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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涣烁昵岬睦掀牛械阏屑懿蛔。运嚼丛胶雎裕罄此歉隼掀挪蝗盟偌那耍筒钅敲匆荒辏Х焉罘呀硬簧希娑荒苄菅ゴ蛏⒐ぃ龉齱aiting maid，做过salad girl，有时一天要做几份part time。那段日子认识的男人质素自然就低。断没想到，跟那个香蕉混混的一夜情，居然在酒后发酵了。就有了波比。
去教堂忏悔的时候，神父告诫她不要堕胎，于是波比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波比的表情注定是忧伤的。
也不知是不是酒精乱了神经，酒后制造出来的波比，脑瓜比别的孩子要混乱。他不该冷静时冷静，不该兴奋时兴奋，开始疑似多动症，后来某一天，也不知是个雨天还是晴天，他突然沉默起来，之后一天比一天颓废，然后就成了自闭。
那个叫杰克的香蕉仔，后来去了华盛顿，因为那个地方更适合他，他有本事跟黑人混在一起，但没本事也不愿意供养孩子。舒儿说，也不知道杰克现在死了没有，酗酒那么厉害的人，再加上大麻，哪天死在某个角落，恐怕家里人也不会知道。
她可以肯定的是，香蕉皮肤白人心的杰克，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他一边狂欢，一边为华人世界贡献了一个后代。
方原听完后，很想抽一根烟。
原来所有的华贵背后，不过如斯。
踞傲的舒儿，在讲述她儿子和儿子父亲的身世时，变得毫无力量，一脸茫然，跟任何一个在海城打工的女孩无异。
方原也就明白，她为什么对人要求那么苛刻，为什么滴酒不沾，为什么厌恶别人吸烟。
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蜕变的。
在那条浑浊的河的对岸，她提着湿了水的裙子走上来，居然不沾一抹土，不带一根草，回到了从前的学校苦读。拿了学位以后，她还成为第一个到那个著名的白房子去实习的中国女生。在那个莱温斯基实习过并制造了“拉链门”的地方，隔着坚硬的落地玻璃，仿佛可以看到一河之隔的黑人区，与她一夜情的香蕉男孩子依然在那边的酒吧喝着芝华士，在街头跳着Hip Hop，然后一路吐着腥臭的胃液，半夜回到肮脏的公寓。
周而复始。他们从此不再相见。
那5年，是一个女孩向女人过渡的尴尬时分。无人想象舒儿是怎么咬着牙，史坦福德、洛杉矶、华盛顿、纽约，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游走。最后她还是游回了中国，变成一副很荣誉的样子，让所有人看到的舒儿，已不再是曾窝在唐人街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抱着孩子计算着日子的样子。
舒儿当然不会回上海去找她从前居住过的老房子，那儿只有她不想见的老爸和继母，还有继母的儿子。她也没有去英国找妈的冲动，和妈的相处她一直很冷静，从没有牵扯到钱银关系。老妈生日了，她就寄个不太贵重的小礼物。5年里她们才见过两次。她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是对被叫做妈妈的这个女人当年的抛弃放不下怨恨。如果不是自己也当了母亲，她连那些礼物也不会寄。
就这样，淡淡的。这份客气，在别人眼里冷飕飕的。
方原好奇舒儿为什么最后会来到海城。这个城市她同样无亲无故。舒儿撇着嘴说，她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亲友，她只需要挑一个靠海的、适合她居住的城市。在这个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她以往的积蓄和现在的收入，能够让她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质素。
跟一个租回来给孩子当“爸爸”的人说这些，舒儿也是情非得已。
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落寞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单身母亲。波比的样子令她越来越焦虑。焦虑让她失去了原有的从容，原有的自信。还有最近一场官司的失利，更令她沮丧不已。
她说，那是一场为自己而打的维权官司。一楼的邻居养狗，狗不时在静夜里大叫几声，令原本心情欠佳的她感到莫名愤怒。为了取证，她跑到楼下侦察，发现那人居然还在自己的小花园种蔬菜。从她专门买回来的15倍望远镜里，她发现，他们家的韭菜和白菜长得居然比她家的茉莉和玫瑰要好！她由此推出：这些菜不是施了农药，就是人体肥料。她认为，这两样东西，在一个高尚小区里都是不能出现的。
她认为，既然是全市最贵的楼盘，收取全市顶级的管理费，住户就应该享受到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绝不允许在公共听力和嗅觉范围内有这样的噪音和臭气。
她跑到物业公司投诉了7次，但管理处的回复是楼下的狗主出示了狗牌，也就是说，他们家养的狗是合法的。他们还说，至今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让城里人种韭菜和白菜。
鉴于理由的出发点和方向不对，投诉无门后，她便亲自下去跟邻居一家发生了一场非常壮烈的交锋，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把狗送走，还是没有把菜挖掉。于是，她不得不运用自己的专业，为自己打了一场她个人认为绝非吹毛求疵的维权官司。
舒儿官司的主题是：邻居的狗存在是合法的，但骚扰别人就非法。就像人有了身份证，也不能胡作非为一样。还有，城里人是可以种蔬菜，但种在居民区，还为蔬菜洒农药和屎尿，就污染了公用环境，就应该禁止。
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叫板邻居和管理处，最近的终审判决还是她败诉。舒儿沮丧得差点病了，不光是输了精神，输了心血，输了面子，还因为索赔精神损失费标的过高，赔上一笔不低的诉讼费。
对她来说，受打击中最大的，莫过于输了心情。
惟一的收获，是这场官司让她成了城中名人。
从此以后，走到街上，别人对她的背脊指指点点，但就是不敢走近；就连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见了她都绕道走，担心被她揪住了，半天脱不了身。
更可恨的是，业主委员会选举时，也没有人愿意按她的门铃。他们说，怕一时改不了习惯，多按两次门铃的话，又惹官司。
为此，舒儿内心很委屈。她认为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排挤。但邻居却在庭上说：“如果一个人想事事如意，没有半点不舒服，最好活在真空里……”
那个可恶的光头男人还建议她搬走，说她为了一己私心，小题大做，吹毛求疵，滋扰了很多人，浪费了很多国家机构行政人员的宝贵时光和工作成本，“令到和谐社区从此变得不再和谐！”
这个说法把她气得全身发抖！她内心那把自尊的利剑，早已把那男人的光头千刀万剐，把他那只可恶的臭狗剁了个狗杂碎！
好在，她的好强让她至死也不会把脆弱一面暴露人前。而且她坚信自己精神不死。她每天像背语录似的鼓励自己，一定不要被那些粗俗的人打倒！她甚至绝望地认为，在这宗官司里，那个坚持正义和追求文明的女人虽败犹荣。
只是在睡不着的午夜，舒儿偶尔听到一两声狗吠，嗅到海风吹过来的空气中夹杂着似有似无的尿腥味，她的心脏像莲花初开般，慢慢地，一瓣瓣地分离。明晨醒来，在梳妆台前，她惊愕地发现，眼袋像两个沉甸甸的湿茶包，头发如狂刮一夜的东风，一举梳，落英缤纷。
她困惑地对方原说，自己并不是不明白，但很多事情，是她所无法控制的，但她内心就是有一股从天而降的泄愤冲动。别人无法明白，她怎么可以把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儿，上纲上线到人权的层面上去。她说，有一天黄昏，她一个人孤独地开车到东海岸，抱着瘦了很多的肩头，面沉到海那边去的夕阳，苦思冥想了两个小时。“然后我站起来，跑到礁石上，对海大声狂叫到无力为止，我相信，一个社会的进步，注定有一些精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即使官司输了，我也要告诉自己：我没有错，错的是他们！”
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方原听完也冷气横抽。
女人执着起来，那股能量真可怕，如果跟她拍拖了一阵，中途想退出的话，一定会死无全尸。
这种女人万万不能招惹。
好在现在波比跟过去比较，状态好了一些，否则方原跟她也没有机会这样对话。方原隐隐觉着，舒儿把他当成朋友，是因为现阶段她跌进了苦海，而他现在是海里惟一的救命草。她饥不择食，或者说是急病乱投医，希望得到一个人的同情。更想他再用心一点，和她一起努力，让儿子走出困境。
原本凶巴巴的一个女人，变得史无前例地温柔，这怎么不令方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呢？
每个周末，他准时带着舒儿花钱买的小礼物过来，亲热地跑到波比的房间，拍拍他的小脑袋，跟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毫无压力。然后像一家人那样，快快乐乐地去公园，去游乐场，去山姆店购一周的食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像个保姆，因为要拎很多东西；有时又像个司机，接过舒儿递过来的钥匙，她说：“你开吧，我来照顾他。”
这天中午，方原和他们一起在欢乐谷的肯德鸡啃鸡翅。在担心禽流感的时光里，只有在这些地方吃鸡会比较保险。
突然，接到陶军代理律师陈某打来的电话，陈律师说，陶军需要一大笔现金交纳罚款和律师费，委托他把方原的车卖了。“你这辆车是陶军名下的，他说先卖掉，等他出来了，他再想办法让你买新的……”
方原不明白，这车明明是他的，不过是陶军帮他拿房子抵压给银行按揭，但事实上是由陶军每月帮他划账给银行的，未供完的车，又怎么可能拿出去卖呢？
陈律师告诉他：“车子其实陶军已经买断，因为他那套房子，前妻还没有回来办手续转到他的名下，所以无法抵压。事实上，你每月给他划账的钱，等于还给了他……”
这事把方原砸昏了，他放下电话，就跟舒儿说了。“我听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呀？我被他弄糊涂了！他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对他有什么好处？”
舒儿想了一下说：“我只是猜测，听着，前提是猜测，所以一切只是假设。也许你的朋友真的想帮你，但他怕借出的钱很难收回，所以想你每月有计划地还给他……另外，也有可能他不想让人知道房子不是他的，他爱面子，所以就瞒着你……当然，也不排除他想收点利息，这钱你不给他也是要给银行的，明白了吗？”
方原自然接受不了被好朋友欺骗的事实，他本能地嚷嚷：“他这不是害人吗？他跟我犯得着这样吗？我才开了不到一年的车，他就告诉我要卖掉！”
舒儿似乎看得很透。“只能说你在这儿待的时间不够长，这是移民城市的逻辑，太正常了，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不防人，人家还得防着你呢，不能因为要帮你，他最后搞到自己鸡毛鸭血呀，像现在，他要收回来，你就得还给人家。”
方原哭笑不得，但左想右想，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只是供了一年而已，陶军现在有难，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舒儿说：“其实你朋友也算信你了，否则这个时候你把车开走了，他就雪上加霜了。”
她提醒他，海城骗子太多，律师也信不过，不能就这样把车交给那位陈律师。“你要设法证实这个律师说的是真话。”
真不愧是从移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