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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俟换下哀服，沈充便于府中大宴宾朋，并亲自将自家小孙子抱在怀里，直入拜望沈氏一众宗亲长者。这小儿倒也并不怯生，于沈充怀内咿咿呀呀、手舞足蹈，更是令得沈充开怀大笑，更觉人生达于至美。
沈充高兴的最直接表现，那就是撒钱，凡是看顾阿秀小儿的家人仆僮，俱都得到重赏。甚至有几位公主孕中便北上随侍的年长妇人们，更是直接得到了一整个偌大庄园产业的奖赏，丰厚到不能以钱财计量。
当然如此豪赏，除了沈充本身性格使然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沈氏家门策略的改变，那就是大规模的减持资产。如果说此前还是做前期的准备，那么随着沈哲子过江之后，马上便要对江东进行新一轮的整改，这便算是最后的铺平道路。
此前沈充诈以遇刺而逃离建康，虽有不得已的理由，但于乡情上也的确是多有亏欠。尤其都南吴人产业聚集的地方，更因被庾翼的历阳乱卒占据哄抢而受损良多。所以沈充归都以来，也多以补偿为名将沈家在京畿周边的产业拆分赠送给一些受损严重的乡宗旧好，以补偿他们各自的损失。
除此之外，沈家的各项产业也一直在进行着售卖，因此沈充手中是握有着大量随时可以调用的浮财物货，也正因此他才敢放豪言要修一条直通寿春的平坦驰道。
沈哲子虽然腹诽老爹烧钱无算，但这也只是一些戏念而已，其实对于老爹在家业上的调整，他也是持认可态度，有很多都是父子两人此前便达成的共识。
如今的沈家，已经不可视作单纯的豪门，而是诸多资源的一个集合体，像田亩、庄园、工坊等这些固定产业，也仅仅只是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并不说赠送、售卖出去便永远丧失了这一部分资源，只是将资源化作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
这些资源，是始终存在流动于以沈氏为核心而形成的一个利益圈层之中，仅仅只是具体的经营权发生了变更，真有需要的时候，有多种手段可以将之调用起来。
而且家业减负，这也有利于整体家风的严肃形成，子弟们将不能作为寄生在各种实体产业上的寄生虫，他们必须要磨练并展现出自己的禀赋才能，才能真正分享到家业鼎盛所带来的红利，否则只能被逐渐边缘化。
所谓破家值万贯，更不要说沈氏这种名冠江东的豪宗。仅仅只是将家业草草梳理，单单各种记载籍册便摆满了整整一个房间，所涉各种田丁事宜简直不逊于台中少府、司农那种经治天下的九卿官署，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啊！
而且这还仅仅只是江东这一方面的各种产业整理，沈哲子身在江北，有时候为了用度方便也要绕开都督府而设立一部分家私产业，这些年来也在江北遍地开花。
赚钱不容易，如此庞大家业想要在极短时间内里散出也实在是一个力气活，尤其还要控制在不引起世道恐慌的节奏上。
沈充这段时间在台内参加国丧典礼，钱凤等众人便在府上进行产业的打点处理，除了馈赠乡宗亲友并售卖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大量放免沈氏荫户。
沈家几代土豪，尤其是在吴兴乡中各庄园中不乏长达数代生老病死都依附沈家的家生荫户。这一次沈家也是极大手笔，单单在武康老家中便一次性放免数百户家生荫户，而且还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逐出庄园，而是将他们目下所从事的劳作产业一并赠送，助其成家。
往年是为了积攒乡望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则是为了避免引起那些不舍得大规模放免的乡宗旧好门户们尴尬，做好事都要遮遮掩掩，不能大肆宣扬，而且要寻找诸多借口。比如说要做迁宗的准备，大力开发河洛之类，乡田不能由之荒芜，便惠赠那些主仆多年的乡户人家。
但就算是这样，等到国丧结束后，各地产业的处理不过才堪堪进行到一半。由此也可见沈家是一个怎样庞大的、寄生于晋祚之下的大蛀虫。
沈哲子归府后，听到钱凤等人将产业处理情况稍作汇报，略作思忖后便决定就直接停在当下，不必再继续进行分拆处理了。
庞大家业拆分惠赠乡人，看起来是一件普惠乡土的好事，但其实具体到人事上，则未必就全是好。
一方面产业拆分太细碎，便很难再发生以往那种成规模的集群效应。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乡人们本身并不具备沈家经营产业的各种优势，经营能力也都高低不等，其实会流失掉一部分产能。
至于剩下这一部分家业，沈哲子打算将之在产权上打包集结起来，然后交付给鼎仓委托管理，每年整体收益的三成抽取为管理费用，剩下则直接以钱粮回拨沈家。
古人对金融理念的接受程度真是不容小觑，基于鼎仓而生成的鼎券，由此已经衍生出了次级的债券市场。再通过沈家自己的产业折腾，来试试创建一个信托市场也未尝不可。
鼎仓本身是一个半官方性质的组织，不独管理着都督府在江北的大量产业布局，南北的物货渠道更是经营多年，由其代管沈家分散在江东的各项产业，所带来的效益必然更大。而且这样也能避免一部分沈家人过于短视，贪于物利而以身试法。
沈哲子打算若是自家产业托管经营顺利的话，这种方式也要大规模在权贵世族之间推广开来，由鼎仓专业人才的经营，既有利于资源产业的充分整合，也能相当程度避免那些膏粱纨袴因为直接参与经营而产生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乱象。
沈氏家业的处理，仅仅只是一桩小事，而真正牵动时局人心的，还在于国丧之后台内政治格局的波澜变化。而拉开这一场动荡序幕的，便由琅琊王氏遗孤王混入诉廷尉开始！
第1128章 决不姑息
皇太后正式下葬之后，各项朝仪也次第恢复，皇帝虽然仍在丧期，但基本的大朝也开始出席，不再像此前那样完全的拒见台臣。
四月望日乃是久乱之后恢复的第一次大朝期，乱后的各项事情也要在这一天讨论出一个结果，算是定下一个乱后兴治的基调。
所以望日大朝之前的几天里，整个台城里也是忙碌异常，大乱之后各种礼章制度、法理人情都要进行各种修复并审察，台省各官署长官只是负责具体的提案举措，而要将这些提案进行理论上的补充并使之在实际上能够行之有效，这就是那些宫寺掾属们的责任。
台省中枢乃是晋祚治国最高权力中心，任何一项政令的颁发，可不仅仅只是着眼当下、脑门一拍便能定调，向上要追溯秦汉旧制的精髓，向下要留为百代臧否识鉴，所以往往一项看似简单的政令，深论下去都有千丝万缕的线索与各种祖规旧制有所勾连。
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不独在当世人观念中无法接受，欠缺法礼上的正当性，真的实施下来也将贻笑后世，为人所讥。
台城内数量众多的品级不高的宫寺掾属、包括那些连品秩都没有的吏员们，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要进行这一项工作。
想要在浩如烟海的古章旧籍里寻找出可以适用于当下具体目标、在法理上的依据，同时还要用严谨条理的笔法表述出来，可以想见这任务有多么繁重。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位于台城统序最底层的许多校书、司文等吏员们，绝大多数都是埋首于这些故纸堆中，有的甚至整月整日的不见太阳。
想要胜任这样的职事，最基本条件便是能识字、通文理。南渡初期，侨人在政治上对南人呈压制状态，其实也跟这方面有关系，侨人在文化素质上远远高于南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南人即便身临高位，但是因为欠缺这种学理上的素养、人才上的储备，也根本不能发挥出其职位带来的权力，沦为一种尴尬的摆设。
尤其在侨人充任属官的局面里，许多侨人属官就要在这种引典循章的工作中挖下坑来，故意引错典故，南人主官若是不能察觉，就这么报上去，即刻就会沦为时流笑柄。
像是早年三定江南的义兴周玘，曾经有过短暂在台城任事的经历，就曾这样被人陷害过，事后追究反被讥笑连这种典章常识都无，有什么资格正色立朝，因此羞愤引退于外。
因此中兴早年的局面，南人能够立足台城中，往往都是纪瞻、贺循等本身经义造诣便极高的学术大家，像义兴周氏、吴兴沈氏这种真正江东中坚力量，则一直被排斥在外，以为武事卑用。
这个问题真正得以扭转，还是由于吴兴沈氏的崛起，特别是梁公沈维周早年入仕，担任时任太保的王导属官东曹掾，在其人主持下将台省三阁旧章进行了一系列的汇总编撰，这成果不独储备下来，又通过印刷之术得以传播开。
这些工作虽然看不到实际的收益好处，但却是第一次将台事政令形成的逻辑过程、步骤并所引用的材料，完完全全披露在南人面前。其后又有大量三吴子弟被引用进入台城，通过具体的案牍事务磨练才能，这才让南人当中开始大批量的涌现出合格的行政人才。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前期的准备工作，吴人才能在台省之间渐渐形成一股势力，看得见的是高层权位之间的博弈，不太引人注意的则是在基层办事的吏员层面，吴人也渐渐的后来居上，使得台内不再是侨人一枝独秀。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底层的支持，吴人台臣们才能够行使其权力，否则就算是通过权斗将一个位置博弈入手，身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却完全不具备行政常识和能力，任何一项政令都拟定不出来，也完全没有什么意义。
此前台辅们虽然联合打压吴人，但驱逐的主要还是那些身在显眼位置上的台臣主官，但是对于基层的吏员们却没有调整太多。因为一旦完全肃清的话，台事也将因此瘫痪。
明白了这一点，才算是明白了整个台城体系的权力运作方式。就像此前明明褚翜、诸葛恢俱都不得自在，执掌中书的何充已经是硕果仅存的台辅，但何充身在其位却偏偏做不出什么匡扶之举，不是其人能力不足，而是来自底层的抵触不配合，让何充纵有方略却不得实施。
同样的，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会明白，在台城这个运作体系之下，哪怕整个建康的防务已经尽被江北王师所控，沈氏在明面上的实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诸葛恢同样不失自保之力。
要知道中兴建制，以王氏为首的琅琊乡宗可是出力最大，再广及青徐侨门，所以最初整个台城运作大部分都是青徐侨门支撑起来。后来虽然经过豫州侨门并本土吴人的接连冲击，但仍保留着根深蒂固的底蕴。
沈氏意指诸葛恢，要将台辅一网打尽，这一点时人皆有感应，而诸葛恢看似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举动，其实私底下一直在努力撬动青徐侨门这一股潜在力量，就是要让沈家无论要怎么动他，在法礼上找不到足够的支撑。
当然这种努力能否凑效的前提是，对方也会按照法礼上的规矩来。若沈维周自恃势盛，直接发兵将他全家老小擒拿斩首，诸葛恢再多努力也是徒劳。
现在的势态很明显沈维周不愿这么粗暴的解决，这也就给诸葛恢留有一个挣扎的余地，他并不需要将自己洗白的干干净净，只需要挺过第一轮狂风骤雨的打击，其后形势必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相隔遥远的荆州方面反应如何，比如沈氏派系内部利益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