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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似神奇，细说一下也不复杂，皇帝罗成不过是把原本由朝廷全力一手操办的这个灯节，变成商业化运作。就如现在已经很发达的报业一样，通过卖广告能赚到比卖报纸更多的钱。
皇帝也让内侍省如此操作，就比如之前上千的花车入京，皇帝在这些花灯上可是留了广告位，向全国商人征集赞助商，通过竞争，谁出的钱多，谁就能成为赞助商，他们家的广告就能印在花车上，甚至是洛阳城各条街坊的那些灯上。
内侍省甚至还按皇帝给的指导，把这赞助商分为三级，一级为上元灯节合作商，二级为赞助商，三级为供应商。
一级的合作商只选了十八家，全是天下最有名实力最雄厚的大商团大商会，他们出的钱也最多。二级的赞助商和三级的供应商数量要多，赞助商也是出钱，供应商则直接供应灯节所需要之物，每一项灯节所需商品或材料，竞出一家独家供应。
这三级赞助商能获得不一样的广告位置，不一样的力度宣传，但毫无疑问，在这个万众瞩目的上元灯节，这些赞助商家的广告能够铺天盖地的出现在每一盏灯上，出现在每一辆花车之上，这广告力度不可谓不强。
为此要付出赞助费，其实也是值的，毕竟有报纸的广告效果在前，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商家意识到，商业广告的价值了。
第1310章 量入为出
太子詹事、东阁大学士李纲却对皇帝的得意不满，认为皇帝这是变相的剥夺敲诈商人，认为此风不可开，更不可长。
“这怎么会是敲诈呢，商人们争夺赞助商的名额资格，虽然确实是拿钱来换这赞助商之名，可他们的付出并不是白付出，他们的收获是很显著的，商人言利，无利不起早。这些能成为赞助商的，哪家不是天下有名的大商团或是大商行，他们会做亏生意，还争着做？朝廷并不强求他们成为赞助商，他们掏钱做赞助商，得到的收益是很高的。”
李纲则说皇帝不当言利，不能跟商人一样。
罗成笑笑，望向崔君肃。
“崔相，替我告诉李大学士，朝廷能够不言利不谈钱吗？”
“圣人，普通人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也离不开钱，至于朝廷用钱之处就更多了。去岁，朝廷两税收入，计粟则两千五百余万石，布繃绵则两千五百余万端匹，钱则四百余万贯。”
“另有工商税、专卖税、市舶关税，以及朝廷通过和买粜卖、与藩国朝贡贸易所得，共计约五千万贯左右。”
崔君肃是朝廷的大管家，他说的这些数字，自然是不会错的，当然，这些数字，其实也是公开的，民部上奏朝廷的奏表中，都并不是保密的。
“这些钱够支出吗？”皇帝问。
从这些数字上看，朝廷收入很高，作为正税的两税收入，收的粟米绢布这些实物租，并不算高，若是按照隋时的租庸调制，一丁年缴两石租，两千五百万石粟，不过是一千二百来万丁的租而已。隋强盛时可是有近九百万户人丁，哪怕以每户两丁算，也是近两千万丁，一人两石那就是四千万石粟的年租收入。
实际上虽然要扣除不课户、不课丁，但相差也是巨大的，这也是为何隋朝时的存粮能有那么多的原因所在，均田地分的少，可租却是按每丁百亩的标准统一收的年租两石。
当然，隋时没有工商税专卖之税市舶之税等等，也不会和买、贸易这些。
而大秦朝廷重视工商，对这块的税收立了很好的税制，税收很高，之前一年盐税就近三千万贯了，如今虽然盐税朝廷主动降了一半多，可一年也还有一千多万贯的盐税，加上提高了的茶、酒、矿的税课，使的朝廷一年专卖税就能达到近三千万贯。
加上工商税和市舶关税一千多万，然后是朝廷主导的和买、贸易等，一年的这些钱的收入有五千万贯左右。
很惊人。
“圣人，朝廷收入不少，但开支也大。两税正税里的粟两千五百余万石，三百万折充绢布，添入六京库。三百万回充米豆，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回充米转入京，充官禄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驻军粮及贮备当州仓。”
“而布绢绵两千七百余万端匹，一千万入洛阳，五百万入其余五京，剩下一千二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并边郡充官料邮驿等费。”
“钱五千五百余万贯，其中一千二百万贯用于偿还国债券，二百万贯用于诸道郡官课料以及驿马，六百万用于添充诸道郡的和籴军粮。”
“另三千万贯用于三衙兵马军费开支。”
李纲道，“那朝廷一年还有五百万贯节余？”
“五百万贯，看似不少，可用钱之地也很多，这是朝廷预留的备用钱，一旦遇战事、水旱灾情等，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多。另外，修路、筑堤、建城等更是排着队等朝廷批复拔钱。”
按崔君肃所说，别说五千万贯，就是有更多的钱都不够用的，现在朝廷都是卡着在用，量入为出。
根据上一年的财政收入，然后制订下一年的财政预算，再预留一点钱备用。因此，如何制这预算，钱往哪拔，也是每年府院争执的焦点。
不管怎么争，最后都是无法满足各方的，因此只能是大致平衡，各方面都削减一些预算，驳回一些项目请求。
李纲倒是有些疑惑了，为何隋时仅收租庸调的实物，没有巨额的工商市舶贸易这些收入，却也一样能安稳，甚至有开皇之盛世，如今朝廷这么多的收入，反而还处处捉襟见肘呢。
“隋时，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费役，未服完，还要按天折绢三尺代役叫庸。隋时，以丁征租调，不论有田无田有田多少，只要是课丁，那都是一样的租调，一年一丁两石粟租或绢两丈绵三尺。”
“而我朝呢，自改两税法后，户分九等，贫富按差交户税，地税则按亩征收，并将原来隋时的各种杂捐摊派甚至连役也摊入亩中，按亩征地税，这样一来，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无田就不征，我们还把原来义仓粮社仓粮也并入了地税田亩中，实际算起来，每亩折的租粮就比过去要少的多。”
当然，两税与租庸调制最大的区别，还是这个税率是比较弹性合理的，穷人交的税少，富人交的税多，而隋朝的税最大特色，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人丁税，按丁来收税，有钱人跟没钱人交的税一样。
故此，隋朝时对于人口的普查和户籍的控制，是最为严格的，隋朝统一天下后，全国人口在短时间内几乎增加了三倍，其实就是把天下所有的隐户等全都搜出来了。
这种按丁征税的办法，固然征起来简单，有多少丁就有多少税赋，可实际上很不合理，穷苦百姓，跟那些亿万富豪们缴一样的税，甚至大量的官员等成为不课户，反而不缴半点税。
隋为什么为亡？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按隋朝的税制，若是太平年岁，大家交完租调后，还能勉强过过日子。可一旦遇灾，或是遇到大的劳役，那么本就艰难的普通百姓，就可能破产，而隋朝的税制，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往往就是大面积的普遍性百姓破产，大量百姓走投无路，自然就只能造反了。
第1311章 总督
崔君肃对李纲道，“隋朝百姓不论田地多少都要纳一样的租，服役是免费的，服不满二十天，还得每天交绢代役为庸。可我朝呢，所有的杂费摊派连同劳役，都一条鞭的摊入田亩中，不以丁为征税基本，而是以田亩为基本，故此，百姓其实要轻松的多。”
不过这样一来，相对的，朝廷的开支其实增加了。正税减少，各种工役没有免费的民夫可征，还得出钱雇工，如此一来，仅仅是各地的土木工程这块，就增加了大笔开支。修路铺桥、水路城池，甚至是修河护堤，这些就都成了额外开支。
如在淮河边的郡县，因淮河多水患，年年得修堤护坡，这个开支地方自己就无法负担，必须得朝廷每年拔款。
为此，朝廷如今不得不另设了几个衙门，其中一个是运河总督衙门，负责运河的疏通维护管理，另一个便是河道总督衙门，负责的是黄河长江淮河汉江等诸江河管理。
河道总管专管河湖疏浚、堤防诸事。
各地的大江大河大湖，统一由朝廷的河道衙门直接管理，不再由各地方承担，算是减轻了地方负担，同时又由朝廷统一调度，增加管理效率。
这两个总督衙门，一年的开销是相当惊人的，其中许多开支就是雇佣民夫做役的工钱开支。
“李东阁，过去百姓常说，苛税猛于虎，百姓苦于役，前朝之时，挖运河建东都修长城征辽东，大役不断，百姓困苦，最后终至天下沸反。朕有感于此，方有了这两税之法取代租庸调税制，又特将地方杂费摊派以及劳役，皆摊入田亩之中，以减轻百姓之苦。你说，这些难道不对吗？”
李纲无话可说，当然不说皇帝是错的。
“过去，杨坚建长安，杨广建洛阳，隋两朝天子，营建了东西两京，征召了多少民夫，都是免费役使，百姓自带干粮前来做役，路上花费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做役的数倍，可这损失隋朝会管吗？”
“而如今呢，朝廷近几年也陆陆续续的修复了洛阳和长安的一些宫殿，其中所用民夫并不少，但朝廷却没有免费役使半人，皆是出钱雇佣，百姓来做工，自愿应募，吃住皆在工地上，每日还有工钱，从没拖欠过一人工钱，百姓以劳动换得工钱，补贴家用，每人都很高兴，无一人不满怨恨。”
“朝廷修复宫殿，改造城市，所费钱财，并不是直接使用国库之钱，而是通过商业的手段运作，最后双赢得利。就如长安城去年拆坊墙改街市，拆除旧坊墙，修排水沟、增添公厕浴室，增打水井等等，花费是不少，但最后把新建好的街市商铺，出售或出租出去，转手就回笼了开支，甚至还盈余了许多。”
后世的地方官员，谁都懂得城市经营，一座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体，经营的好，那只赚不亏。现在罗成也开始引用一些这种理念，把过去简单的行政手段，改成商业运营方式，如长安和洛阳这些代表城市，表现就还不错。
长安的街市改造试点，朝廷拆坊墙，改街铺，出租出售，自己成了土地出让者，土地开发商，最后又成了街市商铺管理商，赚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也正因长安的这成功，罗成年前把长安府尹升调御史中丞，几乎没有受到半点阻拦。他虽年轻，可政绩摆在那里。
罗成对于李纲这种有些食古不化的老儒其实很瞧不起，不过他的品德教育还不错，这也是他一直留着李纲为太子老师的原因所在，对自己的继承人，罗成知道他能力普通，但还是希望太子能够正派，品行端正。能力弱点没关系，皇帝会有宰辅们辅佐执政，但若是皇帝品德不行，那国家才会有大祸。
“李学士只看到了朝廷弄来了钱，却没看到这钱出自哪里，又流向了哪里。”
“学士可知何为税收？”
李纲望向皇帝，“税收是朝廷的财政来源。”
“没错，可你却只说了表层，税收不仅仅是朝廷的财政来源，他更是治国之工具，他是财富分配，是天下安稳的根源，税收的本质就是公平公正，但这个公平绝不是公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