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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大食国巴格达哲理大学,白斯文。”
白斯文当然不敢说自己是阿拉丁商会的商人,要不然会被赶出去的,所以就报了巴格达哲理大学(就是智慧宫,天方教理性派的大本营)的名号。这个可不比大理国崇恩寺差啊!
“哲理大学?”大理国的老和尚没听说过,不过还是恭敬行礼,念了声:“阿弥陀佛。”
白斯文也跟着行礼,念了声:“真主至大。”
这时又有人在白斯文耳边聊开了,都是用生硬的北地汉话在聊,白斯文可以听懂。
“听说了吗?这次的论道其实是因为东坡先生新收的一个门徒,名叫武好古的而起。”
“武好古我知道啊,画中第一人,界河商市元首,是他吗?”
“对,对,就是他……兄台是辽人,应该去过界河商市吧?”
“去过啊,界河商市怎么没去过?我还在万大瓦子吃过开封菜,会过阎娘子呢!”
“那你可知道云台学宫?”
“知道,吾儿铁牛现在就在云台学宫里面读博士……”
“博士啊,那可真是了不起了!那么实证论你也一定知道了?”
“听过一耳朵……具体啥意思就不知道了。”
“这就是武好古提出来的,伊川先生就是要和苏门学士论一论……”
什么?武好古那厮提出个什么论,还要和程颐来论?白斯文难以置信:他有这本事?莫不是给了钱收买了程颐吧?
“有请伊川先生,东坡先生,界河先生(武好古)……”
忽然间,有个中气十足的声音打断了大殿之内的议论,程颐、苏东坡、武好古这些大儒们要登场论道了!
且听听吧!白斯文打起精神,一定得听听这厮到底有甚学位。
……
当武好古登场的时候,全场轰动了!
不是因为他长得特别有魅力,也不是因为他很可能是大宋首富(不算宋徽宗),而是因为他是带着宝剑上场的!
一把崭新的“瓦雷利亚”式样的长剑就连剑鞘一块儿挂在腰带上。而且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苏东坡、苏迨、苏过、吕好问,人人都带着长剑!
为了说服这四位带剑,武好古这几天可是不知费了多少口水,最后还送出了四本名家真笔字帖,四人才勉为其难带着宝剑出场了。
辽国、高丽国、日本国的儒生带把宝剑或者刀子出门那不奇怪,宋朝之前的儒生仗剑走天下也是正常的。孔门七十二贤外加孔子本人,谁不是挎着宝剑带着弓矢去传播大道的?
可是宋儒讲究的是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的。陈状元(陈尧咨)射个箭都要被欧阳修写文章笑话的……现在苏东坡的四个弟子居然一人带一把宝剑来论道了!
你这个是想说不过伊川先生的话就用剑刺杀吗?
太有辱斯文了!
“东坡先生,你们怎么还带着宝剑?”
主持论道的国子监祭酒周常有点看不下去,皱着眉头问。
“老夫和几位学生为何不能服剑?”苏东坡笑着反问。
周常道:“东坡先生难道没有听过‘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之句吗?”
“汪德温的小儿之言,岂足道哉?”苏东坡说,“老夫是儒生,自然要依着《礼记》行事,《礼记·少仪》记载: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先贤教诲,老夫不敢有违,因而老夫门下如今人人服剑。”
汪德温就是汪洙,小时候是神童,做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就有一篇《神童诗》广为流传,其中就有“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还有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是从他的《神童诗》里面出来的。
不过这位汪神童长大以后不大神了,科举考试总是落榜,直到一大把年纪才在元符三年(和武好文一届)才中了个进士,还是特奏名的,现在去明州当了个教授。所以苏东坡完全有理由奚落他一番。
而《礼记·少仪》则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君子”(包括儒生)的标准穿着,就是要带把宝剑的。
第五百八十四章 论道(十一)夺道统
“依东坡先生所言,男儿欲遂平生志,不仅要五经勤向窗前读,还得服剑乘马善射箭了?”
国子监司业刘逵笑吟吟地发问。
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却含着一丝杀机。“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是宋真宗《励学篇》里的语句。宋真宗可不是随便苏东坡挖苦的汪神童。他要是乱开炮,回头就得有御史找茬了。
“先帝的《励学篇》是鼓励无良田、无高楼、无良媒、无人随的寒门士子读书上进的。”苏东坡笑着说,“所谓穷文富武,习武的花销可比读五经高多了,不是贫家士子可以承担的。因此贫家子欲遂平生志,就只能读五经。勤读五经,乃是寒门上进之徒。对刘公路你是不合适的,你的岳丈现在可是海州巨富了,所以刘公路你的儿子还是应该允文允武的。”
苏东坡的嘴巴真是不饶人,这会儿又把刘逵挖苦了一番。不过他的这番话也不是不能挑毛病,一个歪曲先帝最高指示的罪名大概是可以按上去的。
当然了,只要东坡先生支持刘皇后当刘太后,那就什么麻烦都没了……
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些什么的刘逵没有再和苏东坡斗嘴,而是笑道:“东坡先生,伊川先生,二位请坐吧。”
坐而论道,当然是要先坐下再论的。不是坐椅子,而是依照古法席地跪坐。苏东坡和程颐坐好后,各子身后的弟子也都席地跪坐。
首先开口的是程颐的高足侯仲良,他说:“请问苏门诸君,天、地、人,是否只一道也?”
天、地、人之间是有一个道,还是有三个道,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这个争议后世的人们不大明白,不过武好古的记忆中存在两世的知识,所以很能理解。“只一道”的意思大概就是存在一个“神”或者是“理”。虽然儒家一般不言鬼神,但是“天理”近乎于神,其实是在向宗教演变了。
而“非一道”则是“天人相分”(这是荀子的理论),天归天,人归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这套理论发展一下,也许就是无神仙论了。
侯仲良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让苏门在“一道”和“非一道”之间做出选择,然后就能把论道拖向“孟子”和“荀子”两个路线的扯皮了。不过武好古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的。
“天、地、人或只一道,或非一道。”武好古说,“既然以实证求道,自不能预设答案。只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一道’和‘非一道’,对我辈而言,不是答案,乃是假设。圣人问道、求道,却很少言及天道,其精髓就在于问和求。孟子言天人合一,荀子说天人相分,其实都是大胆假设。天人或许合一,或许分离。究竟如何,还须后人小心求证,方得其解。而伊川先生的天理之说,同样是假设,是在孟子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假设。所以天理之说可以信,可以不信,但不可以视之为终极之道。不可因为有了天理之说就不去求道,不去问道了。伊川先生,你说呢?”
在苏东坡这些日子的教导下,武好古的嘴炮现在也越来越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实证之说摆到了各种假设验证者的地位。
这就让程颐很难反驳了,儒学现在还不是宗教,所以天理并不处于不可验证批判的地位。武好古的“假设之说”是站得住脚的。
“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吗?”程颐开口提问了。
程颐的问题可不简单!
天理难证,那就从人欲来反证天理!如果人和禽兽有异是因为有“仁义礼智信”,那么“仁义礼智信”从哪里来?最合理的假设无疑是来自“天道自然”,也就是天理了。这样天理不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明了?
如果天理让人拥有“仁义礼智信”,以别于禽兽,那么“仁义礼智信”就是天理的一部分,人就应该遵守实行……这其实是道德神学的逻辑。
“叔正。”苏东坡笑着接过了问题,“我在儋州时常常见到山野之民,他们不知有仁义,更不尊礼法。那他们是人乎?是禽兽乎?”
“山野之民并非没有‘仁义礼智信’,而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仁义礼智信’。”程颐道,“如果能得到教化,他们就能知道‘仁义礼智信’。而禽兽草木,是没有办法教化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仁义礼智信’。”
额,这好像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武好古吐了口气,笑着问:“伊川先生,世上并不只有‘仁义礼智信’,还有‘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还有‘归心真主,真主至大’,还有‘人有原罪,神爱世人’。可见人有别于禽兽是因为可以教化,但是所信所知,乃是和教化有关的。而各种教化谁真谁伪,自然也要实践验证的。”
“如何验证?”程颐眉头大皱,武好古话中有话啊!
“自然是用教化来验证了!”武好古淡淡地说,“存天道,而绝外道!”
这话说的……
程颐的脸色微变,武好古好像在夺自家的道统啊!
理学讲究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将灭人欲的道德圣人,当成了证道求道的路径。
而武好古则拿走了程颐的“天理假说”,然后将“绝外道”当成了证明天理或者天道的途径。
也就是说,就是要把相信各种外道的蛮夷统统教化了,才能证明天理(天道)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是存在一定关联的。
“那你相信天人合一之说吗?”程颐追问道。
“信而求证!”武好古说,“先贤提出假设,我辈当信,然后求证。若不信,又何须求证?若不求证,就是盲信,就是蠢人。”
武好古这是在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神学的基础当然是神和信仰了。天理、天道创造一切和上帝创造一切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基督教《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基督教的“道”,其实也有源头、本源的意思。
所以构建出一个创造万物“天理体系”的理学,也就接近于宗教,可以回答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了。
不过武好古要让实证主义和神学体系共存,所以就提出了“信”和“证”同在的理念。
“信”和“证”当然不是矛盾的,要不然基督教和天方教体系下怎么会产生和科学和理性派?早期的许多西方科学家不仅信仰基督教,甚至本身就是神职人员。比如开创日心说的哥白尼就是一位教士。
所以“实证主义”并不属于无神论的范畴——有神是假设,无神同样是假设,都需要小心而反复的求证,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而有了“实证主义”,也不等于就不需要信仰了。后世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那些人,不都信仰宇宙真理?
当然了,程颐的那一套理学也不能不加改造就全盘吸收,因为理学的体系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存天理、灭人欲那套太消极,而且也不利于对外传播——道德标准太高了,可就没有人肯跟着玩喽。
……
“东坡先生,武崇道,你们可畏天命?”程颐接着提出了问题。
其实他并不太在乎武好古的“夺道统”,因为“夺道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了衣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