允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我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贴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是错误的，应盖上。
中央派我和张春桥同志去上海，回来两次，都感到很幸福，在北京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在北京的大、中学红代会的战友们，应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你们的行动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在上海听到北京红代会组织起来了，这是榜样。上海的红卫兵希望你们，你们的一些不好作法也会带给全国，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我在上海几个月是有很深感受的。
回答一个条子：昨天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文章和消息，我认为转载的好，转载的对。听说有同学去人民日报要求解释这个问题，这与今天这个事是有关的。当前的大方向是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是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对世界革命有很大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总根子，挖掉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批判刚刚开始，要深入到政治，思想各界中去，对刘邓的批判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都是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特别是和刘少奇战斗的。有刘少奇这个反面教员，显得主席更伟大，革命的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现在集中力量，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文汇报提出的重要问题，当前大批判可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个大批判壮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使中间受蒙蔽的争取过来，分化瓦解保皇组织，旗帜鲜明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其他方面这个批判也是起很大推动作用。至于有的同志有其他看法，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一点感想是局部和整体，要懂得全局（主席语录……）有人提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这在上海有体会，在革委会成立前，有这些问题北京应按伯达、江青同志讲的自我批评来解决不要影响全局，不要影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局。我们希望北京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一切革命同志要维护其代表性，权威性，希望也早点建立，对全国有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感想在夺权前夕（上海），红革会要另搞一套，中央文革有电报，他们分析是假的，是王力和张春桥一起搞的，我看有些同志应从红革会吸取教训（从正面讲）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实际出发，从毛主席教导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看问题）无产阶级科学性是毛泽东思想，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无科学性，应按毛主席教导去作，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对我们都是考验，是否公字当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希望在座的同志都很好地考虑，把北京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