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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骗你，姐，有一种血型叫顺式AB型，这种血型的人，AB基因在同一条染色体上，另一条染色体是O型基因，属于基因的变异，可以生出O型血的孩子。爸爸就是这种情况。”
我将信将疑：“你说的这种情况概率有多大？”
“呃，不算大，但确实存在。”
我上网查证，子东确实没有顺口编个怪异血型来打发我，但他说的那种情况极其罕见，在亚洲差不多十万人中才有一例，当然小概率事件是存在的，只是我没有被说服。他是我弟弟，我太了解他了，他的第一反应来得十分奇怪，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仍有问题。
我再度打电话给子东，叫他下班后来我家。
他过来时，带着一脸不安的表情：“姐，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我血型不对的？”
“这有什么对不对的。我……只是疑惑过，那时我刚念大学，学了孟德尔定律，心血来潮把家里人的血型都取样做了化验。”
我记得他初上医学院，时常拿家里人做各种测试，当然也不止一次不顾我的抗议捉住我手指取血样。“然后呢？”
“没有然后啊，我都说了，这种现象是有科学解释的，只是比较罕见而已。”
“子东，请你认真回答我，你有检测确定过爸爸真是你说的这种顺式AB型吗？”
子东没有回答。
“你这样有科学精神的人，学的又是医学，碰到罕见血型，怎么可能不做进一步检测，就把疑问搁到一边？”
他仍不作声。
“要不我们去做DNA检测吧，我愿意相信科学，这样我才能放心。”
他的嘴巴顿时闭得更紧，久久不愿说话。我心底发凉：“这么说我猜得没错，从血型看，起码我绝对不可能是父亲亲生的，对吧？”
“姐——”
“别骗我，子东，别骗我……”我一下失控，眼泪流了出来，哀声说，“你肯定知道些什么，请如实告诉我。”
子东抓住我的手：“姐。这件事当时我很困惑，试探着问过妈妈，她沉下脸，头一次对我大发脾气。”
我愕然，妈妈对我们要求严格，但印象之中，我从来没见过她动怒，她似乎总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她打了我一耳光，厉声对我说：你只要记住你姐姐是我女儿就够了，以后再也不要提这件事。”子东焦急得有些语无伦次了，“你知道她以前从来没打过我，可我一点也不记恨她，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你是我姐姐，我一生下来就知道这一点，血型能改变什么？”
事实上，一切都被改变了。
我拒绝子东留下来陪我，只说想独自静一下。他走以后，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不知道转了多少圈，我突然心底一动，冲进储藏室，将两只纸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疯了一般翻找着，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结婚证，上面贴的照片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爸爸穿着军装外套，妈妈穿蓝色上衣，花衬衫衣领朴素而小心地翻出来，两人面孔同样年轻，表情同样拘谨，尽管肩挨着肩，仍像是一对路人被突然硬拉到一起。证件签发时间是1977年3月，而我出生时间是当年的8月。
我父亲是农家子弟，就算从部队退伍之后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身上仍保留着极其节俭务实的习惯。妈妈一向也并不浪漫，他们从来不是那种恩爱得会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夫妻，每年家里不过是四个家庭成员过生日时聚在一起吃相对丰盛的一顿饭而已。我看着那个日期，努力想说服自己：不要乱想，奉子成婚在那个时候也许不够得体，会引发许多非议，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无法让自己信服。
我颓然地坐在地板上，地上堆满陈年旧物。厚厚的相册，按年份排列着我和弟弟的满月照、百日照、周岁照，出游、读书、毕业，还有我们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合照，我们画的蜡笔画、混合着拼音的稚气作文、成绩册……我的成长全记录在照片里，而我的记忆也是完整的，我甚至清楚地记得我不到两岁时，搭了一个小凳子，立在桌边看外婆和面包饺子，细细的面粉在我眼前飞舞，让我莫名快乐；三岁时在胡同里奔跑摔倒磕破额角，一个疤留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弟弟出生后，爸爸抱给我看，我拿手指轻轻触他的脸；我经历过外公外婆在两年内相继离世的痛苦，到奶奶去世时，因为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我并不怎么悲哀；我家有往来不断的亲戚，从来没一个人给过我丝毫暗示，我不属于这个家……
不对。
我猛然记起姑姑负气出门前丢下的那句话：到底不是这家的人。
她讲得再清楚不过，我竟然只当她是没逻辑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根本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怀疑。
我的生活看似环环相连，没有任何缺失，可是我称之为爸爸的那个人却不可能是我的父亲，或者更糟糕，他们两个都和我没有血缘关系，我根本是被领养的。
不，还是不对。
外公外婆都说过我的眼睛长得极像我妈妈，而且小姨曾经不止一次绘声绘色地跟我描述我出生时难产的情景：“我陪着你外公外婆从北京过来，真是不习惯汉江的夏天，到处都是热烘烘的。你妈妈阵痛发作七个多小时了，你还赖在她肚子里不肯出来，你妈疼得声嘶力竭地央求医生，‘快给我剖了，快给我剖了’。我当时还是十五岁少女啊，一派天真，以为生孩子必然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事情，在外面听到吓得半死，心想，他妈的，什么样的男人也不能让我以后受这种罪。”
当然，她后来食言了，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儿子。但她没理由编这样一个故事骗我。
我拿起手机，打通小姨的电话，姨夫告诉我，她去新加坡出差开会，要再过一周才能回来。
我根本无法想象当面去问父亲这个问题，只能试着平静下来，自己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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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亚欧说起取消机票推迟旅行，他愕然：“为什么？”
我无法讲出原因，只能重复说：“我现在没有度假的心情。”
他沉下脸，再没说什么，径直出门。
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太多耐心，肯亲自安排度假，已经算放下身段。他大概觉得我这次出尔反尔，仍旧是为那条短信耿耿于怀，却又碍于教养不肯公然吵闹，于是变相惩罚他，简直是矫情得不可救药。
我想，至少我得找出父亲是谁，才能有一个像样的解释。
我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两个纸箱里的东西。
我妈妈生前没怎么在我们面前流露她感性的一面，她的遗物同样没有多少感情色彩。她保留着读书时做的笔记，后来又写了厚厚十来本工作笔记，谈的全是日常行医与教学，却没有留下现成的生活日记来告诉我一切。
我花了两天时间，将一大堆零零散散的东西全倒出来，试图拼凑妈妈的一生。
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每个人评判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
妈妈的声音微带颤抖：“不，他肯定恨着我。我……”
我愕然，只见那位阿姨握住了妈妈的手，打断了她：“燕子，有些事我们必须放下。”
妈妈叫严小燕，在我童年时，爸爸似乎还叫她小燕，中年过后，他甚至直接叫她老严，我曾和子东窃窃私语议论，如此称呼老婆，真是老干部腔十足。这还是我初次听到有人用这个昵称来称呼她，只见她猛然摇头，面孔一瞬间扭曲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进去：“妈妈，是不是又痛得厉害了？”
那位阿姨说：“怪我不好，让你妈妈激动了，你是可可吧，来，帮你妈妈倒点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过来，妈妈已经调整平稳呼吸，跟我介绍说：“可可，这位是梅雪萍阿姨，当年我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她特意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来看我。”
“谢谢梅姨。”
妈妈是北京人，当年没有像她一同来插队的同学那样返回原籍，而是留在省城汉江市读书、工作、定居，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知青时代的老友。梅姨看上去比病前的妈妈要苍老得多，衣着简朴，不事修饰，不过神态中自有一种安宁镇定的气度。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要去取药，再赶末班车回去，燕子，你好好休息。”
妈妈神情复杂，欲言又止，点了点头：“你住得太远，我不留你。可可，帮我送一下梅姨。”
我陪梅姨出来，到电梯边，她站定，轻声说：“可可，不要难过。”
我怔住，随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梅姨，我妈妈是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病情了？”
“她自己就是医生，很清楚你们对她隐瞒的是什么。放心，在这方面，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可那是我的母亲，她再怎么达观，我也没办法因此做到松一口气。梅姨当然清楚我的感受，她留下电话和地址，嘱咐我好好照顾妈妈，有事立刻通知她。我点头答应，并没有探究她们过去的生活。
一个月后，妈妈病逝。我给梅姨打了电话，她赶来出席了追悼会。她握着我的手，对我和弟弟说：“节哀。上次我过来，你妈妈对我说过，她之所以拒绝进一步放疗，就是希望走得从容，让儿女在回忆里保留她健康时的样子。”
追悼会结束后，她便悄然离开。
这封信写于1983年8月，算一算，当时我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