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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可惜的，成果却远低于预期。原因也很简单，这年月的佛教对于中国来说，还属于外来宗教，难免有些水土不服：你不能与儒学密切结合，就很难感召士人；不开“放下屠杀，立地成佛”，或者“但念弥陀，往生净土”之类的方便法门，老百姓也未必就会感兴趣。再加上帛尸梨蜜多罗多不会说中国话，得靠翻译帮忙传达，而这位翻译又不是鸠摩罗什或者玄奘，日常对话没问题，佛理翻译就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
佛教理论中有很多专业词汇、凝缩概念，是不容易在中文中找到合适的译词的，因此这位翻译对于帛尸梨蜜多罗所讲，本身就领会不到三成，等转译过来，估计连一成真谛都留不下啦。
因而开讲三日，第一天来的人最多，后两天则陆续有避席的，甚至于歪在一边儿打瞌睡的。至于钟声，硬扛了两天，到第三天终于熬不住了，找借口根本就不肯出席。
苏峻游目四顾，发现不仅仅钟声没来，就连其他将吏都只到了三成而已，且多数为自己的心腹——若不是崇敬或者逢迎苏将军，谁肯再来听讲啊？而且貌似真还支楞着耳朵认真听的，也就自己一个人……
趁此机会，苏峻乃靠近些询问帛尸梨蜜多罗：“法师，佛陀如神仙，飘渺不可见。然我如今却有一事，诚恐已得罪了上官，又不敢为自己辩解，只怕恶果旋踵而至……还请法师教我，应如何弥补才好啊？”
帛尸梨蜜多罗笑笑，回答说：“数日来为将军讲法，我便察觉将军心中有隐秘之事，不敢轻与人言，是以恍惚、憔悴。我亦不敢深问，但提醒将军，世间事，因缘纠葛，如种埋土中，时机一到，必会发芽——哪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的秘密呢？将军若想避祸，须得诚心以事上官，不可稍有隐瞒。只有忏悔请罪，才可得上官宽恕，倘若隐瞒不报，一旦事泄，恶果百倍。将军三思啊。”
苏峻闻言，若有所悟。于是他转过头来，便即亲笔写下一封长信，将自己杀害郑林之事向裴该合盘托出，请罪求饶。然后派一名当日参与谋杀郑林的亲信率兵，护送帛尸梨蜜多罗离开姑幕，前往洛阳，并要他在把高僧送到都城以后，应继续西行，去长安谒见大都督，奉上自己的书信。
苏峻还关照那名亲信：“当日之事，汝等所听闻及所施行，大都督若不问，便不必说，更不可泄露于他人知道。大都督若问起来，则不可有所隐瞒，理当诚实禀报……切勿为我辩解，反启大都督之疑。”
我知道你的水平，想编瞎话也编不圆，还是实话实说为好。
第二十六章 “坦白”
苏峻把自己当日的所作所为，通过书信向裴该合盘托出。当然啦，所谓“合盘托出”，是指的过程，而非他真实心意。
他可不敢明说，自己之所以杀害郑林，是担心对方说服了曹嶷归晋，则自己再拿不到东莞，甚至于连城阳都可能被迫吐出去……
书信之中，苏峻先把郑林当日所言，以及自己驳斥郑林的话，备悉靡遗都陈述了一遍，然后为自己杀人别找理由。他说：
我本来是打算放郑林走的，但转念一想，恐怕他回去以后便拿那套歪理邪说劝说鞠彭，要鞠彭不思华夷之别，不念晋胡之仇，却与曹嶷约和。以我对鞠彭的了解，此人无胆略、贪安逸，又已经被曹嶷打得焦头烂额了，很有可能就上了郑林的圈套。当时的形势，我军寡而曹军众，倘若失去了东莱方面的对敌牵制，则曹军可以全师向我，形势丕变，我军岌岌可危啊。
再者，若郑林前往广固，游说曹嶷，他当然不可能使曹嶷真的罢兵，甚至于弃戈来降，但若言语之中，把在我军中的所见所闻泄露给了曹嶷知道，也肯定会影响到我其后的军事行动。
当然最关键的，郑林为青州大儒，素有名望，则他若将自己的糊涂理念四外宣扬，煽惑民心，竟使晋人不再忠勇抗胡，曹嶷定青便易，而我复青为难。那些屁话若再口耳相传，散播于更为广泛的地区，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定和强盛，对于逐胡大业，也必然会产生相当恶劣的影响。
末将念及这桩桩件件，种种可能的后果，不禁惶惑和激愤，短时间内不及细想，这才急遣亲信追上去，将郑林与其从人俱沉于水了。
过后回想，深悔此事孟浪。我不觉得郑林无罪，但其罪亦不至死，我理当将其拘押起来，等待军事行动结束后，再交于大都督处置，而不应该专断自为。正好大都督来信，要我寻访郑林，似有欲用之意，在此提醒大都督，郑林这票腐儒，切不可用，用必坏国。同时也向大都督禀明前情，希望大都督念在我平定城阳、东莱等地有功的份儿上，暂且宽恕了我的鲁莽之行吧。
这些杀人理由，苏峻都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逐条开列的，相信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裴该对自己的疑忌。
在苏峻想来，郑林虽为大儒，终未出仕，只是个平头百姓罢了，则在裴该心里，与一员骁将孰轻孰重啊？这年月当官儿的杀个把老百姓，那算多大的事儿。只是郑林终为郑玄之后，就大都督最近请董景道作《姓氏志》一事来看，似乎颇为礼敬郑学，自己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杀了郑林，时机选择的实在太差。
而且你杀郑林就杀了，为何隐瞒不报呢？你是有跋扈之心，还是有专断之意？将来这事儿若不慎泄露，搞得舆论大哗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把事儿栽到上官头上去？倘若设身处地，站在裴该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苏峻也觉得自己罪不可赦……
但他不能光请罪而已，还得为自己辩解，反正自己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没人能够猜到，猜到了也可以咬牙不认。自己得表现得绝对忠于大都督，是因为郑林的歪理与大都督背道而驰，并且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这才不避嫌疑，先为大都督除去此害！
只有这么解释，罪不罪的另说，大都督对自己的观感，才不至于变得太差吧。
……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这封信终于呈递到了裴该的案头，裴该细细一读，不禁恍然：原来如此。
他此前对于苏峻杀郑林之事，一直存疑，就是因为找不到苏子高这么干的理由。原本疑心王贡攀诬，但再想想，以王子赐之能，若想陷害苏峻，一定会编造更易为人采信的理由啊；即便他就硬编苏峻杀郑林之事了，也理当堆砌更为严密的逻辑关系和证据啊。越是连王贡都语焉不详，其实就越有可能是事实。
苏峻信中所言，倒是都说得通，郑林这票腐儒会含糊华夷之辨，本在裴该意料之内。大儒又怎么了？大儒借用圣人之言，为自己的污烂行为背书之事，从来史不绝书啊。王肃也是大儒，为了斗倒郑学，他就公然学术造假；范隆也是大儒，直接就出仕胡汉了……
关键这年月的华夷之辨、晋戎之别，还并没有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加上刘渊打着复汉的旗号，一方面尊刘禅为先帝，一方面又礼敬儒者，也往往使士人并不目之为外族，跟随者还想为胡汉找承天景命的理由，不跟的只是目之为篡逆罢了。
即便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刘曜干脆撕掉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尊祖冒顿单于，那些已经附胡的儒者也没见谁愤然辞官而去嘛。
再往后，契丹占幽云、女真夺中原，乃至蒙古、满洲窃取神器，都不知道有多少士人一副大义凛然之貌就甘心为奴去了，曲阜孔家更是连鬼子来了都开门恭迎的……当然不可否认，其中部分降胡的士人是因见旧朝不可守，想谋天下太平，以为可以导夷变华，出发点不能说太糟。但唯如此，则更具迷惑性、欺骗性，因为裴该有比旁人多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他明白那压根儿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以寡族而统巨族，除非你彻底融合进了巨族里去，纯用巨族旧政，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天下太平的——若想以夷变夏，同样无可建功。但寡族若不能保有一定的特殊性，怎可能压制得住巨族啊？谁肯放着主子不当，愿意泯然大众？苻坚想要以氐人为基础混同百族，结果身死国灭；真金想要彻底汉化，被他老子按在地上摩擦，终于郁郁而早夭；契丹以降，直到满清，凡是能够政权相对稳固的，莫不两用其政——就仿佛如今的胡汉一般。
唯独接近成功的，只有一个拓跋宏，但旧势力反复倒算，前有“六镇之乱”（真说不上起义），后有高氏、宇文氏的倒退，纷乱多年，直到杨、李执政，才算是彻底完成了鲜卑的内融。但那能算是胡人之功吗？不还是巨族吃掉了寡族？
所以裴该才要提前把“民族主义”的理念宣之于众，首先从自家部属、军队开始，灌输一套完整的、自洽的、合乎逻辑，且不至于沦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华夷之论。但这条道路无疑是漫长的，坎坷的，裴该知道，即便自己幕中诸将吏，内心并不以为然的依旧不在少数，只是因为此论有利于裴氏集团的内部凝聚力，所以他们才暂时接受而已。
相反，底层民众，包括普通士兵，倒更容易接受裴该的新理论，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本来就是白纸一张，方便描画嘛。
可是没想到士人出身的苏峻，竟然会因为理念之争，对郑林起了杀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裴该对此颇感欣慰。当然啦，郑林不算有罪，无罪而杀，苏子高未免太过跋扈、放肆了。但裴该作为现代人的那一面，对此事的恼恨，很快就被作为政治生物的那一面所压倒了。苏峻的捷报在此之前就已经送到了长安，则自家正寄望他在东方有更大的战果，实不能因此“小事”而苛责之啊。
若在太平时节，裴该必然是饶不了苏峻的，但乱世之中，也只得无奈地从权了。关键裴该并没有把一名大儒——即便是郑玄子孙——的性命，看得比普通老百姓要重太多。
估计裴嶷等人不会这么想，故而裴该并未把苏峻来信内容泄露第三者知道。他只是召来送信人，单独询问相关情况，得出的结论与苏峻信中所言符合若契——因为苏峻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杀人动机何在，就连他的亲信也未必清楚——由此便基本上相信了。
于是复信给苏子高，先申斥一番，说你不当擅杀，难道视我之军法为无物吗？然后又提醒他，碰到郑林这路糊涂蛋，你就应该押送长安来，让我组织人手将其谬言彻底驳倒，如此才能厚风俗、正人心，你直接给杀了，那不是让同类士人糊涂一辈子吗？“汝何等之鲁莽、操切，全无大将之风也！”
但是最后，他还是表示原谅了苏峻，希望苏峻能够知耻而后勇，继续为国效力，在东方取得更大的成果——“卿今既定城阳、东莱，乃可进取长广，积粮、募兵以厚其势，将来可一举而下广固，殄灭丑类。”
给苏峻的嘉奖令在此之前就已经颁下了，任其为城阳郡守、都督青州军事。但是东莱郡的民政之权不能给他，别委王擂为东莱郡守。
王擂字成栋，乃是琅琊王氏的别支子弟。当初裴该为了弱化王氏，用刘隗之谋，征召王舒、王擂、王兖、王悦、王应等人北上，结果主支的几个都不肯来，砌词推诿，分支的王擂、王兖倒是落后他人半步，最终羞羞答答地还是到长安来了。
主要这二位因为血统较为疏远，所以就连江东都没他们的位置，只能窝在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