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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充满苦难的社会转型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矛盾错综交织。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平复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边疆危机叠生，尤以东南海疆和西北边塞为甚。
解决何者为先，重臣们各抒己见，分歧明显，逐渐形成“片面海防”“片面塞防”和“海塞并重”三种声音。
于是，让吴可感觉有些可笑又可悲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兴起。
而海防与塞防之争源于新疆之变，之前有阿古柏政权进犯北疆，俄国侵占伊犁。英国为防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不仅在外交上承认阿古柏政权，还向其提供武器，同时土耳其帝国也阴谋插手新疆地区，使得西北边疆危机重重。
与此同时，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有进犯台湾之意，于是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危急，由此直接引发了清廷内部的海塞防大讨论。
作为主张海防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以“海疆备虚”为由，奏请朝廷暂罢西征，放弃塞防，建议“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而作为塞防的代表人物，左宗棠则极力反对，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这场大讨论一直持续了数月之久。
另有“片面塞防”以湖南巡抚王文昭为代表，认为“我师退一步，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建议朝廷全力注重西征；而“海塞并重”前有林则徐后有左宗棠，林则徐有广东“硝烟”和新疆“平乱”之体悟，深知“海塞并重”不可轻费。左宗棠师承林则徐，驳斥李鸿章“停撤西塞用兵、饷银挪用海防”的观点，认为新疆不收复，蒙古难保，提出“并重”主张，避免专注偏向。
作为左宗棠的坚定盟友，两广总督吴可自然也是‘两面兼顾’的支持者。
作为守御南疆之重臣，吴可的话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虽然朝廷一直都没有讨论过，但安南的情况朝廷又不是不清楚。让一干朝中重臣哭笑不得的是，堂堂的大清藩属，安南竟然被伪大成国叛逆以及列强法兰西军队霸占，任由两方人马大打出手而无可奈何。
不说叛逆黄鼎凤如何如何，至少其和部下数万人马，是被两广清军赶到安南地界的。可是法国人就不同了，任谁都看得出这帮家伙狼子野心，一力侵占安南国土地显然没安什么好心。
虽然不满，可是朝廷不愿跟法国人产生正面冲突，尤其法国人还有一支实力不俗的远东舰队，这使得两广还有闽浙沿海地带受到极大威胁。
而南方地区又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怎么可能拿之轻易冒险，尽管两广总督对这样的危险并不在乎，可朝廷在乎啊。
尽管吴可隐晦的表示两广清军已做好准备，随时都可听从朝廷调遣，直接加入安南内部战事之中，并有把握将法国人以及叛逆黄鼎凤和其部下全部赶离安南境内，也不需要朝廷出兵相助，单单依靠两广清军便可解决问题。
就连法国远东海军，以两广水师此时的战力，想要解决也不算什么难事，就算互拼消耗也能将法国远东舰队耗死，可惜的是朝廷根本就不相信，以为吴可在说大话……
第720章水生火热
要说‘海防’与‘塞防’之争，就不不得不说所谓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也是后世公认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得到非凡赞誉，谥号“文忠”是清帝表彰他终身维护朝廷权益辛劳所赐，维新派尊他为“首”，颂他为习洋“技”开先河，当下依旧对他推崇，赞他变革开拓，范文澜评之“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1785年8月30日，林则徐出生在福建福州一个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人生轨迹按封建仕途前行，20岁中举人，26岁金榜题名中进士，后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成为汉臣中受清帝重用之人。
1838年，林则徐受命广东禁烟，改变天朝对外夷的陋见，知觉“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论断之愚昧，接触外部世界，采访夷情，收集外文书刊，招募低出身懂洋文的百姓入钦差行辕，翻译西方著作。其组织翻译的《四洲志》问世，为国人打开世界人文地理之门。
林则徐禁烟深得人心，又兼整顿海防筹备战守，使得洋人在广东灰头土脸，鸦，片贸易就此阻隔。英军不甘受制，悍然发动战争，清军整饬不力，节节败退，割地赔款，林则徐为此削去官职充军伊犁。
其途经扬州，赠送魏源《四洲志》译本，《海国图志》由此出版，“善师制夷”影响至今。1846年，清道光皇帝重新启用林则徐，授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要职，1849年林则徐称病告老还乡，途径长沙，接见左宗棠，尊为上宾，两人彻夜畅谈，在国人众议抗英海战之时，林则徐深感西北边防威胁日近，国境守备薄弱松弛，沙俄骑兵驰骋无阻，预见“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其死后十余年，沙俄兵不血刃侵占清国150万平方公里，不详预言终成现实。林则徐对广州十三洋行的担忧，对禁烟失败的不甘，临终不忘“星斗南”，终成历史铭记的民族英雄。
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离粤之时向奕山贡献六策，首要即“海疆长久之计”乃筹办“外海水师”。林则徐担忧“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这一反省，从重陆防转变为重海防，击碎中国千年重陆轻海的陋见，提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的思想，坚定认为要保卫陆上城邑，须有水师控制大海。
林则徐“制海权”思想的萌芽早于洋务派二三十年，这是封建王朝军事思想史的重大突破。
后来林则徐被贬新疆，却心系国运，了解边疆史地，其对沙俄“威震邻国，开疆拓土”虎视新疆，对英吉利逼近叶尔羌和戈会哈威胁西藏，分外担忧，寻找边防固达之道。其亲临喀什噶尔，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离去之前，摘抄《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城垦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哈密厅卷宗》等手卷，获赠《卡外与图》，从历史地理中寻找“备边之法”。
林则徐深知疆民之苦，坦言“回子至愚极懦，且极可怜。自汉官以至兵丁，使唤之甚于犬马，其贸易放债之汉民，欺骗之、盘剥之，视若豕羊而已”，规劝清廷重视善待。其提出治边方略：其一，要防外夷入侵，必须屯田守边，尤其巴尔楚克，要广为开垦，使之成为边疆重镇；其二，要安定回民，改变民族偏见。
林则徐从安边富国的大局出发，驳斥回族会因“富强而生反侧”的谬说，主张减轻粮税，招回分田，使贫穷回民得以安定，其塞防思想互为表里因果，“屯垦、屯边、固边”层层递进。
林则徐海塞并重，有预见，为后续事变证实。“海塞并重”思想也在左宗棠和沈葆桢手中开枝散叶，影响深远。
而李鸿章对海防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的万言《筹议海防折》上。李鸿章深谙中国政经中心俱在东方，天然海洋屏障拱卫了财富，而鸦，片战争不仅震惊国人也震动国基。
其深知清廷国库空虚，提议在新疆采取守势，静观其变，运用以夷制夷，使英俄相互牵制，以待日后收复国土。如此清廷就可拨西北军饷用作东南海防，壮大海军。
李鸿章强调新疆界于俄英印及波斯之间是敏感地带，清廷“饷力、人才实有不逮”，应集力海防，暂缓塞防。针对国内形势，李鸿章开出药方：变革奋起，其呼吁遵循实事求是，务实求真，兴办洋务。对外惧战以求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视国事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他说列强凭借海船火炮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中国仍“犹欲以成法制之”，如患者不论何种疾病皆以古方治之，肯定不能见效。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其倡导“变”是指军事制度变革，建立新型陆海军；改革旧式科考八股，培养新式科技人才，这点倒是很受吴可等有识封疆的赞同。
对李鸿章“暂缓西征、全力海防”的观点，左宗棠竭力反对。他认为新疆、蒙古和京师连为一体，新疆失守，连锁反应，危机京城。因此他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
左宗棠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认定是进军新疆的好时机。回民叛乱已然平息，新疆叛乱势力尚处萌芽，非根深蒂固，英俄皆对新疆虎视眈眈，沙俄已占伊犁，以夷制夷的策略失效。
此时，沿海地带海防形势较塞防缓和，列强多忙欧洲战争和财富争夺，中国趁时出兵新疆，收复失地，如若不然，日趋严重，尾大不掉，愈加棘手。
其清醒认识到“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必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军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同时他表示东南海防局势没看起来那般困难，朝廷难道忘了东南沿海还有一位实力强劲的两广总督吴可。
以他对吴可的了解，除非远东英法联军再次联合出兵，而且还只能海军配合，才有可能于两广沿海地带成功登陆，否则列强军队绝对讨不到好去。
而此时新疆局势已经糜烂，朝廷再不动手平乱，等到乱军彻底稳定局势，朝廷再想有所动作，所需付出代价可不是眼下能比，就不知朝廷到时有没有那个财力跟魄力？
左宗棠原本只是一番实言，谁料却给吴可惹来不小麻烦……
而应左宗棠之请，吴可虽严密监视安南局势难以抽身北上，但还是发来奏折参与此次‘海防’与‘塞防’之争。他自然站在左宗棠一边，历史证明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联合才是正理，他自然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奏折之中他几乎是拍着胸口保证，有他吴某人和手下部队存在，起码两广地区海疆不用担心，列强想从两广占便宜绝不可能。
……
朝廷反复斟酌，最后决计采用海塞并重的方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同时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吴可从旁协助，两广水师作为南洋水师主力办理。
得，搞来搞去结果最受伤的，却是两广方面。幸好两广实力强劲吴可并不在乎朝廷的支持，否则还不得被气炸了肺？
……
话说清廷发迹于东北，叩关南下，建立帝国，据历史经验，重视陆疆，轻视海疆。康熙晚年曾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沙俄在北方入侵暂时让清廷放松了海疆。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津，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大清王朝渡过了覆灭危机。清廷常年作战，割地赔款，也已疲惫不堪，面临崩溃。
此时，西洋列强，沙俄日本，俱穷凶极恶。1865年后，清廷边境狼烟再起，沙俄以“代管”名义，进占伊犁，英吉利从中作梗，支持南疆叛乱，承认叛军阿古柏政权，试图分一杯羹。
陕甘总督左宗棠，七年一剑平定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