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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车牌，也没有证人，最后没人搭理她，为此她非常沮丧，认为是机构强权，官官相卫。后来跑到这家机构的竞争对手，另一家机构去投诉，结果同行似乎也有默契，不好明着收拾对方，所以一句“无法取证”就打发了她。后来她方向改变了，不查那辆车了，就查那个接电话的人，只因那个和她一样好强的女人在电话里骂了她一句“无理取闹！”。可是，该机构拒绝让她到单位认“声”，事情自然也达不到她要的结果，但这并没摧毁舒儿的斗志，她依然以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模式，源头逮不到，就顺藤摸瓜地从终端追究过去，最终被对手们给她封号为海城女堂吉诃德。
为了那件小事，她那个月的手机费两千多元，但她无怨无悔，也不认同别人说她是为了出一口“恶气”而去浪费社会资源，妨碍公务，骚扰别人，并造成另一层面的精神污染。
“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我的，那些烂人也会为此付出代价！”
方原每次和她经历这些开始是芝麻后来变西瓜的事件时，内心暗暗庆幸自己没去过美国。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呀，把一个长得好好的女人折磨成这个样子。在那儿，她先是给人洗碗，后又被人洗脑，回来后，就认为国内99％的人都是不正常，不对劲的。
在现场，方原从不会劝她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因为越劝，她只公越激。而且那不属他的工作范畴，他也无权去干涉雇主的私事。方原只是感慨，如果她把这些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儿子身上，也许波比今天就不会这样。
但似乎没有了这些事情，舒儿的生活就完全失去精神寄托。因为她朋友不多，波比周末才回来，她对着一个文化程度不高且被她训练得像机器人一样的保姆，无人对话，内心潜藏的才能也无从发挥。于是，那些战事就变成是一种业余生活的良好嗜好，让她可以随时随地释放出性情中的戾气。健康专家说，热爱骂人宣泄的女人很少得忧郁症和乳腺增生的。在她身上得到应验。她顶多是有点儿妄想症和强迫症。久而久之，到处找岔，几乎变成是她每天的功课，哪天没找着，哪天就像得了便秘似的，不爽。
自然，这也是没有男人走近她的原因。
方原想，也许舒儿正是因为缺一个男人。如果她的卧室里有令她各方面满意的男人，也许她的雌性荷尔蒙就会失而复得，性情才有可能大变。
现在只有寄望陶军了，这家伙出来，还要找舒儿赎他的车呢。没准他们能成为朋友。方原有点担心的，是到时受伤的会是陶军，因为一旦粘上舒儿，除非她放手，否则会让人吃不了兜着走。若有那么一天，他一定要陶军打醒十二分精神。
反正走着瞧吧，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四个人当中，令方原感觉最好的是另外两个客户，一是王靓，别以为他喜欢见到这个人，他是喜欢王靓的女儿娃娃。虽然说几个孩子都不错，但要数娃娃相处得最开心了，她是那种可爱极了的小淘气，而且对方原真的像对亲爹一样，无限依赖与信任，一见面就张手要抱要亲的热乎劲儿，让方原恍惚间觉着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真的有一个家，有一个天天等着他来爱的孩子。
另一个是高小姐。高小姐和她十岁的儿子小刚带给他的不是温情，是绝不拖泥带水的神秘。小刚长得没妈妈漂亮，但有一对绵羊似的单眼皮。在他那双不太大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无奈的迷离，很惹人怜爱。他的话语跟妈妈一样，不多。看见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爸爸”，他有点羞涩，但又强迫自己跟“爸爸”多点交流。尽管他脸上永远有一片少年腼腆，但他的专注与坚持，令人恻隐。
每次，小刚从方原手里接过礼物，都会礼貌地说一声：“谢谢爸爸。”方原第一次听到很麻木，以为他跟别人说的。后来慢慢感到，小刚迷离的睫毛下，闪烁着一种期待的光芒。那是男孩子对父亲天生的向往与崇拜。
也许在所有孩子中，小刚是最大的，有了人格的雏形，所以他带给方原一些心灵的冲击。有一次他对方原说：“爸爸，我可以给你写信吗？”方原愣了一下，不知怎样才能给他一个香港地址，好在小刚说：“爸，你上网吗？用E吗？”方原马上释然。他后来注册了一个国际域名的邮箱，两人开始在网上沟通，见面的无所适从就彻底打破。
此外，让方原觉得舒服的是与高小姐合作的干净利落。还有她的豪爽。高小姐说一不二，定了每周一次的见面时间，就准点出现，也准点结束。程序一点都不复杂。每个周期三，他到大剧院停车场放下自己的车，转上她的车，一同去学校看小刚。
有时是她一个人开车来，有时是跟女友祖儿。当着女友的面，高小姐毫不掩饰地谈论下一步见小刚的话题。方原猜想，祖儿一定是她亲如姐妹的朋友，否则以她做事的谨慎，绝不会毫无忌讳。
坐在副驾位置的祖儿每次见到方原，就主动下车把位置让给他，自己默默坐到后座上。她不怎么跟方原说话，也没有什么话要跟高小姐说，一路只是听着他们两人说话。
高小姐在方原面前，从不提自己工作的事，也不会跟祖儿闲聊，所以对她的情况，方原一无所知。只是通过观察，还有她的出手，方原觉得高小姐比其它几个客户的积累都要厚要实。他观察得这么仔细，完全是因为高小姐一开始时说自己是开士多的。
这个反差刺激了他。
有一次，不知说着什么，高小姐难得地笑了起来，方刚便瞅准时机说：“高小姐，我觉得你真是个很幽默的人。”她笑着说：“真的吗？从来没有人这样说我。”他说：“你开始跟我说自己是开士多的，这个玩笑也开得太逗了……”她依旧笑着，但不作回应。方原就不能再往前走了。
方原想，如果每个客户都这么简单就好啦。哪怕人家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每次2小时，速战速决，没泥没水。方原一到小刚学校，下车前看一眼她事前准备的礼物，该沟通的沟通好，便提着那些印着“崇光”或是“屈臣氏”的环保袋，到宿舍找小刚。
有好几次小刚跑到校门口等他们的车，高小姐马上对他说：“小心，他看着我们呢，你自然一点……看样子他喜欢你，以前他可从来没试过出来迎我的……”
好在他扮的是前夫角色，两人无需作亲热状，只是事事留意，小心一些细节就行。因为毕竟小刚是念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不像三四岁的孩子好蒙。正因为这样，高小姐从不安排“一家人”周末出游，或作一些短期旅行。
方原越接触他们越是疑惑：为什么离异多年的高小姐，不再为小刚找一个继父呢？难道长达十年里，小刚一次都没见过父亲吗？他那么大，“爸爸”才突然出现，万一将来高小姐再婚，又如何让孩子忘掉现在这个“爸爸”，去接受真正的爸爸呢？
一年多了，方原还是找不到答案。高小姐依然那么神秘，依然那么滴水不漏。他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的自控能力和对外部环境的驾驭能力。她可以把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山水不露，难道她也像打理一家公司一样打理亲情关系吗？
他困惑。
这天下午，趁没活儿，方原打电话叫家政公司派钟点工来搞卫生，自己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深秋的阳光很舒服，他爬起来打开朝向阳台的落地窗帘，因为光线太大，电视屏幕有点扎眼，他有点烦看本地新闻，刚想上前关掉，突然，屏幕上的人让他呆住了，他把手缩了回来，后退两步看个清楚。
那个正接受颁奖的女人怎么那么眼熟？那不是高小姐吗？不可能吧，高小姐不会戴眼镜的，更不会穿得那么老土！正好镜头摇向她的脸，来了一个定格，左腮边那颗小黑痣也看得清清楚楚。
毫无疑问，就是她！
如果不是有那颗腮边小痣作为佐证，打死他也敢相信啊。
台上的那个女人头发盘起，洗尽铅华，穿着制服似的橄榄绿西装，直直的及膝裙子下，是一双宾馆楼层服务员穿的横带黑布鞋。鼻子上架的胶框眼镜，更让她像妇联干部而不是企业家。
这是海城首届评选的十佳企业家颁奖台，镁光灯和镜头都对准她，因为她所带领的天星企业排在全市第一位！电视台记者问她：“高总，你认为你以什么赢得这个称号？”
高小姐推推眼镜，谦逊地微笑：“我也不知道，这是政府和评委给我们企业的荣誉吧，我只知道它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集体，我只是代表我的员工领这个奖的，没有他们，这个奖落不到我手中……”然后她高举奖杯对下面行礼。
多么得体。
记者又问：“拿到十佳企业家的第一，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
高小姐从容地说：“很激动，感谢政府对企业付出的认同，对管理者的尊重，我和我的员工一定会不辜负这个称号，以后更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言辞不多，面面俱到。忽略个人，突出企业。
高小姐在电视上的老练与朴素，跟方原平日见到的那个高雅冷艳，挥金如土的女人相去甚远。
为什么？
方原像遇到一个旱天惊雷，被砸晕了。
他马上打开笔记本电脑，搜“天星集团”。好家伙，第一眼就瞄到董事长是高雅文！这个集团股本结构复杂，有公有私，母公司在北京，子公司遍布各大城市，涉足领域有能源、金融和地产，企业净资产达20个亿。
他看到手都抖了，怪不得她那么神秘，一定是怕人绑架。但有必要穿成那个样子吗？难道是为了让任何人都觉得她特别廉洁？
越想，越觉得这个女人深得像一口故宫里的井。
她一口标准京腔，但从不说自己从哪儿来，住在哪儿，身边都有什么人。唯一让外界知道的，就是她离了婚，有一个10岁的儿子。那她的前夫真的是在香港吗？为什么十年来不让他出现在儿子面前？他再把她的名字在百度和谷歌里搜，但出来的，全都是她以天星集团董事长身份的业务与新闻。
研究了半天，方原还是不敢相信，这个大企业董事长就是自己的雇主高小姐，他决定再次证实，便发了个短信给她：“我刚才在电视看到你得十佳了，恭喜哈！”
但短信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方原合上手提电脑，决定忘了这件事情。人家有钱，人家有面，是人家的事，自己做好本份就是。电影有说，好奇害死猫。
到了五点半，钟点工走了，他拿着手机，带上钥匙，外出吃饭。
陶军在看守所的日子，他天天在楼下吃快餐，要不就是叫外卖，吃得有些腻了，他想开车到食街那边换换口味。关门时，电话响了，他想一定是高小姐，有点激动，没看就接通。
“在干啥呢？”
“电视那个真的是你吗？”
“谁上电视了？你认错人了吧，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原来是施米路。
方原索然地说：对不起，以为是另一个客户，有事吗？
你在哪里？想你过来。
“今天没预约呀”！
“是不是一定要工作才能见我？我想请你陪我吃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