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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洛阳的两家大商贾对盐的兴趣，却没有猗氏那么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其他法子。
白给道：“十万石，白氏愿无偿奉上，只望能在洛阳继续经营谷物、肉、糖等物！”
除了糖外，这些在东西周和吕不韦时代被允许的经营，在秦始皇帝亲政后，却一刀切地禁止了，改为官府统一专营。
黑夫并未直接同意，这节骨眼上，粮食贸易是决不能松手的。
而苏氏，也有自己的想法。
“怎么，难道苏氏想要继续向民间借贷，兼并土地？”
若他敢说是，黑夫手里的剪刀，就要毫不留情，将这颗大韭菜剪掉了！但那是下策，关东不比关西，商贾的力量比较大，掌握了大批财富，又与游侠豪长盘根错节，一口气全打了也不是办法，黑夫希望能在洛阳开个好头。
“摄政说笑了，大秦律令严禁兼并，苏氏岂敢再打土地的主意！”
苏离这次却聪明了，垂下灰白的头，长拜道：
“除了借十万粮食外，苏氏愿再纳粟三万石，只望能提一建言！”
“愿摄政日后能弛商贾之律，在三川郡，在关东推行昔日胶东的重商之策，使天下商贾，也能为恢复民生，出财出力！”
第0969章 天下熙熙
“我是相信这世上有真正的爱国商贾，比如弦高，以几头牛犒师智退秦军，换取郑国周全，事后却又拒绝犒赏……”
黑夫话还没说完，却被张苍打断了。
“12头。”
“什么？”
张苍拱手道：“敢告于摄政，准确来说，付出的代价，是12头牛，四张熟皮革。”
黑夫不高兴了，长得胖，看书多，脑子好用了不起啊？领导讲话，是你能随便打断质疑的么，你看看一旁的萧何，一副秘书风范，多乖巧！
张苍却无视了黑夫的黑脸，还一本正经算起帐来：
“下吏在《九章算术》中出过一题：今有共买牛，七家共出钱一百九十，不足三百三十，九家共出二百七十，盈三十。问牛价几何？”
他看向黑夫，等了一会，遂自答道：“一头牛价值3750，12头，加上四张上好的皮革，将近五万钱，一个富裕人家的财产。”
“但弦高从此事中得到了什么？没错，他是说，作为商贾，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视作外人？但这并非毫无利益，保护了郑国，便是郑国商贾守住了自己的利益。”
“郑国与诸侯不同，极重商贾，早在立国时，郑桓公便对郑国商人的承诺过，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gài）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郑国不强买强卖，不无故剥夺商人财货，但同时要求彼辈不得背叛郑国，在国外探查到诸侯对郑不利之事，要立刻回报。从郑桓公到子产，郑国世代坚守此约，商贾也抱之以琼瑶。”
所以小小郑国才能富称天下，并在晋楚秦齐中间长袖善舞。
张苍说道：“故弦高救了郑，也是救了自己，救了郑商栖身之所！这岂是五万钱能比拟的？只有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道理，商贾方能爱其国。”
“只可惜，这种情形，只在郑国才有，至于其他诸侯，数百年来，但闻商贾售国利与敌国以求存，却再未出现过第二个弦高！”
“今日亦然，比起出财货恢复民生，他们心里想的，恐怕是用官府同意的手腕，为自己获取更多财富罢！”
黑夫颔首：“你是说，发国难财？”
张苍很认可这个词：“对，发国难财！这便是数百年来，关东巨贾最擅长的敛财手段！”
“白圭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法子，但说白了，便是囤积居奇。”
“他家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就大量收购粮食，囤积货物，待到灾年，再将陈谷高价售出！中原历次大旱，米价石数百，都有白氏在推波助澜。”
“我近来我听闻，郑地宣曲县有一个商贾任氏，做了督道仓吏。去年，秦之败也，群盗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取仓粟。果然，眼看敖仓烧了，到了今岁，民不得耕种，青黄不接，梁、郑米石至千，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这是白、任的敛财之术，而苏氏则是另一种手段，在百姓困难时给予借贷，洛阳人称之为赍贷子钱，本钱为母，利息为子。到了次年，百姓还不上钱，苏氏依然和颜悦色，允许彼辈再借，以田宅作为抵达。到了第三年，利息愈多，百姓无计可施时，苏氏这才抛出债券，收了彼辈的土地。”
“如此反复兼并，至秦灭周前，已占据了东西周大量田土。”
“而一旦这些商贾势大后，更不得了，财力上可与王者埒富，比如苏、白，若说周天子是东西周公的傀儡，而东西周公在财力上，则是苏白的傀儡！所以周王才会被逼到债台上，颜面扫地，不得不答应让苏白为卿，分庭与之抗礼。”
“这些巨贾有了权势财帛，便渐渐奢靡起来，有田池射猎之乐，拟之人君，购入大量奴婢田奴，谋取盐池铁山，而官府的赋税，便越来越少，说彼辈是‘素封’，绝不为过……”
很显然，张苍是看这些大商贾不太顺眼的。
“这是少府的看法？”
黑夫看向另一人。
“治粟内史以为呢？”
作为黑夫手下经济领域的左右手，萧何比年长，比张苍瘦，还比张苍低调，一直埋头在农事和修复被战乱损坏的沟渠水利上，在朝中议政时，他永远先听后说，从不与任何人有剧烈的观点相悖，此刻便不紧不慢地说道：
“下吏麾下有不少农家士人为吏，此外，便收集了他们的议论，以及关东丰沛小民对商贾的看法。”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砍伐薪柴，修治官府，服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季之间没有时间休息；还有私人的送往迎来，吊死问疾，抚养孤老幼儿，开销都全靠这百石粟米。”
“对每家农户而言，田租还好说，在收口赋时，偶尔可以用帛代替，大多数时候，必须缴纳钱。于是只好带着粮食去集市出售，那时粮价必贱，只好半价而卖，甚至都卖不出，便只能以两倍的利息去借贷，好应付口赋，免遭刑罚。”
“勤劳辛苦如此，却也不能确保性命，倘使遭受到水旱灾害，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战乱，官府的朝令夕改，那就只能靠卖田宅、鬻子孙来求活。”
“可商贾呢？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带着他们积累的奇赢之物，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而有仟佰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着好车驾着肥马，穿着丝绸披着白缯。这就是过去百年间，商贾之所以兼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常态……”
“这是农家与大多数小农的看法，未免失于偏激，但大多数皆是实情。”
总之一句话，资本家的良心，信不得！
所以农家里原教旨主义的那一批人，才极力主张，要将商贾统统干掉，让世界恢复到上古自食其力的时期。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关东六国商业繁盛的背后，问题着实不少，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集市也热闹了，奢侈品极受欢迎，但许多农民仍挣扎在贫困线上，六国本身，也没有因此而富强……
至于一些人觉得“只要发展商业就能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更连影子都见不到！
巨贾们但凡有积蓄，除了购买奢侈品以炫耀富贵外，便一门心思兼并土地，土地越多安全感越大，此外便是如吕不韦般，搞政治投资，将金钱化为权势，从而真正实现阶级的飞跃……
说白了，你别看战国的巨贾名义上是商人，可他们的思维，仍是农夫，仍是官本位那一套！
更有甚者，还有人为了利益，与异族勾结，铜铁等禁品也偷偷运送出塞！黑夫已掌握了乌氏裸与匈奴暗通的证据，只可惜这老贼奸猾，任黑夫热情邀约，就是待在羌地不回来，这肥羊不太好宰。
“五蠹。”
张苍接话道：“吾师兄韩非也觉得，商贾，尤其是巨贾，乃是邦国躯干上的五蠹之一。”
翻译过来就是国家蛀虫……
“这也是商君之所以重农抑商的缘由。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免从事本业的人少，而致力于商贾末业的人多。”
秦人农夫的生活，比关东一般市民要苦，没办法，官府掌控力强啊。若让他们发现，自己辛苦砍人头换来的官爵，商贾花钱就能买到，自己辛苦一年的耕作，商贾半年就能挣到。
那谁他娘还愿意为国耕战？早就十万人民九万商了！
农民是绑定在土地上的，每年有固定的产出，其庞大的人群和稳定的居所，是国家征税最方便的对象，粮食、布匹都是刚需。
而商贾则跑来跑去，又无实际生产，总是将左手买的右手倒卖，他们投机的逐利行为，甚至会引发物价的波动，对稳定十分不利。
所以在商鞅为秦孝公规划的蓝图里，商贾，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政治作用，和二战时的德国犹太人差不多……
在秦国，商贾被课以重税，并按照人口的数目（包括家中奴仆）分摊徭役，每逢战争爆发，市籍和赘婿，是最先被征发的人群，被拖到前线做炮灰。
为商贾划定市籍和专门的居住区域，让他们穿白衣作为标志，不经允许不得外出，严禁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为官吏，地位只比刑徒奴隶高一点。
大秦立国的基础，农民和军功地主们，顿时就觉得舒服了。
农民指着那些卑贱的商贾对子弟说，切勿为贾，与彼辈相比，吾等还有何不能满足？他们的出路，便只剩下作战种地。
军功地主则享受政治、经济上的利好，再没有无尺寸之功却家累百金的暴发户在眼前晃荡惹他们心烦。
唯独商人，政治地位被踩到泥巴里，经济地位则根本体现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还做商贾干嘛？于是秦人除非真活不下去了，否则，宁可被官府分配给人做雇农，也好过为贾啊！
商鞅洞悉人性，他成功了，自此利出一孔。
除了讨得秦始皇帝欢心，得到政治豁免的乌氏裸、寡妇清外，秦国再无大贾，贩夫贩妇更卑微不已。
而在国家层面，商鞅做得最绝的事，是严格实行官府专营，粮、酒、盐、铁、铜，只要是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由官府包办。在关东各国，被封君、巨贾从中截取的利益，在秦国却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的肚子里。
吃完农业租税，继续吃专营红利，六国官府空有膏腴之地却仍由蛀虫泛滥，饥肠辘辘时，秦国体魄却日益健壮，最终吊打了六国。
这是制度的胜利，是法家的胜利，也是重农主义的胜利！
不过话说回来，重农抑商，后世总是口诛笔伐，好像这就毁了中国文明，让中国错过了“资本主义”一样，却鲜少有人真正想过，为何要这样。
重农是永远没错的，抑商也绝非错误，而是在特殊年代里，不得不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