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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齐天卓什么也没说。一脚迈出这个本要被关上十五年的监狱，他心里只有刻骨铭心的感动。一个人一生中“文章遇知己”和“沦落遇恩人”这三生有幸的两大幸事都让他遇到了。
直到十多年以后，齐天卓在当上了某市市长时，才从当时的乔县监狱早已退休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当年李东光是靠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自行车，然后给当时的监狱长，一个小学没毕业且嗜酒如命的人送了三瓶茅台之后，后者才想办法托人改判了齐天卓的案子。而李东光是如何了解到这个监狱长的嗜酒习性，他就不得而知了。
齐天卓出狱后再没有回他原来的报社。李东光向乔县中学校长推荐齐天卓教高中语文，顶替一个一年前去外地搞串联后已经不打算回来的女老师。该校长基于对李东光的信任和对齐天卓当过报社副总编这一背景的赏识，便同意了。那年，李东光二十八岁，齐天卓三十一岁。
当时的乔县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过还没有停课。不少学生开始不来上课，去参加写大字报和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齐天卓和李东光每天上课，去食堂吃饭，都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他们都不想卷入学校的政治活动，有空就一起看书，散步，争论着他们那个年龄的男性头脑里必然存在的无穷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的、哲学的和文学艺术的。后来，乔县中学和全国学校一样，也全面停课了。李东光和齐天卓借口说他们要去外地串联，一起离开了学校。
他们躲到了五十里外天水坞村的李东光家。李东光守寡多年的老母亲很喜欢儿子的这个朋友。就像所有的农村妇女都喜欢看见读书人一样，每次他们一回来，她就会咧着掉了几颗牙的嘴开心地笑，并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泛红的眼睛。
虽然那场政治运动也遍及了农村，但政治对于农民毕竟不如种地吃饭那样重要，他们的日子比起县中学的日子要平静很多。傍晚，他们喜欢去村西边的杨树林里散步，争论问题，追野兔，尝野果，学鸟儿叫，或认真地欣赏每一棵树的不同。
杨树林的尽头有一个高五、六米高、长几十米、宽一米的土坝，面对着大片农田，上面长满了野草和藤蔓。李东光的老母亲说，那坝原是早年间为防洪水修的堤坝，后来多年没有发水就废弃了，土被人挖走，就只剩下了那一段。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着迷般地每天都去土坝上欣赏惊心动魄的日落，看其不重样的美和融化一切的壮美。站在土坝上往下看，世界似乎瞬间缩小；躺在上面的草丛里向上看，又有身在挪亚方舟上的感觉。他们喜欢在日落后静静地躺在草丛里，不说话，听昆虫庸懒单调的叫声，吸着混杂着草叶和野花的空气，感觉着世界在自然中的瞬间存在。那种时刻总让他们感觉置身于地球上的一方净土，尽情享受着乡村清贫物质生活中精神和感情上的富足。
如遇到雨天，他们就待在家里看书或写毛笔字，讨论书法可能对人的思维和审美产生的影响。他们也会帮助李东光的母亲剥玉米皮、劈柴、推磨或喂猪。
一个初夏的傍晚，在杨树林尽头的那个土坝上，发生了一个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瞬间。那一天，他们在林子里谈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还会持续多久，二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他们将会做什么等等。他们为个人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的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感到沮丧，同时又强烈地感到他们的胸怀和头脑分明能理解和装下整个宇宙。即使在当时那个恐怖而混乱的年代，躲在天水坞村杨树林里的这两个年轻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他们只是苦于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能证实自己存在价值的途径。苦闷和迷茫让他们伤感起来。
齐天卓背靠着一棵长着结节的大树站着，长时间望天无语。忽然，他眼泪涔涔而下。他对坐在一边树墩上的朋友说，他此刻全懂了古人在诗词中所抒发的幽哀情怀，感到与他们的呼吸和情感的起伏是脉脉相通的。他为自己和朋友作为两个才智充沛的人，却是天下大事不可为而伤怀。李东光完全明白朋友的心，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抬头望着从上面树叶间露出的天空，竭力让自己的眼泪不要流出来。
他们再一次登上土坝时，夕阳烧得正红。下面大片葱郁的麦苗壮观地延伸到视线的极限，金属般的霞光把它们变成一片了金色而恬静的火海。田间散落着几棵桃树已率先开出粉白色的花朵，此刻也全被涂染成了金红色。空气中湿湿的泥土味与农作物的青涩味混合在一起，放肆地冲进他们的鼻孔，让他们感到了语言难以表达的阵阵愉悦。
突然，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正在谈论的事情——大概是关于哲学或政治的话题——似乎是因为眼前溢满生命的自然景物和夺人心魄的色彩一下减弱了他们继续谈论人类社会的欲望。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不想再说什么了。于是他们就那样站着，好像有人命令他们此刻只需要用感官去感觉眼前的一切，忘掉所有其它的存在。
那是一个人在宇宙中不可能不感到爱的时刻。麦田的上空有燕子掠过他们头顶时尖细的欢叫声，有近处的虫鸣和远处什么地方孩子的打闹声；正前方的田里有一些小小的身影在缓慢地移动，不时传来因为远而显得绵软悠长、时断时续的男人吆喝牲口声。
就在这被落日营造得如神话般绮丽而热情的空气里，他们同时听见了一种没有声音的声音，一种在瞬间用感觉才能听见的关于情感的声音，一种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在世界上存在着的声音，却第一次被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生命中听见了。上天从来没有把这种瞬间体验局限在人世的某一地点、某一年代，或人类特定的性别和年龄之间。它的发生如同春天里许多经过冬天漫长的等待必然破土生发的植物一样，没有预谋，没有意识，没有选择，却像每一个婴儿的出生一样地自然和不可避免。
感觉到那个柔润清亮如天籁般的声音，齐天卓心里然涌起一波类似当年在县监狱中有过的巨大感动。他想永久地留住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里有对无声地理解自己此刻感觉的那个人的感激，也有对整个宇宙为此刻而存在着的感激。
他们对视时，都感觉对方不再是一秒钟之前的同一个人了——他们都在听见那个天籁般声音的同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具有神性、充满了生命原本活力和愿望的人。但是，发现自己内心的新大陆既是一个令人心魄摇撼的伟大瞬间，也是一个令人无比恐慌的时刻。因为它仍属于被人类按需要和定义归类过的主要情感范畴之外的存在形式，无论它早已在人类生活中存在了多久。
齐天卓因为右臂抖得太厉害，身体也跟着摇晃起来。他不得不用左手去强压右臂，但收效不大。站在旁边的李东光看着朋友的痛苦挣扎，先是不知所措，然后跨前一步，想用自己的双手握住朋友的手臂，如同要安抚一个受了自己感情惊吓的孩子。但是，由于激动他的动作过猛，几乎是撞在了李东光的身上。慌乱中，他想表达歉意并 纠正自己的动作，可是悬在空中的双手却把朋友连同他抖动的手臂一起抱住了。
他们就那样站着，谁都没有再动，两人都感到了对方加快了的呼吸。他们的思想和语言都停止了判断和质疑，只觉得他们身体的相互触及如同夕阳必然接受大地的等待，归鸟必然回归巢｜穴般地自然。齐天卓的手臂停止了抖动，平静得像个睡熟的孩子。夕阳只剩下了最后的一个亮点，架在田野尽头的地平在线，似乎迟疑着下沉的速度。然后，他们在对方的眼里读到了明白无误的渴望，同时还有恐惧——人类对真实情感永恒的恐惧，对意识到表达爱的不熟悉的形式的恐惧。随着恐惧的在齐天卓脑中的出现，他平静下来的手臂又开始更猛烈地震动起来。随着他身体的摇晃，他发出一声像见到死亡一样的喊叫。他松开了朋友的手，大口喘着气，后退了几步，然后一个突然转身，独自仓皇地跑下土坝去。
李东光站在原地没有动，身后是暮色中静谧的田地，头上是即将出现的蓝色星空。灵魂的脆弱性和宇宙的脆弱性一样，从一开始就以无法平衡的形式出现。
几天后，齐天卓独自先回学校去了。之后他参加了学校里的政治活动，竭力想在远离朋友的外界寻找什么极端的事做一做，无论是否有意义，只为减少自己无法理解的恐惧、焦虑和困惑。他第一次体验到了人在精神需求和友谊之外的另一种情感和希求，虽然只是被他朦胧却倘不具体地渴望着。他的希求与恐惧成正比地增长着，因此他选择了生硬的逃避。
但齐天卓不久就离开了他所参加的政治组织，因为有人指责他革命意志不彻底，不坚定。他在宿舍里把自己关闭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都在彷徨中思考。当李东光从天水坞返回学校时，他已经决定弃教从政，去实现他一直想要变革社会的抱负。
他们仍去运河边上散步。当齐天卓滔滔地谈到他将如何具体实现他从政的计划时，他意识到了自己声音里的惴惴不安，好像一个孩子太想得到什么，因为母亲不允许而不得不认真陈述一个籍口一样。他猜想着身边的朋友是否也察觉到了。
“我知道政治很复杂也很危险，”前报社副主编的齐天卓的声音有些急促，眼睛望着运河上来往的船只和岸边那个作为地标的宝塔。“但是，也许只有参与政治才有可能最快最有效地改变至少是一个地方人群的生活质量，即使不是整个国家和制度的话。”
他不看身边的朋友，又说：“你不觉得做文人很可怜吗？看看我自己的经历吧！不改变社会现状是不行的，而不从政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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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光只是和他的朋友一起向前走，没有说太多话。他能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敏感感知到正在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切，包括朋友内心的紧张和言不由衷，却没有勇气把它说出来。他始终平静地听着，直到最后才说，他很理解朋友的这个决定，也相信他有实现自己政治抱负所必需的热情和才能。
齐天卓准备先到南方的D市开始工作，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分手那天，李东光帮助朋友把行李拿出了他们共同住了三年多的集体宿舍。在火车站台上，齐天卓强笑着让朋友给他写信，可是手臂的剧烈颤动却让他脸上的微笑也随着抖动起来，完全走了样儿。李东光装做没有看见，也微笑着点头作答，让他在那边学会爱护自己，注意健康。他对着朋友慢慢挥手，直到火车消失。
经亲戚推荐，又鉴于他在报社的工作经历，齐天卓先给当时的D市市委书记当了秘书。该书记当时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工人，由于造反出了名在文革期间当上了市委书记。他喜欢脱了鞋打麻将和酒后唱些京剧段子。齐天卓来了之后，他就把很多日常工作的安排都交给了新秘书。几年后，齐天卓使自己磨练出对环境极大的忍耐力和适应性，同时对该市政府的工作运做和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了如指掌。
一九七六年，历时十年的文化革命最终结束。随着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掌权，国内的形势开始发生大变。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