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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朗弹劾后回到郑州了。
经他的带头，再次将濮仪案翻了出来，或者要求赵曙将韩琦与欧阳修黜罢。看到赵曙沉默不言，更多的大臣纷纷要求退出朝堂。
纷纷扬扬间，傅尧俞与赵鼎赵瞻从契丹返回。
听闻后，三人上书，陛下，我们也一道与吕诲言濮王事，如今三人因言事而罪外放，请将我们也定罪外放吧。傅尧俞说得更清楚：“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
赵曙也不想将三个言臣贬出朝堂的，然而因为韩琦与欧阳修所逼，不得不为。只好苦劝。正好赵瞻为接伴契丹使，对延和殿，赵瞻说道：“陛下为仁宗子，而濮王称皇考，非典礼，更开子孙后患。”
赵曙头痛，这个说法最先出自郑朗，如今许多大臣皆用父子身份与他的名位，还有他的子孙说话，又无法辨，心中郁闷，说道：“卿尝见朕欲以皇考事濮王乎？”
赵瞻说道：“此大臣之义，陛下未尝自言也。”
郑朗虽进谏，也在指拨，你们将帽子往赵曙头上扣不管用，得往韩琦与欧阳修头上扣，给赵曙台阶下，说不定皇考议就作废了。赵瞻也很精明的，立即递出一个又长又安全的台阶过来。
赵曙叹气道：“此中书过议耳。”
与我无关，为濮仪的事，在三人身上，人性丑陋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陛下喻旨。”赵瞻立即说道。一句话大好机会错过，想使濮仪之争胜利，不是赵瞻这样玩的，不能急，先将韩琦与欧阳修倒出朝堂，没有他们二人帮助，最后逼一逼，赵曙什么也做不了，只好向大臣们投降。
“朕意已决，决无庸宣谕。”
赵曙不同意，三名言臣求去抗议，赵曙想留，可韩琦与欧阳修抓住了他的把柄，不得不向韩琦与欧阳修屈服。结果又让韩琦将傅尧俞弄到科州，赵鼎通判淄州，赵瞻通判汾州。
六名言臣全部弄出去，司马光奏道：“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行法有所偏颇。臣是用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媿朝廷之士，出则臱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
四奏不报。
不但司马光的辞表不报，其他大臣赵曙也不报。
不能报，若这样发展下去，朝堂上会空了大半。当然，有大臣，有的是大臣填补，但赵曙也不笨，朝臣是何等重要，随随便便调来一个地方臣子就能胜任？
闹到最后，连曾公亮都不好意思了，说我呆在宰辅有失，请将臣也外放吧。
彭思永被逼无奈，他身为御史中丞，再不发言，大家一起讥诮他了，上疏请正典礼，赵曙感切，但又说我倒是想施行，可是政府（指中书）持之甚力，无果。韩琦与欧阳修听到后气愤难当。
这一切，都是郑朗带来的。
又因为国家财政困难，于是将主意打到严荣身上。下了诏书，将严荣调到邓州，换了银行监使。
其实早在郑朗预料之内，只不过没有想到他们主意打得这么晚。在这里，郑朗挖了一个好大的坑等于二人跳下去。
第八百零七章 倒计时（四）
严荣接到诏书，没有拒绝，但提出一个请求，父亲生病了，在京城可以照料着，一旦下了邓州后，远离家乡，请朝廷准许请两个月假期，服侍父亲。这是客气的说法，若不行，我宁肯拒职，也不去邓州了。
二选一，A还是B。
韩琦一听，不会那么巧吧，担心郑朗使诡计，派人查了一查，还真生了病。
授意肯定是郑朗授意的，很早留给严荣一个锦囊，说了许多东西。朝廷财政允许韩琦将它败坏，民间的经济基础不能败坏，还有这个银行。这有一个比喻，就象楼市，都知道有泡沫，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官员要吃要喝要玩要乐，既得利益要赚钱，统治者只好苟和，或者做一些微调。可这些微调又不敢于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甚至还拿出百姓的纳税钱，维护着他们。于是越调越高。具体一点，这边在调，那边地价越卖越高，政策越来越松，银行不肯打压等等。泡沫越来越大，最后国家，百姓，与地方官员，以及既得利益者，统统下海。
那早知道如此，为什么不趁早将泡沫挤出来？
关健这个结果没有到来，皆存着侥幸心理，民间有俗语，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然而郑朗知道。
他又没有办法，到了万不得己的时候，他想出另一个办法，不是替国家缩小泡沫，而是将这个泡沫索性吹大，大的速度越快，越容易爆炸。
还是民间的那句话，叫不破不立。或者叫做长痛不如短痛，因为泡沫炸得越早，伤害越小。否则真到了全国上下全部牵连进去的时候，一旦炸开，国家什么也没有了。
但有一个前提，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也就是民间经济不能让朝廷伤害。破的目的是为了立，而不是为了破本身，立需要基础，这个民间经济就是立的基础。
因此有了这个锦囊。
郑朗也不知道严荣的父亲会生病，锦囊上所写的仅是让严荣尽量拖上一两个月，严荣父亲生病那仅是一次巧合。
他这几个学生皆很争气，无论范家二郎，或者吕公著、司马光、严荣与王安石，或者小苏，作风都很好，生活俭朴，为人忠厚，吏治之才皆不差。相对而言，倒是大苏差了一些，稍稍有些花，可受郑朗影响，也比史上好得多。
就是大苏，对父亲也十分孝顺。
韩琦确认严荣父亲生病，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反正打的是银行主意，让严荣下来，目标达到，再追究下去，做得太明显。并且到今天为止，朝堂在郑朗进谏下，依然在闹，不得安宁。再加上政务，韩琦苦逼得，也没有多少心思。
严荣下，上的人乃是孙思恭，为宛丘令时，转运使以水灾时孙思恭却在征舂夫，两相争执，孙思恭弃官回家。因精通易经与算术，吴奎推荐，加秘阁校理。赵祯晚年将赵曙当成备胎，将孙思恭调到赵曙藩邸处做为说书。赵曙即位，擢为天章阁待制。素来与欧阳修关系十分良好。
银行监就在三司附近，韩琦与欧阳修将孙思恭喊来，秘议一番。也没有说其他，仅是说了西北用兵，国家多灾多害，皇上继位登基又大肆赏赐，用了一些钱帛。然外面人不懂，多责怪于中书，因此让孙思恭将银行的分红挪用出来，先行解决眼下的财政危机。至于欠款，等濮仪争事了后，再慢慢偿还。
孙思恭在赵祯朝未得重用，对赵祯也没有多少感情。严荣守的是赵祯诏令，在欠款未偿还清前，勿得挪用。那是赵祯的诏书，非是赵曙的诏书。况且严荣为了赵祯的永昭陵已挪用一回。
这也是欧阳修的说法，孙思恭却不知真实情况，是韩琦逼迫曾公亮，曾公亮只好央请郑朗说服严荣，中间韩琦利用郑朗对赵祯的感情，替国库节约一批支出。
但让欧阳修一说，郑朗师徒做得很不好的，先帝的永昭陵就可以挪用，现在皇上要钱用，为什么就不能挪用，难道这个钱帛不是国家的，而是你们师徒二人的？
进银行监后，查了一下账目。
严荣把关把得好，近三年下来，除了永昭陵的费用外，依然还了六千三百多万缗欠款，也就是河工的欠款若没有意外，今年年底纵然还不清，也不会剩下多少。
为什么非要今年一定要还清？况且也剩得不多，孙思恭将银行的钱帛一笔笔拿出来，递向中书，向中书紧张的财政输送血液。
韩琦松了一口气，达到目的，不去再管。
而是选命言臣，此时仅剩下彭思永与邵必两个言臣，按照编制，台谏正式的言臣必须达到十六人。这也太不象话了。而且就这两个言臣，彭思永还一直在哼哼唧唧。于是增补。不过这一回增补的人选，韩琦与欧阳修慎之又慎之，一定要心腹进去，否则没完没了。
以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郭劝的儿子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黄照为侍御史，蒋堂的儿子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孔道辅的儿子孔宗翰为监察御史。再次大哗，这是国家言臣机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专门用来与宰相做对的，但现在任命的这几人皆是韩琦与欧阳修亲信。这个台谏还用来做什么？
总之，韩琦与欧阳修此次破坏了N个宋朝制度。
特别是蒋之奇，一直是欧阳修的门生，然去年与范镇儿子范百禄以及其他几名官员参加制科试，范百禄等人中第，蒋之奇不中，盛言赞扬欧阳修崇濮王为是也，大拍马屁，求媚以进，此人乃是欧阳修门下第一走狗。
看到此人进入御史台，诸位大臣吵得更凶。
然而这个蒋之奇到了御史台，彭思永天天给他洗脑，以后他会很好玩。
但着急的不是大臣，而是赵曙。
有点儿不妙，马上韩琦与欧阳修将宋朝化为二人转了，于是议西府。文彦博来到西府后几乎消失，这让赵曙感到很不满。因此想替西府再添一名宰相。
他想到一个人，张方平。
此人有文武才，有经济才，无论在三司或者治蜀，或者在西北皆建功立业。有文学之才，有吏治之才，有军事之长。
然后议一出，欧阳修立即反对。
赵曙不乐意。
他能力不如赵祯，但简单道理会懂的，不能让朝堂真正成为一言堂。论君臣典范，无疑是赵祯与郑朗为相之时，就是那时候，自己那个养父依然保留着一些郑朗的政敌，默视台谏与宰执的作对。为什么我仅任命一个西府二号首相就不行呢？
韩琦也有韩琦的想法，本来国家已经乱了，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你种种，若不是你做的那些事，何至于此。再让张方平进入西府与自己对抗，郑朗在外围呼应，大臣们群起而攻，什么事也不要做了。
君臣皆不能互相理解。
最让韩琦与欧阳修生气的是，明明赵曙屡屡授意，让自己帮助他替赵允让正名皇考，可在外面，却屡屡扬言，朕没说哦，这乃是中书做的。
关健的一击到了。
银行一年这么多的利润，郑朗料定韩琦与欧阳修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打它的主意。
怕出意外，于锦囊里授意严荣做了一些安排。
针对的还是财政。
具体财政的败坏，也不能说是韩琦一人的错，实际郑朗南下后，财政就渐渐在败坏。郑朗悄无声息地改良了一些弊端，南方大开发带来的逼加值，将这一趋势掩盖下去。
经郑朗推荐，庞籍再度为相，又做了一些改良。成就宋朝经济第二良好的时光。庞籍下去后，富弼为相，已经在败坏，再到韩琦为首相，再度败坏。但河工耗资巨大，至少达到前无古人的投入，又是宋朝的最中心地带，这次带来的附加值更大，再度将这个败象掩盖下去。
河工结束了，相关作坊运输一起也就结束。韩琦的粗心大意，也非是算是粗心大意，能看穿这个经济真面目的，至今在宋朝并没有几个人。因此用得有些大手大脚，结果导致财政迅速出现困难。才没多久，司马光就上书，各州府向富户借钱度过财政难关。
这才是真正财政趋势的真相。
中间一度是庞籍进入中书，否则财政更糟糕。
发展到这种局面，就是站在公平的立场，韩琦失误是最大的。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