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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着对我说新年快乐，然后消失在了十字路口。
留下我一个人对着卡片发呆。
巴掌大的地方，要写什么？
我跑去看架子上其他人写好的卡片，发现日本人的愿望和我们中国人的愿望也没什么太大不同——希望临产妻子母子平安，祈求明年大学联考能够升入东京大学，马上要毕业了请神明赐我好工作……
大多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的事情。写在卡片上，既是祈祷，也是自我勉励。
这样的许愿，只是想要告诉神明：我相信我自己，我只希望当我足够努力的时候，你可以让命运善待我。
那么我自己呢？
什么事情是我自己真心希冀、可以足够努力、却不知道命运是否能够善待我的呢？
这三点里面，我最不确定的反而是前面两点。
我想要什么，我又是不是真的渴望到了愿意为之付出所有的地步？
命运善待我的时候，我是不是会足够坦然？
2008年12月31日时，我21岁。
我出生在北方，在北京读书，跑到东京去做交换生。我在很好的学校读书，我未来可能成为一个金融或会计从业者，做个上班族，在没有上一辈原始积累的情况下靠着自己闯入成年人的世界之中，为未来的自己勉强挣得房子和大城市户口，有一块不大的立足之地，生儿育女，留下很多遗憾的同时，也欣慰自己没有错过任何一步“正常的人生路”。
这样，有朝一日，我即使没办法成为什么大富大贵的人物，也至少能让我父母在和别人攀谈的时候，骄傲于自己女儿在人生指标Check List上的主要选项上都打好了对钩。
“别人们”用世俗的眼光早早就划好了人生考卷的复习范围，我们就在这个题库内努力地答题，总归要及格才算是对得起父母。
这样一想，那么我的眼前就摆着太多可以写的东西。父母康健、朋友平安、功课进步、找到好工作、嫁个高帅富、赚大钱、发横财、周游世界……
表面上我的欲望实在太普通真挚了，和所有人都一样，面面俱到寸土不让，膨胀拥挤到“绘马”完全装不下，恨不得标注“（见背面）”才好。
可是拿着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忽然想起了玛丽安。
玛丽安不是一个人。它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指代，但是在我的心里，这三个字却比一切都清晰。
玛丽安是一个咒语。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保健课老师，她懒得讲课，有时候就会糊弄我们这群学生，搬把椅子坐到讲台前跟我们胡扯些她昨天看过的电视剧、国产电影剧情，哄得班里的同学们如痴如醉。
可我觉得她的故事讲得逊毙了。
直到有一天她终于把她那裹脚布一样的电视剧讲完了，没话可说，忽然问有没有同学看过有趣的电影或者故事，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我鼓起勇气举了手。
可我没有讲任何我看过的电影电视剧。我张口就胡编了一个通体雪白的会预告死亡的鸟儿与一个患了心梗的老知青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11岁，老知青这三个字还是我外公教给我的，而外公就是因为心梗去世的。我甚至不知道知青到底指的是哪一群人。
那个故事把大家听呆了。我在讲每一句的时候，都不知道下一句会是什么，然而这个行为本身，让我痴迷至今。
这个世界最迷人的是人本身。人身上永远有故事。
怎样的人都会有故事。
我是那个讲故事的人，我却不知道自己将会讲出一个怎样的故事。我在精彩别人之前，先精彩到了自己。
当台下的同学们齐刷刷地用着迷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王。然后这个世界的王走下讲台，回到现实中，重新成为一个不快乐的小孩。表面顺从而乖巧，内在早熟又乖张，抗拒我的生存环境，却又没有能力逃离，甚至连逃跑的念头都不甚清晰。
讲故事这件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同去了某个饭局。饭桌上大人们继续吹牛说闲话，说不过了就把各自的孩子们再拉出来一较长短。饭店里的电视机一直在放《狮子王》的第三部，我看得入了迷。
彭彭和丁满一直在寻找他们乌托邦一样的乐园，他们叫它“哈库那玛塔塔”（斯瓦西里语，寓意是无忧无虑的乐土）。我看着一只野猪和一只猫鼬在电视上寻找他们的“哈库那玛塔塔”，圆桌边一群喝多了的大人在吹牛吵闹、道人长短、攀比财富。狭隘的眼界和价值观是我脚下的土地，长出一片遮蔽天空的树荫，所有人都坐在这片树荫下乘凉嬉戏，一点也不想看一看远方。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也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咒语。
在邻居叽叽喳喳念叨谁谁家的姑娘嫁到了局长家买了宝马车“可算有个好着落”的时候，在亲戚们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赚得多嫁得好守着一方山头做山大王的时候……我一定要记得在心里不停地念这个咒语。它会是我的结界。
我知道这些有钱有房有车的标准未必不是幸福，那也是某些人的某种好人生。但是我害怕久而久之，耳濡目染，这些备受推崇的别人的“好人生”，会成为我潜意识的范本。我的翅膀还没长成，我飞不了；但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当我的翅膀长成，我却忘了自己要起飞。
所以我需要一个咒语，一个不需要很复杂，更不需要别人理解，但是只要不停地念着，就不会弄丢了自己的咒语。
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选择玛丽安这三个字。我想这并不重要。即使过了很久之后，这三个字开始不再被我成长后的审美观喜爱，它也始终刻在我的脑海里，是我内心想要成为的人。一开始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后来开始有血有肉，随着我的成长，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内涵愈加丰富。
玛丽安是一个讲故事的小姑娘。
玛丽安是远方，是自由，是无限的惊喜，是从来不会被框定的未来。
我其实非常羞于向别人描述这个我根本描述不清楚、却非常轻易就能让你们误读的“玛丽安”，回头看我上面刚刚写下的那几行字，我发现，我对玛丽安这个概念的叙述完全跑偏了。
但是没有办法，我尽力了。她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理解而准备的。她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够理解我自己。
我人生中大大小小的快乐和悲伤，坚持与放弃，每一次抉择，我都会在心里默念这三个字。
她是我印在心上的标签。
所以请你让我成为玛丽安。
我想要成为玛丽安。
……
我站在雪中面对着木牌，从讲台前和酒桌边，从11岁的课堂上穿越回来，种种措辞和情绪在脑海中碰撞，可是笔尖却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这句话。
“亲爱的神明：我会成为玛丽安。”
我会成为玛丽安。
我不求你帮我。我只希望，当我剥离了一层一层包裹着自己的欲望，你能看到我真正的野心。你是一个小小的地藏菩萨，你一直坐在这里，看见过高楼拔地而起，看见过大厦倒塌倾颓，阅读过无数人的许愿卡，看他们头顶形形色色的渴望在街上来来往往，看他们相聚又分离，得到或失去。
你见证过太多，我希望你见证我。
2008年的12月31日就这样过去了。2009年的12月，我的第一本书，《你好，旧时光》出版了。那个抬头去看雪花的瞬间，也在2011年被我从记忆里小心地拿出来，放在了再版的书里面。
我从来不知道一本书会这样改变我的人生，但又觉得一切是顺理成章的。我的小小玛丽安已经等了我许多年。这许多年中，我曾经被别人的光环晃瞎了眼，妄图去成为一个踩着十厘米高跟鞋背着笔记本电脑、今天法兰克福明天纽约证交所的精英女性却发现自己实在不是这块料，也曾经因为成人世界的丑恶面目与赤裸裸的不公平气闷得号啕大哭恨不得自己的亲爹是李刚，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走过的弯路纠结成一圈又一圈……
但是不管怎么走，玛丽安都在路的尽头等我。
过程比结果重要——世界上可以有无数人对这句话提出反对，运动员、高考生、谈判代表以及和死神赛跑的主治医师——然而作为一个作者，我对这句话的热爱超乎你的想象。
做错事，走错路，爱错人……“错”对我来说都是不存在的。
对一个讲故事的人来说，生命的过程就是结果。
我曾是那样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做一切事情都要留足后路，所以才去学自己并不喜欢的经管，因为好找工作，所以才没有在少年时期破釜沉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没保障”。
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对得很乏味”的人。
对玛丽安来说，这才是“错得太离谱”。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并不算天赋异禀，而且也没有足够努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做到了第一步。我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热情地去生活、去了解人、去听故事。我从来没有这样地自由和爱自己，因为我正在做一件让我快乐的事情。
我重新站上了小学四年级的那个讲台。
当然，我的野心不止这一点点。
可我相信世界这么大，我的野心再大，它也一定装得下。
☆我们没有爱情，我们是一个人——张昕宇
乌斯怀亚有一段传说中世界最南端的铁路，我们慕名而去。这个地方靠近极地，曾经是这片大陆流放犯人的地方，而这段铁路，也是囚犯们修建的。这段铁路现在还在使用，供游人游览。奔跑在上面的火车，也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特色，是那种很原始的蒸汽小火车。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世界最南端的邮局，寻找传说中的那位个性邮差伯伯。又是寻隐者不遇，传说中的邮差没有上班。我们便去了街道邮局。快要关门了，还有许多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感觉今儿可能赶不上了。不料，只要有人还在排队，邮局就没有关门谢客的意思。
我们买了很大一摞明信片，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找工作人员给我们盖戳。工作人员先是一愣，然后笑了，把印章盒印台递给了我，让我自己盖。我把明信片递给梁红，说：“丫头，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吗？”
她一下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说：“2月14，情人节，还是元宵节。”
“这些明信片，是阿根廷人给我们的情人节礼物，也是最诚挚的祝福，”我说，“再带你去寻找一个惊喜。”
在洛杉矶的时候，高晓松说会给我们一份结婚礼物，他会把礼物留在乌斯怀亚，给我一个坐标，让我去找。果然，在邮局我们找到了早就等候在这里的包裹，是一套纪念币。
捧着明信片和高晓松的礼物，梁红又有点儿忍不住眼泪了，情难自制。在情人节，在世界的尽头，收到了朋友的结婚礼物，拿到了世界最南端的明信片。在感性的女人眼里，这种幸福感无以言表。
满意而归。我们决定去吃帝王蟹。荷兰港是北半球的帝王蟹基地，乌斯怀亚则是南半球的帝王蟹大本营。参观排队时，隔着玻璃，我们看到了几张中国人的面孔，正在猜测的时候，他们出来了。我试探着问了一句：“中国人？”
世界很大，世界很小，我们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