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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总有一口气的。
这么多年，特别这是两年，替国家小心经营，还要与一些大臣斗智斗法，庞籍岁数又高了，渐渐力不从心，心中略动了一些气，因此病倒。于是求致仕。
赵祯不准。
庞籍抱病上朝，在赵祯面前将自己的鸡翘帽拿下来，道：“陛下，你看臣的头发。”
赵祯无奈，准其旨，但让庞籍留在京城养病，许其过问军国大事。处置类似吕夷简，有些台臣想弹劾，不过随着司马光赴京，王畴不欲御史台多事，一个个终于停了下来。
胡宿治河有功，迁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迁为参知政事，张昇迁为枢密使，曾公亮迁为平章事，依然还是两个首相，但是曾公亮位于韩琦班下。
司马光初到京城，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中书命司马光详定均税。
这个均税不仅是方田均税法，两者有很多不同，更不是均摊税务，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税。
但实际执行会非常麻烦。
连田与户都隐去了，何谓田地好坏。
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员下去盘查，这是郑朗的建议，一年不要多，于县开始，每年核算耕地的变化，然后派官员查那些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两三个州府。
不算是治理之策，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用之震慑。
可是官员下去查，有的官员严酷，有的官员松懈。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例如京城附近诸州，陈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权贵人家。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连郑朗都回避三尺，况且其他官员。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
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面不更色。
这两年除了水利，调解之外，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就是讲国家的制度。
郑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制度却没有怎么碰。怕麻烦。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
政令只有简洁了，才容易执行。
关于这个均税，郑朗与王安石、司马光也讲过，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征税。
讲得更复杂。
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随时变动，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则连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然后议定均税。
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首先就是地，各种各样的地，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于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划分，不问山地、水田，南地北地，河谷平原，坡地垄亩，只看收成与投入，划为十等。
繁有繁的好处，简有简的弊端。繁更细琐，可更明确。简粗陋，会有争议。不过繁只会增加更多的名目。简虽有争议，可易执行，并且给官员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间，便于处理。便于处理就易于推广。
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首先得捉住这只老鼠。
有了那么一丝功利性的想法，这也是郑朗最希望看到的。
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一些条约，比较温和的条约。最后说国家立事，当先使赏罚分明，事无不成。若遇庸愚之人烦忧败事者，一样论处，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后来无不尽力也。
这个庸愚之人烦忧败事，大有深意，苛了不行，软了也不行。
不过面对天下所有豪门大户，司马光与郑朗一样，有意回避了。
但司马光又加了一句，务必以安静有为为功。
这就是郑朗调教的进步。
想做事怕有争议是不可能的，可在有作为的基础上，若使争议减少，则为佳。
奏上，两府立即草议执行。
然后司马光再上三道札子，第一道札子直指赵祯。皇上你做得不错，四十年夙夜求治，可是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是什么原因？
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
陛下乃是三德没有做好，虽仁，仁得偏软。
但有几个皇帝能做到司马光所说的三德？当然，这篇札子上奏还有一些积极意义的。
第一个札子论君德，第二个札子论御臣之道。一是任官，朝廷以资叙职，不问贤愚，造成官员不作为。二是行赏，朝廷不能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求功，以巧文逃罪。又是一条时弊，赵祯晚年多用文学之士，或者名气大的人，文章写得好就能做好皇帝好官吗？那么李煜何在？所以有了第三条，必罚，能施职，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
写最后一段，司马光心中还憋着一口气。
就算郑朗犯了错，替国家做了那么多事，这点错误也早免去。
从私人角度来看，大树下好乘凉，自己是庞籍与郑朗的人，庞籍老了，也病重了，多半回不了朝堂。郑朗一直在朝堂外游离不定，对自己也不利。
三曰拣军，精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今所选之兵，升其军分，增其粮赐，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悦。可我听到京城之内，被选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于外方兵士，远去乡里，诀别亲戚，其为愁苦，不言可知。
这就是对郑朗那个札子的补充。
看似国家拿了许多钱帛来养兵，但京城居之不易，兵士仍然很苦。
实际郑朗也说过，想要改变这一局面，不仅是减少京畿兵士，也可以选，必须选京畿困苦人家子弟，也不仅是从京西路安置兵士家属，使之生活费用下降，家中有足够的耕地可以安其心，还要学习陕西那样做，精选一些精悍的乡兵，一离家不远，二是当地人，没有迁徙之苦。
但与宋朝祖宗家法有违，郑朗不敢说，司马光同样不敢说。
五个札子上过后，司马光仍然嫌不够，国家三年一郊，未尝无赦。可是每年到夏天，皆有疏决，猾吏贪纵，大为奸利，悍民暴横，侵侮善良。这个南郊大祭还有没有作用了？最可怕的是有些奸人做下不法事，然后逃亡，反正三年时间一到，天下一赦，又能大咧咧回到乡里，继续为非作歹。因此南郊祭大赦制度要改，利民的惠政保留下来，象这些罪犯却不能赦，让恶人戒惧。
又上第七奏，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重微，五曰务实。
七札一上，轰动京城。
赵祯也没有完全采纳，但看着这些札子感到好笑，对身边内侍说道：“三十年不鸣，一鸣则惊人。”
当初二小斗斗范讽有多牛，赵祯可是亲眼所见。没有想到二人这些年一直几乎消失了，要么王安石在两浙路做了一件高价买粮的事。
不过与少年时的青涩、锋芒毕露，赵祯更喜欢这样的司马光。
司马光的表现也更让京城百姓满意，这才象是那个相公调教的学生。
但司马光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这一天刚下直回来，马上就到制科考试了，家中来了一个客人。
先行递了拜贴，上书七个大字，供备库使高遵裕。
供备库使不算什么高高在上的职务。
后面三个字才是真正尊贵的。
司马光犹豫了好一会儿，最终半开中门将高遵裕放了进来。
仅是半开中门，若全开，那就是媚了。
其实司马光心中很不喜高遵裕前来拜访。
让家中下人上来茶，相互施礼，高遵裕目视了一下边上侍婢，司马光让婢女下去。高遵裕道：“君实，世子对郑相公十分抑慕，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想让大世子拜于郑相公门下学习。”
世子不用说指赵宗实，大世子则是指另外一个少年，赵顼，但这是不可能的，不立为世子，郑朗也不可能与赵宗实一家交往，从私人感情来说，郑朗更不会与他家交往，置赵祯于何地。
立为皇储，赵顼十之八九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