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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他将所有弹劾书奏拿到手，看完后愤怒异常。
没有找郑朗，此人十分聪明，知道郑朗委婉地说了公平话，在这种大环境下，郑朗已经很不易。自己找郑朗，只会给郑朗增加负担。但连夜写了一篇奏折，只得到一句答复，老人家，你少说点废话，不如多办一点实事，来洗涮你的骂名。
夏竦气得跳起来，这是那一门君子？大家同朝为臣，居然如此凶残暴戾的对待同僚。即便唐朝牛李之争，也比不上这群君子们的手段。即便是西夏人，他们还想和议，敢情自己才是他们的生死仇敌啊！
但这还不是过份的，另一个大学者突然爆发，这次彻底地将夏竦钉在历史的耻辱铁柱上。
石介。
随着韩琦与范仲淹的任用，看看朝堂上的诸位大佬，王举正、任中师不能算，他们是打酱油的，王贻永是外戚，一个老实低调的人，连郑朗当着他的面说外戚不得重用，他都一声不吭，所以没有人嫉恨他，也没有人注意他。但其他人呢，晏殊、章得象、贾昌朝、郑朗、杜衍、富弼与范韩二人，再加上台阁的言臣，好多好多星星。
石先生激动了，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庆历圣德诗》。
大意是皇上忽然做雄起哥了，从内宫那些美妹怀抱中走出来，终于准备振兴宋朝，躬揽英才贤才，手锄奸邪，六合震摇，乾坤动荡，雷霆大发，昆虫徘徊，奸怪藏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用了许多贤才，章得象与晏殊重慎徽密，贾昌朝是一个大学者，学问刻洽。一略而过，最难得的是范仲淹与富弼，大夸特夸，两人一夔（夔去草字头，打不出）一契，不是千古良臣，而是上古良臣。再到杜衍，事二朝，心如一，操守完美。韩琦有奇骨，可以做大事。御史更不错啦，有蔡襄欧阳修等人，从此君王听到的全部是直言，不再有人小蛊惑人心。（原诗很长，附于作品相关里，大家有兴趣可以进去看一看）
赞扬就赞扬吧，可他诗风一转，又来了一句，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拨。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这时候谁除去了，只有夏竦，夏竦不但是大奸，还是妖魃。
此诗一出，赢来的不是喝彩声，首先与他同样在儒学上齐名的山东孙复说了一句：“石介，你的噩运便从这首诗开始。”
石介还不明白。
同样不明白是君子党们，石介哥，你在搞什么啊！
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便打压，也要适可而止，就象郑朗所说的有法有度，有一个度的。不能玩过火，那有你这样玩的？
郑朗也在看这首诗。与原诗不同，诗中也提到他，但因为自己与他有恩有怨，弹劾过他，又提拨过他，石介只是简单的一带而过，略做了一些夸奖。
后来苏东坡对此诗十分着迷，但他不知道这首诗打开了一扇门。
往近里说，为党争增加了一个大大的筹码，加剧两派的仇恨，给改革派们增加了无形中的难度与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往远处说，石介打开了一扇通往地狱之门。
使宋朝滑向地狱的大门，正式从这首诗开始敞开。
而且他想到了一件事，这首诗出现，党争必须重新开始，朝堂会产生再度分裂，并且裂口比原来更大。几年后，他若是真做了首相，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
也不用膜拜。这仅是一首中平的古体诗，谈不上文字有多优美，除了它所产的负作用外。
诗中所赞扬的一些大臣们更不值得如此夸奖。
夏竦虽然是小人，但也要怎么看。他并不是一个只做坏事的小心，自私心重，可也在做利国利民的正事，也提拨贤良，包括庞籍、韩琦，也在替老百姓做事。与李林甫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再看君子们，韩琦、文彦博、庞籍、尹洙、郑戬、欧阳修、余靖等等，那一个人身上没有一大堆毛病？真要从德操上挑剔，这些后世闻名的大臣们，每一个人的德操只能算是勉强及格，有的人连及格都达不到！
杜衍说厚爱天下百姓。
也许这些人当中有的人爱天下百姓，但这份爱占有多少比例，十分让郑朗怀疑。
但有一点不用怀疑的，他们爱士大夫，爱文臣，爱自己。
看完了，将这首诗扔到拉圾篓子里，真正的拉圾！有可能连拉圾还不如。然后苦笑。
他还能笑得出来，夏竦脸都气青了，他的那个才女妻子气得怒不可遏，对他说道：“官人，上书朝廷，请陛下评理。”
“何须评理？”夏竦冷笑道。
“难道就这样算了？”
“算了？谁说的！他们给了我不归之路，我也要将这些人送上不归之路。”
他妻子忽信忽疑。
但事实将夏竦逼到绝路，他的反击远远超出范仲淹等人的想像！
君子党眼下不知，现在到了他们欢呼的时刻，清洗继续……
第四百四十八章 老人
众人在狠踩夏竦，郑朗却在观注着一件事。
王尧臣迁为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事，对赵祯说了一句话：“今国与民皆弊矣，请陛下任臣自择僚属。”
赵祯准之，王尧臣亲自挑选一些可靠的幕僚，开始查账，查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整个宋朝的账目收入支出十分庞大，一时半会查不出来，王尧臣仅查了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与用兵后的出入财用之数。宝元元年，也就是五年前，宋朝未用兵时，陕西出入钱帛粮草一千九百多万，出一千五百多万，河北入二千一百多万，出一千八百多万，河东入一千三百多万，出一千三百多万。河东持平，河北稍有积余，毕竟要外防契丹，是国家重兵把守的地方。陕西则有很大的积余。
这不代表着全国会产生大量的积余，京城用度才是大头，京官的俸禄，驻扎几十万禁兵的薪饷，即便地方有充足积余，整个国家也未必会有盈余。
但自用兵后，陕西入三千六百多万，出四千七百多万，河北入二千七百余万，出二千五百多万，河东入一千一百多万，出一千三百多万。不是代表着陕西收入增加，大量驻军，物资运送产生的虚高，士兵的饮酒与日用品的税务，还有一点，敛财！除了河东一路外，其他两路都进行了大幅度的重苛虎敛。
王尧臣又对京畿出入金帛做了粗粗的统计，五年前入一千九百五十万，出二千一百八十五万，因为这一年赵祯弄了一个大郊祀，所以出纳比往年多。但在庆历二年，入二千九百多万，出二千六百多万。仅京畿就增加税务三百多万！一处京畿三百多万，全国增加了多少税务？
再从财政支出与收入分析，仅是三路减少了一千多万。更不用说朝廷整体的支出，将士的抚恤。那么这一数字会放大三到四倍！
郑朗看着这份报表，有些发呆。陕西的数字比史上要大，之所以如此，恐怕与自己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有关。
不看真实的数据，就不知道战争的危害。
实际上说来说去，还是朝廷的制度，以及前几年的大灾大害，不然朝廷有大量积余，那怕就是将自己发起的平安监，与江南开圩带来的积余全部留下来，也不至于使国家走到今天困窘的地步。
不能提赚钱，赚得越多，花得越多！
郑朗不由又想到三冗，不解决三冗，无论发起怎么样的开源，国库里还是休想有多少积余。
可隐隐的知道，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马上他就醒悟过来，是从吕夷简身上得到的启发。
大家以为将夏竦拍死了，于是将眼睛再次盯向吕夷简。吕夷简罢相，但是赵祯还给了他一个权利，守司徒，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吕夷简也没有议什么军国大事，身体都垮掉了，三头两头倒在病床上，议什么国政？
可是君子党们不大放心，害怕吕夷简身体康复，死灰复燃，于是再谏。
弹劾夏竦时欧阳修余靖等人出过大力，于是这次轮到蔡襄。蔡襄上了一奏说，夷简被病以来，两府大臣，累至夷简家咨事，又闻夷简病时，陛下于禁中为之祈祷，锡与致多，眷注无比。臣穷谓两府大臣，辅陛下以治天下者，今并笏受事于夷简之门，里巷之人，指点穷笑。
陛下，这个两府大臣是辅助你哪，还是辅助吕夷简哪？
夷简谋身忘公，养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之初，夷简即为参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余年，所言之事，陛下一皆听信而施行之，固当敦风教、正庶官、镇敌国、安百姓，而乃功当无闻，但为私计，成奔兑之风，一恩之施，皆须出我门……务施小惠，多与收录，贪廉混淆，善恶无别。
国家如此，正是吕夷简弄出来的结果。
事实是若没有吕夷简，特别是西北用兵后若没有吕夷简，宋朝必然会出大乱子！
自关陕兵兴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科配百端……但务收取人情，用为资历……
国家都这个样子，还在卖人情，使吏治变得更加恶劣。但事实反过来是吕夷简也不想加重科配，可不加重科配，财政从哪里来，要么直接重敛于百姓，贫困百姓因为战争，已经带来沉重的负担，再直接加税，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加科配影响百姓起居生活，可大头还是从有钱商人那边出的，等于变相减轻一部分贫困百姓负担。这也是不得己办法的办法。
怎么做错啦？难道西北将士打仗不要钱帛吗，不要粮食吗，不要武器吗，不要抚恤吗？
夷夷当国之后，山外之败，任福以下……辄违先帝之盟，妄请关南之地，岁增金帛竟二十万，而犹勒兵压境，坚求纳字，凌侮中国……夷简出入中书，且二十年，不为陛下兴利除害，苟且姑息，万事堕坏如此，今以疾归，尚贪要势，不能力辞，或闻乞只令政府一两人致家商议大事，足验夷简退而不止之心也。
纳字吕夷简有失误，表现是软了，可不用金帛打动契丹，契丹与西夏联手起来的后果，蔡襄，你可想到了吗？
朝廷是有时派人前往吕夷简家询问国政。
吕夷简虽有权利过问军国大事，可他坚决不上朝，有的大政赵祯拿不定主意，要么就是晏殊与章得象。章得象还可，但做一太平宰相足矣，此时诸事纷呈，已经超出章得象的能力，至于晏殊，还是写词去吧！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得多好啊。至于国政，老人家，你最好别插手！
就是此时郑朗对于一些事情，处理起来同样觉得很吃力。经验不足也。
因此赵祯还要借助吕夷简的经验。
正是这一点，让君子党们不能容忍。
吕夷简听闻后，主动写出辞呈，陛下，还是让我休息，这个什么守司徒，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俺不想拥之，请罢臣预议军国大事的权利。
赵祯不舍。
这不是为了留恋吕夷简，是国家的需要。
于是群臣再次进谏，请求赵祯准许吕夷简的自罢奏。
直到此时，郑朗才全部明悟，为什么孙沔一奏出后，吕夷简立即请求罢相，接着又主动交还各种权利。不交不行，他若不是抱病，还有精力继续斗下去。生了病，没有精力，继续斗下去，最后能让这群即将得势的君子们啃得连骨头渣子都没有了。至少几个儿子会从此彻底完蛋！于是一步步地退让，才造成前后巨大的反差。
他不是自己，有着外挂，只是凭借一份直觉得出如此惊人的结论，是何等的智慧。
忽然又想到吕夷简的一生，与王曾合力埋葬天书，借着埋葬天书，打压五鬼，使少年时的赵祯朝不再折腾。大内失火，偏要赵祯举帘才拜，唯恐拜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