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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他感到无助，被遥遥无期的调查给逼疯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谁做点事情吧！把安娜·凯特的衣服从证物室里拿出来吧！查查那些血迹，也许只要十分钟，你们就会为她想想了。”
杰姬的精神科医生建议在春天的时候把她送回花园。杰姬对花园的态度是她恢复程度的某种标准，也是医生调整用药剂量结合药理治疗的标准，医生告诉他们精神药理学是一项非精密的模糊科学（戴维斯强忍住没有说出讽刺的话来）。杰姬仍然把大把时间花在花园里，但是她似乎挺喜欢待在那儿，六月来了又去，她连一棵小草也没有重新挖出来再种过。
在戴维斯的地下办公室里，他用活页夹和档案记录下关于他家庭的历史。在凯恩县的跳蚤市场，他花了三百二十五美元（从三百八十美元杀下来的）买下一套旧的图书馆卡片目录。他快速浏览了一下已经发黄的三英寸长五英寸宽卡片，在背面空白处填上了大约二千七百条近亲和远亲的相关信息。戴维斯的历代祖先参加过从独立战争开始的每一场战争，很久以前的祖辈们在十三个殖民地的其中六个开垦过。他祖父的祖父母曾经包船环游世界，而他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们却从来不敢离开他们出生的那片土地半步。他有曾经演过无声电影的亲戚，有撰写儿童书籍的阿姨，而戴维斯在这间屋子里寻找他们之间的关联——在这些人名间连线，从每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到每个姻亲再到每个后爹后娘和私生子。他家族的六条不同支系就像爬满蓝墙的常青藤，在常青藤舒适的荫蔽下，他深陷其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好几个小时。自从安娜·凯特被谋杀之后，他非常乐意做这件事。
戴维斯有一位远房表亲（缺少更为准确的称呼）曾经犯了法逃到密苏里州。在戴维斯的已故亲友中，这位名叫威尔·丹尼的表亲最让戴维斯感兴趣，虽然很难找到他的生平资料，而且已有的资料充其量也不过是半部传奇罢了。甚至连他在穆尔家族中的确切位置也存在疑问。丹尼在信中曾戏称自己为“人类之子”，这是一个法律委婉语，法庭、教区和家谱学家用这个说法来代替更为口语化的“私生子”。丹尼的母亲是比戴维斯高好几辈的阿姨，但谁是他的父亲仍是一个谜。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互联网的帮助，戴维斯找到了一位圣路易斯的收藏家，他拥有一张丹尼的照片，是在丹尼晚年时拍摄的。收藏家让戴维斯翻拍了照片。现在这张模糊又反光的翻版照片就放在相框里，挂在地下办公室的门边。照片里的威尔·丹尼满头银发，开怀大笑。这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身着价格昂贵的高领套装，逍遥法外，随意把大把的钞票花在赌博、酗酒和妓女身上。他的双手厚实，饱经沧桑的脸看上去苍白而友善。戴维斯总是想像着当时在镜头之外有一群喧闹的助手——他的奉迎者、使徒，还有一些醉鬼。丹尼照相时打着一条黑色领带，手持一把长柄来复枪，照片里还有一只健硕的狗和一顶高高挂在椅子背后的新帽子。
最近看这张照片时，戴维斯却发现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欣然接受这位表亲的浪漫神话。丹尼，一个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逃亡的人，似乎和现在那个吞噬了女儿生命的禽兽，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有太多共同之处。
戴维斯总是想，那些生活在威尔·丹尼时代的人们——那些好人，有道德的人，不包括罪犯——会如何看待他现在在诊所里所做的一切，哪怕只是让他们仅仅想像一下。
但是现在，他想知道如果那个魔鬼对安娜·凯特所做的一切都降临到丹尼的女儿身上，丹尼会怎么做。
哪怕只是让丹尼仅仅想像一下。
第四章
谋杀案发生后十八个月，警探告诉戴维斯（他仍然每周给警方打两次电话）他可以把安娜·凯特的东西带走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调查，”他说，“我们给证物都拍摄了照片，也扫描了ＤＮＡ。来之前请先打个电话，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听起来就像是在预订比萨，戴维斯心想。
“我不想见到它们。”杰姬说。
“你不一定要看。”戴维斯说。
“把衣服都烧了好吗？”戴维斯向她保证他会烧掉的。
“警方会找到凶手吗，戴维斯？”戴维斯摇了摇头，耸耸肩，又摇了摇头。
一想到去警察局取东西的情景，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一间大屋子，里面排列着一排排架子，上面摆着盒子，盒子里装着地毯纤维、照片、笔迹样本和口供录音，屋子里的证据多得足以让半数住在北岸的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而伏法。他觉得那儿可能有一扇窗户，窗户后边站着一个矮矮胖胖，头发花白的警察，手里拿着公文夹，飞快地翻着，带着口音大声嚷道：“开灯。第四号。”但实际情况是，他坐在侦探的办公桌前，一个包裹被递到他面前，包裹用棕色的纸包着，上面系着一条已经磨损的细绳，同时，警探对他表示了慰问。
他把包裹带回了诊所的办公室，关上门，用一把长柄的不锈钢手术剪刀剪断了细绳。棕色的包装纸在他的办公桌中央铺展开，衣服整齐地叠着，但没有清洗过，他把手放在一堆衣服的最上面，拿起女儿的衬衣开始检查已经干了的污迹。污迹里面有血还有其他东西。她的牛仔裤被人用刀划开，从腿上剥了下来，刀从拉链开始划过裤裆，又从中间的裤缝往下划。她的贴身小裤也被撕破了。包裹里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手表、戒指、耳环、金链子（已断）、脚链。包裹里还有她的黑色平跟鞋，警方一定是在她的尸体边找到的。戴维斯浑身一颤，想起了那些裸体塑胶模特的脚。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在一只鞋里有一个塑料小瓶，橡胶瓶塞，贴着标签。一张细长的条子贴在瓶侧，条子上有安娜·凯特的名字，一个条形码，还有用蓝色标记的UNSUB，数量，以及戴维斯不能辨别的符号。戴维斯知道“UNSUB”代表“不明物体”，这是他所拥有的最接近那个凶手真实身份的东西了。
他认出了里面的东西，即使是这么小的量。
这些乳白色的东西就是驱使凶手犯罪的原始动力，是从女儿的身体里擦拭出来的。有一部分被拿去检测了，毫无疑问——用来绘制ＤＮＡ的图谱——而剩下的就被储存在这里面当做证据。很显然，警方并不想把这个东西与安娜·凯特的遗物混在一起的。这东西显然不是她的。
“真他妈太浑蛋了！”戴维斯骂出了声。
他考虑了一会儿，想把瓶子还给警察局，顺便把怒火撒在警探身上。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还没找到凶手的原因！你们这堆没用的狗屎！只知道在办公桌前磨蹭，却让凶手逍遥法外！你们竟然把那个强奸犯留下的东西放在试管里，像圣诞老人的礼物一样把它送给失去女儿的父亲！
试管里的这种东西原本在他的日常工作中是那么温顺，如今却成为攻击他女儿的凶器。哪怕女儿是被一把刀割断喉咙，他的胃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像打了结似的难受。他经常思考有关精子和卵子的事情——在诊所里非常小心地拿着，冷藏在抗菌小罐子里——就像保存钚这种元素一样，它既可能造福大众，也可能成为祸害。虽然这试管里的东西成了凶器，但释放出这个东西的禽兽却仍然洋洋得意，逍遥法外。
还有其他东西。一个小塑料袋里装着几根金色短毛发，都是被连根拔下的。这小袋子上也贴着一张写着“不明物体”的小条，估计是技术人员在比较了毛发毛囊和精液的基因图谱后贴上去的。这里有足够多的毛发让戴维斯得以知道安娜至少反抗了，她猛地攥着凶手的阴毛一把扯了下来。
戴维斯用手搓着小塑料袋，脑海里生出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个想法一产生，这种可怕的事情一在他脑子里成形，他就知道自己现在的选择已经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而是做了后要不要干涉的问题。甚至刚一起念，他已经在心里盘算好步骤了。他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他拉开书橱里一个很沉的抽屉，抽屉里立着信封大小的文件夹，他把那个瓶子和小塑料袋塞进文件夹和抽屉后壁之间狭小的空间内。
在他的脑海里，多米诺骨牌从自己身边开始，一个个倒下，延伸到远处，引出越来越多的分支，伴随着越来越快的“啪——啪——啪——啪——啪——啪”声。
第五章
贾斯汀·芬恩，重九磅六盎司，在第二年的3月2日出生。戴维斯特别细心地检查了孕妇，一切就几乎像玛莎那已经磨损的手册《当我们怀孕时我们期盼什么》中描绘的那样。只有一次惊吓，就是在怀胎六个月的时候，怀疑可能要早产，但只是一场虚惊，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这是在怀孕和分娩之前戴维斯惟一一次觉得事情要败露。小贾斯汀并没有任何大脑受损和羊癫风的迹象，芬恩一家把他们的健康宝宝接回家之后，寄给戴维斯一盒雪茄烟和一瓶二十五年陈酿的麦卡伦纯麦苏格兰威士忌。
在斯通大街的家已经成为夫妻关系是敌意还是平静的晴雨表。戴维斯和杰姬的态度经常让对方都很难受，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暴力。他们总是很友好，但已经没有了爱。他们已经和律师约好了离婚的日子，但是当这一天来了又过去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假装忘了这件事。
“我会重新约时间的。”杰姬说。
“我来约吧。”戴维斯说，十分慷慨地想减轻她的负担，但是电话却迟迟没有打出去。
在芬恩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杰姬离开了一段时间，去陪她在西雅图的姐姐。“只是去看看。”她说。戴维斯曾经想过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是不是可以以这种方式结束，没有公开声明，杰姬去旅游，再也不回来了。他还总是把杰姬要的东西寄给她——衣服、鞋子之类，而她也只说一遍，不会催第二次。杰姬一直继续着服用他每月寄去的处方药，同时寄去的还有数目可观的支票。
杰姬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戴维斯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尽量避免同琼·伯顿说话。他觉得这样欣赏着伯顿医生是再好不过了，在他能够确信不会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时，他甚至会对她想入非非。在他的整个婚姻中，尤其是当安娜·凯特还活着的时候，戴维斯知道自己根本不会出现婚外情，就像他不可能被训练成宇航员，也不可能在一个演奏蓝草音乐一种乡村音乐，用班卓琴、吉他等弦乐演奏，不用扩音器。的乐队里拉小提琴一样。他不是一个骗子，因此他不会对婚姻不忠。随着杰姬的离开，他们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他不能再保证和琼之间不会产生暧昧的关系。也许就在某个工作日，在罗西尼餐馆的午餐桌上，当他们俩的目光对视在一起的时候，他心中的另一副多米诺骨牌又要开始倒下了：“啪——啪——啪——啪——啪——啪”。
杰姬在圣诞节前回家了，像是早就计划好的似的。她和戴维斯又回到了他们没有语言交流的婚姻中。戴维斯又开始和琼交谈起来，即使是在罗西尼餐馆吃午饭也一样。
安娜·凯特已经走了三年了。
第三卷 贾斯汀一岁 第一章
每年春天的“诺斯伍德游园会”都有一位来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