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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费尔南笑了笑。“这当然是一种无聊的好奇……请原谅。”他再次表示歉意。
这以后，他就不再亦步亦趋地尾随我了。他把双肘支撑在工作台上，紧闭双目，陷入沉思。当我开始化验第三个试管时，他猛然站起来，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我从窗口看见他绕过这个房子，踏着沙地，迈着大步走进南面的实验室。在中途他曾被哨兵挡住，于是他出示了通行证。哨兵向他敬礼后，就让开了路。
“是个要人！他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傍晚时他才回来，显得有些焦虑不安，疲惫困倦的样子。
“您都做完了吗？”他问。
“早完了。这就是，记录全贴在罐子上。”
他默默地细看了一会我的记录，然后抬起头来用他那对近视眼看着我。
“依我看，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他含含糊糊地说。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格拉别尔和什瓦尔兹博士应该看得更清楚。”
费尔南耸耸肩膀，“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些好端端的家兔变成象石头似的呢？谁不喜欢鲜美多汁的蕃茄和香蕉，而需要石头蕃茄和石头香蕉呢？”
我警惕地凝视着他。自我来到这儿以后，从没有一个人如此毫无忌讳地和我谈过关于格拉别尔研究所的事。或许，德国入怀疑我知道的很多，想来试探一下吧？我咬紧了嘴唇了一个字也没有回答。
“好吧，晚安。”费尔南说完就走了。
此后，有好几天他都没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有一天下午，工作结束后，我打电话和阿茵茨克夫人对表。她拿起话筒用我所熟悉的声音说了声“哈罗”，就不和我讲话了。我在电话里听到了好几个声音。说话的声音急促，也不太清楚，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它的内容。有人通知阿茵茨克夫人，说接到无线电报，有个大人物要到研究所来，因此需要做些什么，有哪些急事，需要请谁。莅临日期未定。阿茵茨克放下听筒，我再也听不到什么了。
第二天早晨，研究所就忙碌起来了。我看见什瓦尔兹往返几次跑向南面的实验室，几个穿白长衫的人从南面的化验室里跑出来，急忙走进了格拉别尔的楼房。又看见当地的工人在东面围墙下跑前跑后。
这一天他们把我忘了。
午饭后不久，费尔南来到我这儿。我一眼就看出他非常激动，至于他为什么没带来任何化验标本，我一点也不奇怪。
“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我嘲笑地问。
费尔南抱歉地笑了笑，有些过于简单地说；“嘿，跑累了！在您这里休息一会儿……”
“休息？”
“是的，我在您这儿坐几分钟，您不反对吧？”
我耸了下肩膀，指给他椅子。
他坐下说：“如果什瓦尔兹博士来了，请您随便给我谈一些有关工作的话，就说我是因工作而来的。”
我很生气。说：“您大概以为我是一个白痴，对这场闹剧一无所知吧？”
“闹剧？”他又站起来说。“照我看来，这并不是闹剧。或许对您来说是这样，对我可不是……”
“费尔南先生，干脆说吧，假如您是被派来监视我的，希望您能做得聪明一些……”
他低下了头，用手揩掉额头的汗，轻轻地笑了。
“见鬼！我有什么办法能得到您的信任呢？毫无办法……”
他的话使我非常惊奇。但我感到他的表情却非常坦率直爽。
他沉思一会儿，又说：“好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您只回答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使您恐惧，但对这来说却非常重要……您同意吗？”
“那要看什么问题。”我保持警惕地回答。
“您爱法国吗？”
在我探索他的用意时，他睁大了黑溜溜的眼睛注视着我。猛然间，我觉得跟前的这个人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人。
“如果说这个问题如此重要的话，我可以回答您。可以回答。”
“我相信您。您听着，”他压低声音说。“我并不是费尔南，有一种危险总在威胁着我……”
“那您到底是谁呢？”我小声问道。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反正我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法国人。”
“到伦琴射线室去，那里的门可以锁住，免得有人听见我们的谈话。”我打断他的话说。
走进伦琴射线室，我开动了仪器，室内就产生了很多躁音。
费尔南靠近我说；“我是假冒慕尼黑研究中心的一个罗伯特·费尔南来到这儿的。这个费尔南因为曾在战俘身上进行过医学和生物学试验，在大战后被判处终身苦役。后来在他的西方同僚的帮助下，又获得了自由，并且在现政府中占据着一个医学顾问的位置……”
“噢，那末您……”
“我问您爱不爱自己的祖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的祖国就在这儿……”
“在这儿？在非洲？”
“是的，在这儿，就在这块土地上。德国人深藏在这里，一直使我们不放心。现在该结束这种局面了。”
最后一句话，费尔南说得坚决有力，象是发号召一样。突然间我因自己是欧洲人而感到羞愧了。
“等一等，费尔南，或者应该称呼您……但是据我所知格拉别尔只是进行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他挨近我的脸说。“那个罗伯特·费尔南在人身上做的也是科学研究。他为了获得几张硕果仅存的伦琴射线照片，就把活人冻僵，给静脉血管注射铅盐溶液，他……”
“您是说格拉别尔？……”我恐惧地叫了起来。
格拉别尔研究所的工作有反人类的性质，这种念头在我脑海里也经常出现过，但都被我排除了。我不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还能成为某种肮脏和罪孽的根源。现在，费尔南把这种念头分析得这样透彻，我立刻意识到，如果我不愿成为罪犯的帮凶，就应该去做赞尔南的助手。
“我怎样做才能对你们有所益处呢？”我又问道，
“这样吧，”他低声说，“有一个军事小组很快就要来视察格拉别尔研究所的工作。除了军人以外，这个小组还包括两个商业集团的成员：美国的西方生物化学服务处和德国的化学中心两财团的代表，其实他们是一个财团。他们在这儿的活动，一开始是给我们送肥皂和水果糖。不论是什么，包装都是一样的，只是箱外的字有时是英文，有时是德文。现在这两个商行的代表要来视察，了解格拉别尔博士的成就，并向他们的上司报告关于他们的所谓非洲事业的情况。所以即将进行现场试验。”
“什么试验？”
“格拉别尔要显示他的成果”
“在哪里？”
“大概在那边围墙里的场地上”
“那该怎么办呢？”
“您应该设法看看这次试验。”
“我？您真会开玩笑！他们每天只准我离开这个房子去散步三次，而且左右只准走出五十步。院子里有哨兵巡逻，您是知道的。”
“是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我知道，不过应该照我说的去做。”
我想起那次到红树园的地下“游历”，心头又浮现出一种模糊的希望。
“呶，或许我能想出什么法子。也许会出现某种奇迹，使我能看到这次试验，虽然我不知道试验将在什么地方进行。那您呢？难道您耍躲起来？您要逃跑？害怕商行的代表认出您不是费尔南……”
他慢慢摇着头说：“我不能逃跑。也不和他们见面，即使他们叫我，我也不去。当然希望他们不会叫我。”
沉默了好久，后来我问道：“您大概有充分的自由，就是说可以在研究所里任意走动吧？”
“一般来说，是这样。”
“您都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呢？”
“随便什么地方都行。只是格拉别尔的寓邸和围墙那边不能去。”
“有一个计划。”我说。“您可以到花园里去转转，但请注意，那边住的有人，至于是什么人，那我就不得面知了。您必须在那些军人来到之前侦察清楚。如果您能弄清格拉别尔显示自己成就的地点，我就试试看。”
“我怎样才能到那个园地去呢？”
我关闭了伦琴射线仪，我们两人又回到我的实验室。
我们走近画有人头骨和闪电符号的那个悬在半墙上的变压器箱。
“您的实验室里有这个吗？”我问。
他点了点头。
我走近摄谱仪，从导轨下取出钥匙，开了箱门。费尔南朝里看了一下，轻轻地吹了个口哨。
“明白吗？”我问。
他又点了点头。 我锁上这扇门，把他拉到墙边，揭起漆布的一角，让他看那些金属触点。
“这个我知道。”他小声说。“凡是外国人工作的房子里都有这个。”
“难怪普阿松……”
“普阿松逃跑时，把这个信号系统给破坏了。我来后，他们并没有修复。”
“这些您都是从哪儿知道的？”我很惊奇地问。
“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朋友……”
“谁？”
“以后再说。现在把钥匙给我。”
我把钥匙交给他。他紧紧握了握我的手。
“就这样，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就请尽可能多掌握全部情况。最后的行动计划，我们在试验以前再研究。”
这次和费尔南谈过话后，过了一天，他们就不给我送饭了。早晨，中午、下午，都看不见那个穿斗篷的阿拉伯人送饭来。我当然很饿，就给阿茵茨克夫人打电话。好久都不见她回答。后来她拿起电话，还不等我提问，就用尖刻的声调说：“饿不死您，梅尔达里！我们大家一样，我比您还饿呢，忍耐一下吧。”
我出去散了一会步，权当晚餐，一面思索着，为什么格拉别尔的研究所突然断了饮食。我去找什瓦尔兹，想和博士谈谈这个变故。门突然开了，卓瓦尼·萨科，那位意大利合成化学家跑了垃来。
“先生！”我向他喊道。“您也挨饿了吗？”
萨科看了看四周，向我微微地做了个走近些的暗示。
“饥饿还算不了大祸，我们很快就要渴死的……”
“为什么？难道不送水来了吗？”
他勉强笑了一下。“并不是那么回事，水倒有的是，只是要喝……”
“怎么？”
卓瓦尼耸耸肩膀。然后他用夹杂着法语的意大利语急急忙忙地说：
“问题就在水上……我觉得……这些阿拉伯人早都不喝这种水了……要不，他们为什么都跑了呢……现在这儿没有一个本地人了……都在咒骂这种水……一切都在于水……”
我莫明其妙地注视着这位意大利人。忽然他的脸变了样，原来是什瓦尔兹博士来了。
“难道没有给您通知要停止散步吗？”他冲着我说。
“没有，为什么不让散步？”
“请不要提这个问题，回去！”他命令道。
我气愤极了。“请您听着，博士！我既不是您的同胞，也不您的士兵，您没有权力给我下命令。”
什瓦尔兹鄙夷不屑地笑了。“很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对您解释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