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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口气讲完了南朝的第二次朝代更替——刘宋换成了南齐，现在需得把目光投向北方，接着第三章留下的话题，续说北魏文明冯太后的功绩。
魏献文帝拓跋弘做太上皇，有一半的原因来自于冯太后的压力。他虽退居幕后，但并不放弃努力与冯太后争夺权力制高点，这实际上不是拓跋弘一个人的意愿，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某种程度而言是与冯太后对立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两股势力即便表面上看起来相安无事，私底下也是斗得不亦乐乎。拓跋弘多次巡察各地州郡，一方面提拔自己赏识的官员，惩罚贪官污吏，一方面也故意与冯太后作对，重新恢复了一批被冯太后罢免的官员，比如延兴三年（公元473年）他视察怀州（今河南泌阳）时，就任命鲜卑人薛虎子为镇将，而薛虎子的职务原先正是被冯太后下令罢黜的。除此之外，小拓跋宏每个月还要去父亲所居住的崇光宫拜见，一向十分看重这个小孙子的冯太后感到莫名的失落，看在眼里，怒在心里。
总而言之，到了延兴六年（公元476年），不满的情绪积抑已久的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抢在拓跋弘一派还没来得及全面抢班夺权之前，秘密派人在拓跋弘的酒菜中下了毒，将他毒死。接着，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宣布改元承明，第二次临朝听政。（中国历史上，只要是皇后这一边出现类似冯太后这样的强势女性，那么帝后之争从来都是权力之争的一支主旋律。有趣的是，这种对抗由于男性主导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常常显得不对等，或者说，后派的成功，需要通过某些非常的手段。女性若是十分渴望达到某个目的时，其手段往往比男性要狠毒得多，这就是所谓的“不择手段”，这一点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我得说，这不是女性或者男性本身的问题，而是由性别失衡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
冯太后拿到大权之后，我们大概就可以猜到她最想要对付的一个人了吧。没错，就是当年被拓跋弘利用，导致冯太后的宝贝情人李奕被杀的尚书李。
八 二度临朝（2）
李在拓跋弘的朝中很受重用，威信也很高。冯太后不方便马上动他，就先把他调任徐州刺史，以防他在朝中纠结党羽。
树大招风，痛恨李的当然不止冯太后一个人。她很快就找到了合作伙伴，此人是个太监，姓赵名黑（这名字非常奇怪，和“李白”倒是正好配成一对。他的本名叫做赵海，在北凉时代的凉州做小官，拓跋焘灭北凉，他做了太监，得以入北魏朝中为官），原先也混得不错，是为数不多的既受到拓跋弘宠信又得到冯太后喜爱的官吏，一直做到侍中、河内公。天有不测风云，拓跋弘禅位后，赵黑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李，李就千方百计找他的碴儿，想把他整下去。这茬真不难找，赵黑有贪小便宜的习惯，利用职务之便把自己家里“改造”成了公物储藏所，还走漏了风声。李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线人，把物品清单列得清清楚楚，向拓跋弘递上。
拓跋弘最痛恨的就是官员贪污，令人到赵黑那里一抄家，果不其然，东西都清清爽爽摆在家里呢。念在辅政有功，拓跋弘还算是开恩，把赵黑的侍中撤了，让他去做宫里的门士，就是现在传达室看门大爷的职务，当然咯，看的门级别比较高，是宫门。
这可把赵黑气的，好长一段时间吃不下饭，睡不安觉。幸好拓跋弘过了一年又想起他的好处，又重新把他调到身边任职。现在太上皇帝死了，赵黑心想君子报仇的时候到了，就跑到冯太后面前表忠心、诉衷肠。两人一拍即合，由赵黑出面，挖出了可以置李于死地的人——范檦。
范檦是李的同党，李敷、李奕兄弟被诛他也逃不了责任。但是范檦懂得见风使舵，冯太后一上台，他就明白风向要变，赵黑来联系他，他就彻底倒向了太后。范檦与李那是多少年的朋友（对不起，大约是“酒肉朋友”吧），基本上是无话不谈。他向冯太后密告，李打算在徐州任上叛逃，而且这话是李亲口所说，绝对不假。
逮到这么个证人，还不大肆发挥？冯太后立刻传命，让李回平城述职；这边则跟范檦说好：“你得给我做好这个证人，以防李那家伙抵赖！”
李上任才一年，没搞清怎么回事呢，就去晋见冯太后。冯太后说：“你企图外逃的罪行，已经被人揭发了，还不从实招来？”
李大惊，说：“太后从何得知？空口无凭，绝无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帘后的范檦叫出来，与李当面对质。范檦背了一通演练好的台词，李如梦初醒，知道是自己给人设局害了，忿忿不已道：“连你都来诬陷我，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你受过我的厚恩，怎么忍心做这样的事！”
范檦不以为然地说：“李大人以前也受过李敷的厚恩，比你给我的可强多了。你忍得下心，我凭什么就忍不下心来呢？”
李一个劲地叹道：“怪我看错了人，悔之晚矣！”冯太后靠着赵黑、范檦的帮助，给李定了罪，将他一族全部处死。此后，她用类似的伎俩，诬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国，又除掉了这个大政敌。北魏的朝廷成了冯氏的天下。
九 垣崇祖决堰战寿阳（1）
冯太后杀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这是一个长达二十三年的年号，在整个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独一无二。与明、清时代帝王一朝一年号的传统截然相反，中古时代的封建帝王，更换年号那是家常便饭，像刘宋前废帝那种不讲礼法的人更是可以变态到一年就改元两次的地步。在这些短命年号之中，长命年号尤其是超过二十年的年号就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太和”这个长命年号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统计，从魏晋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时间超过二十年的年号一共只有七个，在南北朝之前，有晋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后，有隋文帝的“开皇”、太宗的“贞观”、玄宗的“开元”、德宗的“贞元”。这几个年号中，“太元”的状况相对较差，但也是东晋中后期相对比较稳定的一段时间，淝水大捷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太元八年）。其他四个隋唐的年号都比较为人所知晓，隋文帝开皇年间是一个大一统的时代，中国结束了南北割据的分裂局面，另外几个则分别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贞元中兴”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时期。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古时期中国的长年号，往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南北朝仅有的两个长年号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南朝的“元嘉”，我们已经说过，是南朝最为重要的治世时期；与之相对应，北朝的“太和”标志着北朝的鼎盛时期。北魏的统治在太和年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巅峰，半个世纪后的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是这么追述“太和盛世”的景况的：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一手造就了辉煌的人物，正是冯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养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优秀再有预见性的统治者，也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执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十三年的太和时代，却是以一场决策错误的南北战争拉开序幕的。
拓跋焘死后，北朝的统治者忙着抚恤四方，南朝的统治者忙着苦斗不休，都没有闲暇投入大规模的边境作战。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丧师失地纯粹是刘彧处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后，边境上虽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对各自的管辖范围产生什么影响。十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宋魏对峙换成了齐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听说萧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机可乘，决定大举伐齐。鲜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义的旗帜，他们打出了丹阳王刘昶这张牌。
刘昶归降北魏之后，受到北魏很高的礼遇，不但被招为驸马，而且还被封为丹阳王。宋文帝刘义隆的十九个儿子中十八个早已灰飞烟灭，活到最后的，竟然就是这位“叛逃外邦”的刘昶。
北魏扶持刘昶，以讨齐复宋为名，对南朝作战，是有其独特用意的。佛狸饮马长江的那次遭受失败后，拓跋鲜卑对于南侵这个问题其实是讳莫极深的，他们逐渐认识到，纯粹用军事征服的手段扫平北方没有问题，对付水乡泽国的所谓“岛夷”还是有相当难度。经过将近两百年的大分裂时代，南北方的某些差异之巨大近乎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局部的军事胜利并不能改变分裂的根本局面，只会产生无谓的财物与人力的消耗。于是鲜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个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够彻底消灭南方的政权，在江、淮之间建立一个缓冲附庸国，对于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如意算盘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时候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赢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你推一个姓刘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对，问题是你硬要推翻姓萧的政权，大家也并没有觉得这会有什么好处。刘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灵涂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老百姓对他们早就没什么感情了，也并不关心是谁在掌权。何况除了国号国姓改了以外，整个南方的改变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北魏也没有挑唆边境上的叛乱，而是直接以大兵压境，渡过淮水，进入南齐境内。
两相比较，萧道成的准备要充分许多，他在称帝前后，做了两件大事来对付北魏：一件是将兖州刺史垣崇祖调任豫州刺史，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垣崇祖在刘宋末年就战功卓著，后来在淮南一带担任太守，一度与萧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萧道成。萧道成对他也十分器重，称帝时不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还叮嘱他说：“我现在刚刚得到天下，索虏肯定会以护送刘昶的名义兴师动众，进犯我国。寿阳首当其冲，能制服强寇的，只有将军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积极备战，以待外敌。
另一件事是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共同商议讨伐北魏。当时的柔然面对东南的北魏是弱势，在西南的西域各国则扩展了不小的势力。王洪范的使团从蜀地出发，经过吐谷浑和西域长途跋涉，见到了柔然可汗。当时柔然的可汗已经换成了吐贺真的儿子予成，汗号是受罗部真可汗，鲜卑语的意思是“惠”。这位可汗确实比较实惠，他与北魏之间没有发生多少正面的冲突，只在北魏的统治薄弱环节西域与北魏展开势力圈的争夺，维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间。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于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骚扰北魏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