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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我们都是同方向的季风，最终会缠绕在一起成为风暴，却因为早已在不同的世界，最终各自背道而驰，而未来，我们终将各自归去属于自己的远方。
☆春风十里，虽然春风已尽——林特特
一
我所知的第一个远方是泰安。
那是我的祖籍，写在户口本上，被爸爸挂在嘴边，从爷爷的乡音里可以听出——爷爷洗脚时总让我给他端板凳，他总说：“去拿小板儿。”
其实，别说我，连我的爸爸都没在泰安生活过。20世纪40年代，爷爷的妻、子，在山东一场大灾中挣扎去世，爷爷万念俱灰来到安徽，想换个环境重新生活，这一换就是70年。
爷爷的工作和电话有关，需要爬高高的电线杆。29岁时，他从爬电线杆的梯子上掉了下来，冰天雪地，摔昏了，又被冻，一口牙就此没了，所幸捡了一条命。
爷爷在一个有很多电线杆的地方，遇到了奶奶，后来有了我爸和两个叔叔。这桩跨省婚姻无疑是成功的，饮食习惯兼容——早晚吃面，中午吃米，有极强的归祖感——我爸始终坚信，他是山东人，并把这一观点言传身教给我。
11岁，我第一次踏上泰安的土地。
记忆有些模糊，成年后，我只记得那一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平原变成山丘。入夜，我把头放在爸爸的腿上，在火车硬座上蜷成一个“S”形。座位挨着厕所，一阵阵风吹来一股股味儿，车逢站必停，我睡着后，摇摇摆摆、恍恍惚惚间总听到有人上车下车。
天大亮，窗外，山接着山，压迫视线。
两排座位都是我的家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去泰安。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奔丧，我爷爷的母亲、我喊“太太”的，去世了。消息传到合肥，再分头下放，传到我家，我爸还在厂里上班，正在放暑假的我跑到爸爸办公室，推开门，上气不接下气，“太太死了……爷爷说，我们要马上回山东。”
我用了“回”字，可见心里也是把山东、泰安当家的。
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尤其我能独立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习惯把籍贯填成那儿。每每写下“山东泰安”这四个字，我就觉得骄傲，骄傲自己和身边那些土生土长操安徽合肥口音的同学不同，我属于一个他们完全不知道的远方。我还总用爸爸告诉我的词儿形容自己和合肥的关系，“客居”。“客居”是临时状态，随时都会走，只这一点，我和那些除了三孝口、四牌楼、大东门、大西门，没有别的地理谈资的人比，就多了些神秘和浪漫。
那一次，“太太”的追悼仪式和丧事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暑假归来，我成了班里最红的人。
语文课，我几乎做了《雨中登泰山》的主讲，我提起泰山的险峻，十八盘“坡连坡、弯连弯”；描述着泰山的高，“顶上能抓到云，山上山下差十几度，夏天，我们还披着租来的军大衣”……
我的结尾是：“泰山厉害吧，我家的祖坟就在泰山上。”
此后，泰安之行被分成块儿、搓成末儿，分化、消解在我的社交性谈话中。
我总是眉飞色舞，指手画脚，告诉小伙伴：岱庙的肃穆、纯铜制作的亭子；泰安亲戚喝大米粥顺着碗边吸溜的姿势、煎饼卷大葱的经典菜式；我还把回程时在火车站买的贝壳项链挂在脖子上很久很久，甚至要用紧扣的衬衫领子遮挡……
它们都是我的炫耀物、展示品，包括只是符号意义的祖籍。
这个符号的意义，许多年后，我才能精确解释：如《倚天屠龙记》中小昭的传奇有一部分来自“波斯”这个地名，对于我，祖籍、远方，是一个希望与众不同、生活又乏善可陈的少年给自己的“我不一样”的心理标签。
二
我向往的第一个远方是西安。
20岁，我在江边一个小城的师范学院读大三。
我读高中时，本省高考最流行的口号是“守住江浙皖，奔向京津沪”，高考完，填志愿表，我仔细分析了自己的分数条件，选择了前三位，把往外奔的心寄托在将来。
我的二婶在西安一所大学教书，该大学历史系的唐史研究全国最强。
未来，是做一个中学历史老师呢，还是读研、读博做学问，或是通过学历的提高试试走其他的路？
心好大，心好远。一间中学教师办公室显然无法容纳我的野心和梦想。
九月的一个个傍晚，我一遍遍从学校走到长江边，看潮起潮落。风声、潮声中，我有时想专业课中的帝王将相；有时想自己五年、十年后的情状。
一个深夜，我打电话给二婶，拜托她联系想报考专业的导师。很快，有了回音，二婶邀我春节去西安过年，顺带见导师。
我有了动力。
一时间，最爱去的地方是自习室。熄灯后，我会抱着书再转移到阶梯大教室，那里多一个小时的光明。我甚至爱上了总在阶梯教室坐我前排的男生，他很沉默，一直埋头看书，等到阶梯教室也一片黑暗，他会取出蜡烛，点上，继续用功。
我学他，也带上蜡烛。我还暗暗和男生较劲，比勤奋，比耗的能力，每晚都耗，不愿做先回去休息的人。
“何当共剪西窗烛”，一个月圆夜，我抬起头凝视前方男生宽阔的背影，真想拍拍他，道一声，我们出去赏月吧！
在此之前，我和男生唯一的亲密接触是在楼梯间。那天，整座楼都熄灯了，蜡烛也被一阵风吹灭了，举着蜡烛的我们俩人前后脚，男生主动说：“我拉你吧！”我拒绝了，我说，我扶着墙，就可以。我们没有拉手，却一路攀谈回了各自寝室，再见面却也无话，只是默契地点点头。
这个月圆夜，我心很乱，无意识地乱翻书，书里夹着二婶自西安寄给我的信，都是些鼓励的话，罢罢罢，“等巴山夜雨停了再说吧”，我垂头丧气，接着平心静气，教室里一如既往地有人走动，有人小声说话，有人闷头做题，谁也不知道，我在心中已瞬间走遍千山万水。
我直接从江城去西安，一放寒假就出发了，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路上，我带着一幅可折叠的西安地图，还有一册《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编的，土黄色封面。
我在卧铺上趴着，脸对着车窗，看南方的细水变成北方的洪波，黄土高坡扑面而来，我幻想历史和现实的重合，我的足迹将和玄奘、李白、则天皇帝的足迹重合，这就是我的朝天阙之旅。
在西安，我对所有景点一概表示没有兴趣，不想去玩。
我打量着四四方方的城，走在钟楼、鼓楼脚下，心里想，以后，这就是我的城了，什么时候去那里玩，还不是由我自己安排？
导师家就在执教大学的附近，小区很乱——楼的号牌不是根据位置顺序，而是根据建筑的先后顺序；即便二婶去过，也找了很久，及至进门，导师和师母热情洋溢地招呼我们，我还在晕头转向中。
珍珠圆子、千张蒸咸肉——这是导师一家特地为安徽来的我准备的。
其他，肉夹馍、臊子面、羊肉泡馍，是当地特色，由师母从外面饭店端来，“吃！吃！”——这些又成了我的谈资，一如小时候去泰安；当我回到江城，告诉室友们，我眉飞色舞、主动邀约：“等我去西安读研，你们来看我，我请你们吃羊肉泡馍、肉夹馍，正宗的！”
我埋在心里不想谈的是关于导师书房和那所大学的。
书房汗牛充栋，饭毕，我们喝茶。导师手起壶倾，澄黄的茶汤注在青花瓷小杯子里，他递给我一杯，手指着四壁的书，“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家中最光明的地方是书房”，他的自得、怡然打动我，我想成为那样的人。
至于那所大学，比我所在的江城师范学院，大楼和大师都要多许多，在二婶办公的地方，我看到大雁塔，想起许巍登大雁塔写下纪念玄奘的《蓝莲花》，顿时觉得袍带生风，发誓要成为这学校、这城市的一分子。
三
我想留下的第一个远方是北京。
研究生毕业，为感情、为更好的前途，更多的因为从众和虚荣——应届生们都把在北京工作当作最好的出路之一，我没有理由不试。
但我的条件不好，冷门专业、外地、女。投出去很多份简历，大多杳无音讯，有时，我怀疑，读了那么多年书，能否养得活自己。
一日，一所学校通知我面试，面试点离我住的地方很远。
我从西直门出发，早高峰，被人潮裹上车，脸贴着车窗，身体像一张照片；在德胜门换一辆9字开头的长途车，窗外越来越荒凉，三个小时后，到达目的地。
眼前一片混乱，摩托车“嘟嘟嘟”一辆接一辆，问我，去哪里。
这和我住的地方、我接触过的人，简直是两个世界、两个北京、两种生活。我的白衬衫、一字裙、高跟鞋都和破败的脚下不和。
走啊走，走了很远，我在一块大牌子上看见面试学校的校名，等挨近了，发现正门上还搭着脚手架。
我从脚手架钻进去，直起身，灰头土脸。我抖了抖衣服，从包里翻出面巾纸，打算擦下鞋，一抬头，双膝都软了。我正对着的是操场，防护网很高，门神般站着，铁丝隔成的菱形格如一双双眼，俯视我，凌厉如庙里的天王。
等到我穿越整个操场，没有任何防晒措施，被太阳照着，终于站在面试的二层楼前，我竟想哭，但还要给自己打气：要谋生存，谋不喜欢也未必能得到的一份工作，以后，还都要全靠自己。
面试时，主考官告诉我，这是一家挂靠知名高校的培训机构，包吃住，收入不错，但一个月放假两天，平时不许进城。你能接受吗？我说，我考虑考虑。我考虑的是，这也许是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底。
回去的路，我靠在9字头长途车的高高靠背上，看见附近有个驾校。人们歪歪扭扭地练车，一如我歪歪扭扭地涉世、在这城市爬行。我想：这就是我要来的北京吗？离开家乡，离开家人，一意孤行要奔的“京津沪”吗？
辗转反侧的夜，还好，很快被一封邮件拯救。
第二天，我就去给我发邮件的另一家国企面试，古色古香的街道，中式建筑，对口的文字工作，我真想当场签下卖身契。
一切异乎寻常地顺利，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好几轮，但最后，我接到通知，“不要女生”。
2005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站在北京和平门外一栋瓦灰色的楼前。我告诉传达室老伯，我要找某某，具体什么事，见了面才能说。某某是该单位最大的领导。我面色从容，态度坚定，老伯竟然放行，我把这话又原样复述给某某的秘书。事情比想象的甚至设计的还顺利，我敲开某某的门，绕过人力资源部，自荐成功。“你的勇气，我喜欢。”某某上上下下看我一会儿，喷出一口烟。
我不想去另一个北京，不想去驾校边的荒地，不想被防护网俯视，我只能这么放手一搏。接着是签约，人力资源部经理提醒我：“你看仔细了。”我忙不迭点头，却还是无心翻阅十几页的合同，毫不犹豫刷刷签上大名。
春风十里，虽然春天已尽。
这时，我才来得及把这条古色古香的街看仔细。明清民国现当代，多少名人走过这里，我最喜欢的作家三毛在四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