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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在广德知府事及思州民乱之事取得共识，杨恩又问道：“对了，迁饥民编入舒州军府这事，沈相怎么看？十数万人淹留于道，再拖延下去，或许每天都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因饥馑而死……”
不计京畿辅县，仅金陵城内，人丁极盛时便有五六十万之多。
宗室、王公大臣及诸部院司官吏、禁军及侍卫亲军将领武官的眷属、投附的亲属，也有迁入金陵享受当世繁荣的世家宗阀子弟及富庶人家，以及诸多在金陵讨生计的良籍平民，以及上万人规模的侍宦、宫女，以及总数超过二十万人众、依附于权贵或受权贵差役的奴婢。
金陵事变是一场大混乱，即便收复金陵有四个月了，还是有大量的遗留问题，还没能解决。
那些原本居住城中，但在战乱中屋舍被烧毁、财产被抢劫一空的平民，有三四万人，此时在城里已经无法维持生计，要怎么救济？
上万名被驱逐出宫的侍宦、宫女，这些人主要来自于寿州、楚州、广陵等地，说是遣散归家，但也不能真将这些人送给安宁宫叛军及信王接手吧？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金陵事变后，金陵城内绝大多数朝臣、勋贵，都选择投效安宁宫。
在收复金陵后，这些勋贵、朝臣里，除了杨恩、尚文盛等人外，得到赦免的只是少数。
更多的人要么随安宁宫渡江北逃，要么已经受到严厉的处置，或斩首、或流放，或直接贬为官奴婢，隶入少府寺、将作监用作工徒。
而原先依附于这些变节朝臣、勋贵的奴婢，高达十数万人众，他们绝大多数都在收复金陵城后留了下来，或者说旧主子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能将他们抛弃在金陵。
理论上这些人都应该收编为官奴婢，划归到少府寺、太仆寺或宫里以充工徒、宫奴。
问题在于少府寺等院司收编之前遗留下来的官奴婢以及俘兵及家小，再加上被贬为奴籍的变节朝臣及勋贵，已经高达十二万人众，再收编进来，不是不可以，但朝廷能承受得了这么庞大的开支吗？
变节朝臣、勋贵的田宅已经征没，或用来赏赐功勋，或来扩大禁军及侍卫亲军的屯田，剩下的田地即便都是有主之地，但也因为战事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大片荒芜下来。
沈漾还没有大胆直接主张征收这些荒芜的田地，只是想着延佑帝能进行大赦，赐贱为良，让这些奴婢恢复平民身份，从世家宗阀手里将这些荒芜的田地租佃过来耕种，以便能尽快恢复京畿诸县废驰的农耕生产。
郑榆、黄化等人却咬死良贱互通的口子不能轻开，强烈要求循照旧制，将这些人都收编为官奴婢。
一方面他们是担心广德府的负面影响会因此在京畿辅助扩大化，另一方面，也无非是一些聪明人想着朝廷最终容纳不了太多的官奴婢，他们能极廉价的获得大量的奴婢，而好过将荒芜的田地租佃出去。
延佑帝也很矛盾。
他登上皇位，自然不希望世家宗阀的欲望及权势继续膨胀下去，不希望看到京畿辅县彻底沦为世家宗阀的天下。
然而，此时的他却又不得不依赖于世家宗阀统治大楚天下。
沈漾及寒庶出身的将吏，目前在朝堂之上以及在禁军、侍卫将军的指挥体系里，毕竟仅占极少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要将大量富余的官奴婢售卖出去，短时间内能筹集到一大笔钱粮，缓解当前的国库压力。
还有一种意见就是将这些奴婢迁往舒州，在舒州再开一座军府，将这些奴婢编为兵户。
李知诰此时在舒州，节制左龙雀军、左武卫军精锐，但总兵力仅有四万余人，与五牙军水师，还不足以对撤守巢、寿的安宁宫叛军形成军事上的优势。
更不要说受封淮东国的信王，还居心叵测的觊觎一侧。
将这些奴婢迁入舒州或迁入即将能收复的巢州，编为禁军兵户，李知诰在舒州所能统帅的兵马，将增到七万人以上。
杨恩却是更倾向第三种方案。
信王既然已经受封淮东国，他心想着要是能最快时间收复巢州、寿州，信王便会变得安分守己。
这与他针对叙州的态度一样，不管韩谦、信王是否有野心，只要朝廷根基稳固，能控制住局势，韩谦、信王有野心也会变得安分守己。
而沈漾的主张，反对声音太强烈。
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世家宗阀没有其他指望，也就会雇佣在城里无法维持生计的平民，去耕种那些荒芜的田地——即便这么做，京畿诸县农耕生产恢复要慢许多，但也比僵持下去强。
此外，巢寿诸州，乃是金陵真正的北大门，之前就由于战乱，人丁变得稀少，也能预计在接下来的战事里，人口会进一步的损失，需要从外部迁入大量的人口，这个最关键门户之地的根基才会扎实下来。
当然了，这个方案也有人反对。
那就是信昌侯李普。
李知诰出镇舒州，李普也强烈反对过，但政事堂诸公却始终认为李知诰是信昌侯府之人。
此时信昌侯府一系有李知诰、柴建两人在外为帅，延佑帝再信任信昌侯府诸将，也应该有一个限度。
现在不要说李普之前以柴建为核心，在邵州组织战事，收复永州了，杨致堂、郑榆、郑畅、张潮、杜崇韬等人甚至主张撤换下柴建，换其他人主持邵州南面的五指岭防线。
李普顶住压力，坚决不同意撤换柴建，那更只能强烈反对加强李知诰的权柄。
而柴建不撤换下来，杨致堂、郑榆等人则也不支持急着将这么多的奴婢迁往舒州，交给李知诰节制，就更强烈的主张照第二种方案处置多出太多的官奴婢，而进剿寿州所缺的兵马，则主张从其他几支禁军里征调。
这便是朝堂！
这便是乱成一团麻的朝堂，大家都是聪明人，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要坚持。
从制衡的角度，沈漾、杨恩乃至杨元溥，都不能说杨致堂、郑榆他们的主张不对。
此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困难。
这么多奴婢北迁编为军府兵户，还得要朝廷拿出大量的钱粮进行安置。
甚至为从这些奴婢里征调精壮男丁进行编训、装备上兵甲，耗费更是作为官奴婢安置的数倍之巨。
杨恩提出这个问题，诸多争议、僵持在沈漾脑海里转了一圈，他的眉头也是皱得更深，苦笑着问杨恩：“你看看我头上，是不是顷刻又多出几根白发？”
杨恩也是苦笑，不管他如何主张，这其中盘根错结的利害纠缠，他也是极清楚的，说道：“那便拖着吧，先解决广德府及思州民乱再说……”
当然，诸事难决，除了朝堂之上的利害纠缠外，还有一层原因，即便在沈漾面前，杨恩也不便直说。
那就是陛下在这些军国大事上缺乏自己的主张，太过优柔寡断，总是很容易被其他人说得动摇。
只是陛下还未过弱冠之年，杨恩心知他对陛下也不能有太多的苛刻要求，心想事情或许真的急不得。
第四百八十四章 娘家人
杨护与辰州长史曹休石抵达金陵奏禀思州民乱之事没过几天，蜀国鸿胪寺卿韦群及渝州司马曹干作为蜀使，也是一路沿江东进，赶到金陵城觐见延佑帝。
蜀楚联姻结盟，时逢天佑帝驾崩、金陵事变，经历了世人难以想象的波折，清阳郡主才最终嫁给杨元溥为妃，韦群当时作为送亲使，也赶到岳阳见证大婚。
这时候的金陵城内，除了广德知府事尚文盛刺杀案及思州民乱外，真正引起朝野广泛关注的，还是五月中旬从梁国传来的梁军攻破颍州、梁博王朱珪死于乱军之中的消息。
梁国最先平定内乱，特别是梁军攻破颍州一战，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就瓦解叛军的斗志，攻下城池，好似梁军的实力在这次的内乱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
蜀国据川蜀，国力远不及梁楚，蜀主王建看到楚国内患未靖，便想着联弱抗强，这才在女婿杨元溥都登位两三个月后，派鸿胪寺卿韦群过来道贺，并顺便将两国的盟约正式缔结起来。
韦群即便与蜀世子清江侯走得更亲近，但对清阳郡主而言，到底是娘家人过来，也是得到延佑帝的特许，在长信宫设私宴款待韦群、曹干等蜀使——渝州司马曹干此行乃是副使，清阳郡主没有撇开正使，而单独会宴副使的道理。
既然是私宴，除了大楚礼部、鸿胪寺的官员作陪以及长信宫的女官、侍宦外，也就内侍省少监袁国维与地位相对超群的崇福观宫使云朴子得以应邀列席。
清阳郡主在长信宫用的女官、侍宦里，有五人乃是从蜀国陪嫁过来，算是蜀国旧属，但踏入大楚国土的那一刻，他们便与清阳郡主一样，都成了大楚的臣民。
宫里的规矩森严，不仅清阳郡主不能随便出宫，这些蜀国旧属也是严禁出宫私见蜀使的。
有些什么话，那便只能是云朴子这个地位相对超群、自由的人，居中传达了。
宫宴当天，云朴子也是一早便与内侍省少监袁国维，以及礼部、鸿胪寺的官员，赶到鸿胪寺所属、接纳番使及他国使臣的都亭驿，恭迎韦群、曹干等蜀使进宫。
都亭驿毁于战火，却也是城里最先得到修缮的建筑之一，出都亭驿后，过崇礼门便是皇城之内，这时候还是到处都能看到烧灼的痕迹以及坍塌的建筑。
韦群与曹干得到特许，进入皇城仍能乘马而行，两人这时候坐在马背上意味深远的对望一眼，有很多话却没有办法在这时候说出口。
在进宫之前，曹干特地跟杨护见了一面，了解到思州内乱的一些详情。
思州暴发内乱时，曹干与韦群在赶往金陵的路上。
事实上当世信息传递闭塞，要不是杨护与辰州长史曹休石第一时间乘船赶来金陵，金陵城内此时都未必知道思州民乱的消息，曹干也不清楚长乡侯在渝州，此时知不知道思州民乱的事情。
杨护与曹休石在私底下咬定思州民乱是韩谦在幕后动手脚，但曹干心里是有疑问的。
为购买叙州兵械及联络思州夹攻盘据黔江两岸的婺僚人势力，曹干曾三次往来思州、叙州，对叙州的情况还是较为清楚的。
韩谦与其父韩道勋这几年经营叙州，于内大肆发展匠工、兴修水利，于外大举翻修驿道，鼓励商贸，目前叙州规模最大的棉布织染业，一方面依赖周边的辰州、邵州、业州、思州为其种植棉花，提供棉籽，一方面又必须通过辰州、邵州、业州、思州，将织染过的黔阳布售往地域更辽阔的黔中、川蜀、湖南乃至江西等地。
这种情况下，韩谦急着去谋才六七万人丁的思州做什么？
韩谦难道不知道四面皆敌、叙州陷入孤立的局面会有多难看吗？
有时候世事便是如此莫测。
杨护、辰州洗氏，乃至金陵这么多人，他们因为对韩谦固有的偏见，倾向认为思州民乱乃是韩谦在背后动了手脚，却更符合事实。
而曹干站在更客观的角度去分析，认为韩谦没有在思州民乱里动手脚的动机，反倒偏离了真正的事实。
即便思州民乱的迷雾令曹干困惑不已，但看着大楚皇城内难掩战火痕迹的一些凌乱，他心里感慨更深，也更猜不到那个穿孝衣坐在坟前竹棚下的冷峻青年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也猜不到此人城府与算计到底有多深。
至少他在赶到岳阳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