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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榷恨恨地瞪着张原。向皇太子禀道：“刘宗周信里说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他做不了济世之臣就做弘道之儒，这岂不是这次辩论中歪理邪说嚣张横行让他极为失望才愤然离京？”
李之藻道：“辩论由东宫主持，尚未有定论，刘宗周中途离去是无人臣之礼，枉称名儒。”
朱常洛知道这些大臣们争论起来没完没了的，说道：“今日是辩论总结，你们双方各自陈词吧。徐赞善先说。”
徐光启便将十五、十六两日己方的辩论观点和论据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一遍。沈榷随后也把他们一方的观点和论据当众陈述，张原听出其中有些论据是沈榷新加出来的，当即提出异议。要求调出文吏的笔录印证——
方从哲开口了：“张修撰何必这么斤斤计较，今日是辩论总结陈词，稍加补充也未尝不可。现在双方已经各抒己见，就由翰林院、詹事府诸官评论双方得失吧。”
詹事府少詹事钱龙锡向皇太子禀道：“容臣与詹事府同僚商议后再来评论。”
翰林院侍读学士郭淐也提出同样要求，得到皇太子准许后，詹事府和翰林院的三十名官员便退出彝伦堂，到东边国子监祭酒办公之所商议去了，彝伦堂上众官则静静等候，祭酒朱国祯请皇太子和皇长孙到后堂小憩，大约过了三刻时，詹事府和翰林院诸位官员回到了彝伦堂上。皇太子也重新归座。
郭淐年长，钱龙锡让郭淐先发表评论，郭淐说了一大通先贤高论，最后的评语果然不出张原所料，依然偏向于沈榷一方，但措词较温和，认为西人良善博学者也可为大明效力。（）不必一律驱逐。
钱龙锡观点与郭淐相近，也是一种折衷的态度，徐光启、李之藻以及龙华民那四位传教士明显有些失落，前两日的辩论分明是他们这一方占了上风，但这些评判的官员还是偏向沈榷。不免让他们感到沮丧——
但张原对这个结果并未感到有多么意外，晚明保守势力极其强大。李自成都快攻到北京城了，朝廷官员还在为是否迁都南京争论不休，而现在是万历四十四年冬，奴尔哈赤尚未发布“七大恨”进攻大明、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的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一对同龄人还在陕西放羊，大明朝虽有天灾**，但在大多数臣民看来，这还是盛世，并没有多少危机感，盲目自大是普遍的心态，张原并不能凭一场辩论就能改变这种局面——
而方从哲亲临国子监就是给翰林院、詹事府这些官员施加压力，因为方从哲早已表明是支持沈榷的，这些官员哪里会为了徐光启和张原而忤了首辅方从哲的心意，若不是徐光启、张原在辩论中占了上风，评判官员们的措词还不会这么温和，肯定完全倒向沈榷一方——
方从哲瞥了徐光启、张原等人一眼，微微一笑，心道：“在朝中说话凭的是地位和实力，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又有何用。”向皇太子朱常洛施礼道：“太子殿下，这场辩论至此为止吧，臣以为这种辩论除了扰乱人心之外，于国家政事毫无补益，以后万万不要再举行这种无谓的辩论了。”
方从哲想三言两语就把这次辩论的影响抹掉，要照常施行沈榷禁止天主教的主张，徐光启、张原诸人当然要力争，徐光启道：“前两日的辩论，于格物穷理、兴利除害皆有探讨，怎能说毫无补益。”
皇太子朱常洛对讲官徐光启是颇为敬重的，问道：“那徐赞善通过这次辩论想要在朝政上有哪些革新？”
徐光启道：“臣有三点建议：一，释放王丰肃等教士和教民，将南京教堂交还给耶稣会士；二，由礼部开设历局，参照西洋历重修历法；三，翰林院设译书局，由儒臣和西洋陪臣翻译西洋历算、地理、医药、农田、水利书籍，补我大明之缺。”
方从哲道：“王丰肃、谢务禄煽惑教众、企图谋反，绝不能姑息，至于历法，西洋历法绝用不得，我大明岂无郭守敬那样的人才，钦天监自会吸纳懂历法的贤才修历，何须西洋人参与，翻译西洋书籍更属无谓，我大明农书有《齐民要术》、医书有《本草纲目》，比之海外偏远的西人书籍岂非更适用。”
张原道：“《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距今一千多年，方阁老还认为适用于时下的大明？”
方从哲冷冷道：“为何不适用，难道西洋的学问就适用吗？”
张原道：“徐赞善正编纂《农政全书》，是针对我大明近年旱涝频繁而作的，参考了北魏《齐民要术》、元代的《农书》，去芜存菁，着重论述备荒救灾，当然也引用了《泰西水法》这类书籍，方阁老认为这种书有编纂的必要否？”
张原问话的口气似乎很恭敬，但方从哲听得出其中的讥讽，一个六品修撰竟敢这么对他说话，是想在翰林院一直待着吗，说道：“编纂农书那是徐赞善的事，推行利农政令是朝廷的事，互不相干。”言下之意是张原在万言廷策里提到的徐光启《甘薯疏》休想推行下去。
这一刻，张原很想把方从哲揍一顿，堂堂首辅不论是非、只看喜恶，这样的国家还能治理得好！
太监王安向皇太子朱常洛耳语几句，朱常洛便发话道：“辩论至此为止，记录的书吏三日内把辩论记录整理誊真呈交御览，沈侍郎、徐赞善各上一道奏疏，表明各自观点，是否禁教、修历、开译局，由皇帝独断。”说罢，便命启驾回慈庆宫。
方从哲看也不看张原一眼，很快就离开了国子监。
吴道南方才一直没说话，他不能为了这辩论之事在皇太子面前与首辅起争执，这时把张原叫过来道：“你真是少年气盛，何必与方阁老当面力争！”
张原道：“吴阁老，学生不能因为方阁老的喜恶而随意改变自己的观点呀。”心道：“我现在阿谀方从哲也没用了，大辩论绕过内阁，方阁老已视我为敌，还不如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方从哲这首辅难道还能当十年、八年吗！”
……
翌日，徐光启写好奏疏，傍晚时到李阁老胡同来见张原，张原对奏疏进行了一些补充，十一月二十日，徐光启把奏疏呈递上去，沈榷的奏疏也送到了内阁直房——
方从哲、吴道南这两位阁臣现在关系有些怪异，表面上依然和气，但已经没有真心话讲，一般的奏疏票拟吴道南还是会顺从方从哲的意思，但徐光启和沈榷的奏疏，吴道南没有在方从哲的票拟后署名，表示他不认可，还专门写了一道奏疏表明自己的意见——
方从哲沉着脸，让司礼监内侍把徐、沈二人的奏疏还有国子监书吏整理的一册“辩论纪要”送交御览，同时也写了一道奏疏，他要向皇帝辞职，这首辅他干不了啦，方从哲这是以退为进，逼迫万历皇帝表态，内阁现在这样子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责，方从哲自信在万历皇帝心目的地位高于吴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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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的救国之路不好走啊，努力！
☆、第四百三十四章 大辩论之终
关于大辩论的奏疏是十一月二十日呈上去的，但深宫中的万历皇帝久久未批复，就在大臣们以为那些奏疏又要留中时，腊月十六，诏旨下，万历皇帝下令将南京教案中的王丰肃、谢务禄这两位传教士押往澳门，不许再入大明传教，教徒中聚众闹事的首犯钟鸣礼、张寀二人充军发落，封锁正阳门教堂，其余教士和教众则不予追究；大统历屡出舛误，礼部与钦天监要尽快着手修历，暂不引用西洋历法；翰林院可以开设译书局，翻译西洋历算、地理、医药、农田、水利书籍，以广眼界，以正缺失——
皇帝还有专门的谕旨给方从哲、吴道南这两位阁臣，说阁臣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平允庶政，乃是为皇帝代劳分忧，必得和睦共济，以国事为重，以后上呈的奏章必须经由首辅签署，其余阁臣有异议可附拟于后。
万历皇帝当然不允许方从哲辞职，但吴道南也是他看重的，内阁现在就只有这两个大臣，若赶走了吴道南，吏部少不了又要会推阁臣，争得不可开交是肯定的，这与万历皇帝“无为而治”相悖，万历皇帝只想维持现状。
对于方从哲而言，皇帝重申首辅的职权存了他颜面，但吴道南也没有因此被夺权，依旧能对首辅的票拟持异议，明代内阁与前朝的宰相制度差别很大，内阁没有决策权和行政执行权，只是一个议政机构，而且万历当政后内阁权力更见萎缩，前首辅叶向首就曾说“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其重亦止于票拟。委任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以无权之官而欲作有权之事，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所以说在内阁权力衰落之际。首辅与次辅的职权差别不大，一切事务还都要皇帝来定夺——
万历皇帝没有应沈榷之请而宣布禁绝天主教，也没有应徐光启之请援引西洋历法修改大统历。这是万历皇帝一贯对付外臣纷争的办法，沈榷如愿驱逐了王丰肃等人，但并没有能禁绝天主教，徐光启如愿开设译局，但引进西洋历法修改大统历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大辩论声势不小，前后历经数月，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了原点。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这就是万历朝的政局。
沈榷对这一结果是不满意的，他本想借禁绝天主教赢得朝野保守势力对他的赞许。但皇帝没有颁发禁教令。只驱逐了两个耶稣会士，天主教在大明照常传播。这实在是沈榷的失败，而且京师士庶都知道他在辩论中败给了张原，有损他的声誉，且喜方从哲欣赏他，暗示明年京察后让他升任北京礼部侍郎，北京礼部侍郎可不是南京礼部侍郎能比的，这让沈榷感到欣慰，他打压天主教的目的也正是为此，以后要再接再厉，——
徐光启对未能保住王丰肃、谢务禄感到遗憾，但张原对这一结果却是满意的，王丰肃在南京传教过于张扬，若留在大明，早晚还会激起保守的儒家士绅和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而现在，因王丰肃、谢务禄的被逐，在大明的耶稣会士必得要调整传教策略，这是张原所乐见的，最重要的是，张原开设译局、翻译西学典籍的目的达到了，大辩论看似没有改变什么，但其中的潜移默化，只有张原最明了——
因这次国子监大辩论，灯市街翰社书铺六千余册西学书籍被抢购一空，很多士子还向武陵询问利玛窦的记忆法，武陵很聪明，不说没有此书，只含糊说将随后推出，把这些读书人的心吊住，不时再来光顾，也会买些其他书。
腊月二十休沐日，武陵回到李阁老胡同向张原汇报书铺经营状况，武陵道：“少爷，到底有没有‘利玛窦记忆法’这种书？”
张原道：“我曾问过金尼阁，记忆法是有，书没有。”
武陵道：“不如编这么一本书，肯定大卖，很多书生都到咱们书铺问这本书呢。”
张原灵光一闪：何不把利玛窦记忆之宫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结合起来编成一部书，引进西方逻辑学对混乱的大明思想界是大有裨益的，可以培养一种理性思维，逻辑学是梳理思想和知识的工具，理论和科学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明代工艺技术很发达，却不能产生系统的科学理论，正是因为逻辑学的缺失。
张原即命武陵和来福去宣武门那边请金尼阁来这里，顺便把那个书坊老板袁朝年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