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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后，文彦博接手，无为而治，便没有再动了。另外甘谷城与通渭堡的矗立，也使得宋朝势力范围笼罩到秦州西北，又使王韶得到一批营田。
不过为了极短时间内能敛财，必须将原有的一些弓箭手田侵吞。
弓箭手也就是当地的一些汉蕃户民兵，冬天训练，有时候战争到来时，当成救火兵士前去支援。但郑朗发起改制后，包括壮丁、弓箭手等在内，力役下降，甚至战争到来时，与正规兵士一样的待遇与赏赐。平时免其税赋，又有一些补贴，王韶认为再赐大量的田地，是过了的。于其这样，不如将他们编入乡兵行列，还能增加缘边的军队厚度。
因此在营田过程里将一些弓箭手田也侵占了。
与郑朗改革遭遇的种种困难一样，人们往往不看总账，也不看进的，只看出的，导致一些弓箭手不满。
李师中调到舒州，文彦博与冯京仍然与台谏官员合力攻击王韶，以为欺罔生事。同时向宝与王韶这对好友反目成仇，说王韶招惹托硕族连生羌扰边，使秦州动荡。
赵顼只好下旨，以李若愚等体量，令窦舜卿打量，前去查看营田事。
窦舜卿与王韶是什么关系，再说窦舜卿此时知秦州，他同样想开边立功，能说么？至于宦官李若愚，可别忘了，此时秦州还有一个大佬与王韶合穿一条裤子，高遵裕。高遵裕也许不算什么，后面呢？高滔滔。李若愚敢实话实说？难道以后不想回皇宫了？
两人查了查，上书禀报，秦州是有营田，一顷。
奏报到了京城，虽郑朗早有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直哆嗦。
几乎所有君臣让这个一顷雷得嘴中要喷白沫。
营田面积有多大，自后世华亭到庄浪南部，通渭东部，包括秦安、甘谷、天水、张家川等所有地区，当然这么广大地区不可能都是荒地，但也不可能只能开垦出一顷营田。
诸臣不服，朝廷又让沈起去查。
选对了主，沈起乃是王安石亲信大臣，而且是一个不怕事多，就怕事不多，喜欢开边的主。
沈起就在庆州，接到诏书很快去了秦州，下去查了查，将情况汇报，说不错，只有一顷多营田，并且这一顷多营田还与当地几个蕃人在扯皮。也就是说实际这一顷田名份都没有定下来。托硕生事，乃是托硕失理，不能失了理，朝廷还要帮助托硕。后者似乎可信，关健是前者，谁能相信。
王韶要营田要市易，郑朗曾经同意。
不过后来渐渐缄默了，王安石却一直力挺，与郑朗无关，而是王韶开边，甚得他欢心。到了这时候，王安石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说道：“李师中与向宝前后奏事诬罔不一，朝廷两派使案问，具得李师中与向宝乃是欺罔。李师中不遵诏令，望加追罚。”
此事陕西是李师中，朝堂是文彦博，两人先后兴起，文彦博在洛阳不清不楚，心中也疑惑，难道当真只有一顷营田，不象啊。先奏书道，边帅收阁诏令不行，乃是常事。
不遵诏书，便宜行事多了海去，自己，韩琦、范仲淹、庞籍、郑朗，皆干过。得先将李师中保下来。
王安石批注道，朝廷若诏书不可行，必须奏请。收阁不行，又不奏请说明理由，安得无罪？没有情由不执行，也是不可恕。况且所阁诏令，其情乃在于害边事，且又奏事不逊，如何可恕？
文彦博回奏道，既任边帅，当奏成，今令王韶中间相搅实难。
王安石又回批道，王韶虽是特旨差为机宜，也是李师中力奏王韶有王佐之材，请令朝廷让其勾蕃部事，故朝廷从其奏。然事亦皆李师中相度施行，王韶有何能力相搅？
文彦博辨不过，只好粗暴地说了一句，王韶之势，赫赫于关中，谁敢违者？
吴充看不下去，便说了一句，双方都有错，不管是王韶还是向宝，做为国家大臣，吵到这种地步，本身就有错，应各自降官。
说得也有道理，但是王安石倔强发作，大声道：向宝有上书不实罪，王韶有何罪？
文彦博这回反应过来，在洛阳呼应，道，沈起善顾望，岂肯追究王韶罪状？若大的秦州，怎么可能只有一顷营田。
赵顼看后也是哑口无言，这几个人太胡来了，那怕三百顷五百顷，也能有一个交待，一顷田，谁相信啊？只好下诏再让韩缜下去核查。韩缜下去，查得仔细，仅是他查出来的就有四千顷地。一百亩变成了四十万亩！不过韩缜也老实地禀报，营田是有那么多，可没有李师中所说的危害。
赵顼说道：“边臣诞妄诚害事，缘理可知，而事不可知，可以理解。但边臣奏报要诚实决事，如窦舜卿说王韶所奏的只有一顷，当时朝廷以为必无此地。今韩缜打量，乃有四千余顷。窦舜卿仍言今打量地，必非王韶所指处。”
错了就错了，有特殊原因，可以陈述，何必撒谎狡辨？
话音还是偏向王韶的，怎么着，也是为了河湟准备的。看看开边有多难，种谔、折继世、折克行、燕达等，那一个不是鼎鼎大名的勇将，罗兀城都没有经营下来。
若是开河湟成功，一个营田又算什么，不就是四千余顷营田。想一想国家隐田有多少，四路复查，又查出来六十多万顷隐田。四千顷能与六十多万顷相比？
可双方都在钻死理。文彦博与冯京上奏说，缜所言还不是实际情况，就是事实，事患在巧言乱实。一个个都象这样，以巧言颠倒是非黑白，如何了得？
赵顼说道：“患不明，不患巧言，若见理明，巧言亦何能乱？”
也就是民间的话，身正不怕影子斜，不做亏心事，何怕半夜鬼敲门？不过没有办法，只能下诏夺王韶之官，王安石不同意了，道：“巧言，虽尧、舜亦畏之，然以见理明，故共工不能乱尧、舜之治也。汉元帝诏曰：朕不明於理，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政令多还，民心未得，公卿大臣缘奸作邪。惟不明于理，故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惟眩惑，故一有政令，辄为浮议所夺而多还；惟政令多还，故民心未得；上所操持如此，公卿大臣所以敢作奸邪，其本乃在人主不明于理故也。”
赵顼前面下诏夺王韶官后，后面心中又后悔了，虽然这一顷营田让人啼笑皆非，但开出河湟才是头等大事，于是顺势下马，道：“是啊，边臣各自用己爱恶处事对人，韩缜所以打量出地者，是与窦舜卿不能相容故，其他事即不肯如此尽力。”
王安石立即跟上道：“陛下明察，见此尽之矣。”
都在胡闹！
郑朗听后瞠目结舌，不过这段时间他基本消失，隐田查了出来，又挪出一万七千余顷荒地半荒地拍卖，这个过程略有些慢，还要替其修道路，商税税率重新调整，银行扩股暗中准备，筹备一些作为本金的金银，替朝廷节约开支，事务很多，还是没有离开三司。对此，大家并没有反对，偿还了许多欠负，但欠负仍然很沉重，郑朗乃是理财好手，兼带三司使之职，国家财政能早日恢复健康。但到了六月，去年国家收支账目未出来，大家感到了古怪。有人询问，郑朗含糊地回答，谋划一件大事。
以为郑朗又要折腾了，这几年年年折腾，许多大臣苦心相劝。
郑朗只能答道：“非是诸公所想像，到时便知。”
然后与皇祐时主政一样，似乎消失。实际没有，只是平时不大喜言事，少说话，多做事！没有大的草议，何必磨嘴皮子。一顷田，太雷人，郑朗一直未参与。
冯京一看形势急转，急道：“此地乃是招弓箭手地也。”
王安石道：“王韶所奏但云，荒田不耕，何啻万顷，即不言除欲招弓箭手地外有此。”
难道开荒错了吗？
冯京不能作声。
文彦博在洛阳上书说，若真是如此，须罪窦舜卿。至少他不能撒谎，将四千多顷营田变成一顷田，让天下人失笑。
郑朗叹息道：“士大夫是国家栋梁，边臣也是国家的栋梁，为了国家安全，在战场上撒热血，抛头颅，生命往往悬于一线之间，对国家岂非无功？宽夫虽是国家重臣，为何偏与边臣过不去，仁宗时打压狄青，如今王韶稍稍立功，国家将大用，未用之即，宽夫又盯其所短，不视其长，将其压制，使国家又失一边臣良才也。况且王韶非是武将，同样是进士及第。”
赵顼眼中一亮。
文彦博不知道，在洛阳又上书说道，臣以前在秦州，沿渭岂有如此之多荒地？此必欺罔。
王安石拿出地图，说道：“韩缜专沮坏王韶，陛下可以从奏报中自见，无缘于此荒田，乃是诬王韶欺罔。陛下尝记御史所攻王韶否？乃是陈升之、冯京谕谢景温，言沈起将甘谷城地作沿渭地，欲盖王韶罪。景温至中书对答，臣面诘沈起案卷具在，无将甘谷城地作王韶所奏者，何故妄言如此？景温对臣与冯京言，是集贤相公与参政，谏议我如此说的。”
又将陈升之卷了进来。
就算有错，陈升之与冯京做得也不对，宰执与言臣不能交结，更不要说授意言臣该说什么话，那么要言臣有何用？王韶当罚，陈升之与冯京也当罚。
一道滚蛋吧。
要么王韶就复官。
陈升之与冯京无话可说。于是前面诏书夺王韶官，后面又诏书复王韶官。
冯京只好说道：“不止如此，王韶行市易亦为不便。”
赵顼说道：“仅是秦州一州市易，有何不便？且郑公以前在渭州执行过市易，轻重早已说过。”
文彦博上书道：“官中更为贩卖者，就是不便。”
王安石道：“且不论古事，止以今事论，公使皆贩卖，士大夫家中多有生意，人无以为不便，何也？”
文彦博道：“近日事多，费更不足，如置古渭以来，秦州愈不足。”
王安石道：“今天古渭，文彦博亦不知其不可废，所以费不足，正由没有理财故。既拓地，当须理由以足其费，此乃市易之所以不可无也。”
反正洛阳离京城近，两人两天一辨，赵顼看着蛋痛，于是问郑朗。
郑朗将原因说了出来。不但王韶要经营河湟，就是各州各县账目也不可能全部能弄清楚，地方有建设，还有奖励，一些想不到的开支，有许多是不能上报的，若说没有小金库那是不可能的。故各州县两税多有附加税，未必进入官员腰包。不过朝廷至少名义上禁止，否则到最后，朝廷松驰，就会有更多官员真正将小金库里的钱往自己口袋里面放。
王韶做法能理解，但与制度肯定不合，并且这个一顷地也做得太过份了，最少得五百顷，怎么可能就一顷呢。
赵顼听乐了。
但这才是公正的说法，赵顼道：“郑公，为何不早进言？”
“陛下，陈师中也是良吏，王韶看的是河湟，陈师中看的是制度，两人皆没有错。当时就不当争辨的，一揭开，不处理不好，一处理朝廷很为难。若我也参与争辨，事情会越来越大，反而不美。有时候，陛下，得学会装糊涂。”
“装糊涂？”赵顼仔细地咀嚼着这句话。
“比如四路隐田，查到这份上，当真查清楚了？没有，但到了这地步，朝廷已经能装糊涂了。”郑朗又说道：“这样吧，先复王韶官，再将他召回京城，让臣与他谈一谈，顺便问一问河湟的计划。有的事，在奏折里说不清楚的。也不利于保密。”
“倒也是。”赵顼道，接着又想着郑朗的装糊涂，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然后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郑朗，眼神复杂无比。
但正是郑朗一点一滴灵活机动的教导，赵顼渐渐成熟。下诏召王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