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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俊�
世界很大，世界很小，我们遇到了几位同样来自北京的中国人。一问之下，我们住对门，还有几位共同的朋友。他们是从阿拉斯加开了40多天的车，来乌斯怀亚旅游的。乌斯怀亚是一座旅游城市，人们只有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即南半球的夏天，才来到这里。夏天过去，乌斯怀亚就会进入极夜，白天会非常短暂，而且寒冷。人们就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的地方，到那时，这里就是一座空城。
在等待出发的日子，我们尝试着联系了一下刚赴南极救援的中国“雪龙”号，没想到竟然联系上了。激动之情，难以言表。“雪龙”号是我们国家最好的极地科考船，而且它刚刚从乌斯怀亚离港。我们到乌斯怀亚时，“雪龙”号正好向南极驶去，它经历的天气和海况，就是我们即将要经历的。
同胞相见，分外亲切。鼓励之余，“雪龙”号给“北京”号的建议是，万事小心。在电话里，“雪龙”号的三副先和我通了话，给我提供了一些“雪龙”号上的气象资料。惊喜还没完，船长拿过电话，亲自给我们讲了穿越德雷克海峡的一些风和海流，还有冰情。得知我想把船开进长城湾的时候，船长告诫我，长城湾里面没有海图，礁石分布特别混乱，暗礁林立，最好不要冒险闯入。
南极的海图一直是个大问题，我们在国内搞不到，在美国、墨西哥也没弄到。后来听人说智利海军有，我们询问过了，依然没有。最后的希望在阿根廷，可是离南极最近的乌斯怀亚也依然没有。
最后给我们解困的，是一艘来自澳大利亚的船。临出发前，一艘澳大利亚船只的船长本杰明，得知我们要去南极，就找到了我们，聊了起来。南极海图的事情，本杰明帮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南极的海图都是各个国家自己绘制的，侧重点不一样，都各不相同。他拿出自己的海图，然后找了游艇会的人手里的各种版本，让我们复印了一份。然后综合在一起，绘制一张能为我们所用的海图。
用惯了电子设备，第一次用纸质海图，每个人都压力倍增，还得恶补一下看图知识。本杰明还给我们提了两点建议。第一个，是给我们科普了一次《南极条约》，南极是一片没有被污染的土地，南极是世界的。他希望我们能够保护南极的水陆环境，还有动物。在南极，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出发之前，我们早已熟知《南极条约》，但是当一位船长很郑重地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南极变得更加神圣。
第二点建议，就是本杰明以船长对船长的姿态告诫我，开帆船去南极真的很难、很危险，请我一定要三思而行。哪怕是对经验再丰富的船长和水手来说，南极都是一个挑战。每隔几年，风浪和暗礁都会将几艘船、一些水手，埋葬在那里。
一路走到这儿，我觉得自己一直有一种混不吝的心态，做好了准备，觉得什么风浪都能扛过去，并没有真正去考虑一件事到底有多难。困难对我来说，都是过去之后，才能感觉得到。本杰明的这番话，算是给我敲响了一个警钟，让我慎重地看待这件事，甚至还有点儿紧张。当然，南极就在前面，我们不可能退缩，只是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没有灯塔、没有指引信号。我不知道“北京”号会在哪里，碰到些什么：冰山、礁石，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把世界的尽头抛在身后，世界最南端的灯塔为我们送别，“北京”号义无反顾地奔向那块神秘的白色大陆。夜晚让人恐慌，这是一条极少有人踏足的海域，前方太多未知。每个人都有些紧张，但似乎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200余日航海，只为终点。我们的终点就在前方，“北京”号的下一次停靠，就是我们完成梦想的彼岸。
离开乌斯怀亚，平安地穿过了智利的威廉姆港，然后是合恩角——航海人的珠穆朗玛峰。风来了，雨下了，浪起了，开始为最凶险的一段路程预热。
进入德雷克海峡，风急雨骤，我们算是真正进入了南半球西风带。杀人西风带、魔鬼西风带、狂暴西风带……在我们搜寻资料的时候，关于这个区域，全是这样的形容词。如果非要类比，德雷克海峡就是南半球的白令海，甚至更甚。十几二十米的浪高，上百节的狂风，“北京”号像玩具一样，在大海的手掌里被随意地摇摆，桅杆几乎已偏离90度角。
风卷着冷雨、海浪，飞溅到脸上，穿透衣服，冰凉刺骨。船舷上，已经结上了冰碴。
老布依然一脸混不吝，在跟大海较劲儿似的拉着帆绳；曾乔安静地研究着海图，随舟左右摇摆；球球是个机动兵，哪里需要去哪里。我迎风掌舵，自我感觉颇有些大义凛然。重度晕船的梁红，拒绝进舱休息，坚持要跟我站在一起，度过这最艰难的最后一程。
“以前的晕船根本就不算晕船，”梁红说，“那就跟小感冒似的，简单的不舒服。进西风带了，才算是真的晕船。”此前一直自诩对晕船免疫的我、曾乔、老布、球球，这会儿或多或少都有些晕船的迹象。梁红彻底把自己给吐虚脱了，用她的话说，五脏六腑已经吐空了，喘口气都费劲儿，还犯恶心，绝对的生不如死。球球也被放倒了，蠕动着在甲板上趴着盯着仪器。
让人有些欣慰的是，在这么大的风浪里，天空依然有信天翁在翱翔，陪着我们走这段世间最艰难的路。
劈波斩浪的第四天，风浪逐渐弱了下去，一座冰山出现在视线里。我们劫后余生般，欢呼雀跃。“北京”号成为第一艘穿越德雷克海峡的中国帆船。
“还有28海里到达南极。”
“同志们冲啊，一鼓作气，咱们拿下南极这块阵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南极用一个好天气来迎接我们。
盲航。靠近南极大陆，接近中国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以及进入长城湾，“北京”号已经无法再依赖电子海图了，全靠我们搜集的各种版本的海图来自我计算、定位。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空。前方海上生明月，背后一轮红日沉沧海，日月同辉。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我无暇欣赏，即将入夜了，前方遍布礁石和浮冰，盲航登陆就更加困难。
南极大陆的海岸线已经在眼前若隐若现，我们要绕过前方这一侧的冰川，进入长城湾。
曾乔计算着每一步的方位，球球报数，老布掌舵，我站在船头盯着海况指挥，梁红开始在舱里不停地用无线电联系长城站：“长城站，长城站，这里是‘北京’号，能抄收吗？”一遍又一遍，梁红忍着晕船的难受，执着地拿着话筒重复着发送信号。
对讲机里一直没有回音，可能是因为南极冰盖的阻挡，无线电的接收距离非常有限。
天已经黑透，望着漆黑的夜空，我犹豫了。前面的海域，我们随时可能触礁。“要不咱们就地扎锚吧，今儿不上了，太危险了。”
“‘北京’号、‘北京’号，这里是长城站。能听到吗？”突然，对讲机里传来了回音。那一瞬间，船上的所有人都呆住了。历经劫难之后，在孤独的茫茫大海上，在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地球另一端，在一段近乎绝境的路上……听到了亲人的声音，似乎是到家了。百感交集，激动，狂喜，落泪。
“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长城站的声音继续传递过来，冰冷的大海里，“北京”号上一片温暖。
“我们要通过鼓浪屿，到长城站去。”我接过梁红的话筒。鼓浪屿是中国人给长城湾前面的暗礁取的名字。
“那你们什么时候过来？”
听到来自祖国的声音，我所有的动力都回来了，不抛锚了，今晚登陆！“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等你们。”一句坚定的回答，我们仿佛听到了回家的召唤。
所有人马上行动起来，各司其职。没有海图，无法定位，遍布暗礁，浮冰埋伏，什么都无所谓。每个人都做好了防冲击的准备，把船上剩下的信号弹全打了出去；“北京”号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一点一点地往梦想的地方靠近。
四个小时之后，我看到了岸边的星星灯火。几道手电光扫过，我们也明灭了几次船灯。他们还等在那里。没错，我们到长城站了。
无线电里传来“没错，你们在长城湾里头”的声音时，我感觉整个人一下子就释放开了。8个月，18000多海里的航行，我们经历了种种船只故障，经历了水手更换，经历了弹尽粮绝，经历了海上惊魂，经历了日本和阿根廷的海关刁难，经历了人间炼狱的西风带和风团……作为一个船长，我肩负着所有人的梦想，还有生命。一路上我大喊大叫，我嬉笑怒骂，我累月失眠……那种压力，若非梁红在身边，若非还有这个未到终点的梦想支撑，我早已崩溃。
泪眼模糊里，“北京”号靠岸，抛锚，下船。这是一场探险，也是一场修行。梦想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信仰。一切尽在不言中，我和身边的每一个人紧紧地拥抱，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我的同胞。
梁红掐自己的脸，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她却忽然觉得那么不真实。
20多年前，小男孩对小女孩说，我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婚礼。一年以前，老男孩在北极，向他心爱的女孩求婚成功，并在心里暗暗承诺，自己要在南极跟她结婚，给她全世界最特别的婚礼。
这个故事，若干年后我可以讲给孩子们听。20多年的梦想，5年的准备，8个月的航行，18000多海里的航行，九死一生，我带着我的爱人，到达了梦想中的地方。我却有些手足无措，老布说第一次结婚的人都有点儿紧张。梁红依然泪眼滂沱：“到了南极就算是梦想成真了，有没有仪式并不重要。”
这个遗憾美坚决不能留。最特别的婚礼，我早已有了计划。
长城站的红房子，很像新房。一年前，奥伊米亚康的纪念碑是我求婚成功的见证；今天，长城站的石碑则是我结婚的见证。长城站的曹站长，是我和梁红的证婚人。
没有大花轿，没有跑车，接新娘的是一艘小小的香蕉船。科学家们要用一个小小的香蕉船放一个测潮仪下海，我让梁红坐了上去，然后开着我们船上的小艇，把新娘接了回来。
长城站门口，飘扬着五星红旗。梁红还沉浸在坐“花船”的美好感觉里。我说：“咱就要交换戒指了，我还有个新婚礼物要送给你。”
通过北京的朋友，我给巴西、瑞典等国家的领导人发了邮件，希望我们的婚礼能够得到他们的祝福。这就是准备送给梁红的新婚礼物。国际友人们很友好，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祝福：“爱情不是终日彼此对视；爱情是共同瞭望远方，相伴侣行。祝福你们前路一切安好！”
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的祝福：“祝您和您的未婚妻平安幸福，给您最美好的祝愿。”
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的祝福：“谢谢您与我们分享如此非凡的航海探险。在这场携手而行的探险旅程中，祝福您和未婚妻一帆风顺！”
加纳总统马哈马的祝福：“为了这样勇敢无畏的环球航海，也为了如此非同凡响的婚礼，我们向您表示祝福。”
“这份结婚礼物全世界独此一例。”我对梁红说。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