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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欧洲“开明专制”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甚至音乐等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为启蒙运动一大重要人物。在其铁腕统治下，普鲁士的国力迅速上升，在很短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列强之列。
可以说，腓特烈二世就是欧洲一神世界‘明君英主’的模板之一，如果拿破仑不是以失败告终，他就是一个草根奋斗版的大腓特烈二世。
两个人的时代间隔的那么贴近，可就是如此，拿破仑那璀璨的让人无法直视的光芒也不能完全遮挡住腓特烈二世的身影。
这是一个印刻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的人物，他的病逝，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在后世的世界史上，整个西历1786年，汉历承天十二年，东西方发生的最大最重要事件，西方的就是腓特烈二世的病逝，东方的则是陈鸣对安南的下手。
……
从承天十一年起，安南的局势就有些不安稳了。
不管是北郑，还是南阮，亦或是残清，在政治革新道路上都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南阮是标准的政治革新，走资本道路，君主立宪是一个大前提，原时空历史上的俄国、德国、日本，乃至满清和暹罗都是它的老师。
但是南阮王室虽然屈服了南京，玩了一把君主立宪，但是让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君主主动的放弃手中的权利，即使不是完全放弃，最初的时候只是放弃了不多的一部分，那也跟割他的肉没什么区别。
而儒家学说影响深重的南阮官员集团却是如同打了鸡血，这君主立宪，可不就跟‘圣天子垂拱而治’有同工异曲之妙？
所以南阮乱搅了。也亏得西山军不敢再进攻南阮了，否则南阮非真的软下了不可。
而如果说南阮是内部的权力争斗，而且双边因为头顶上有一座大山压着，都不能下狠手，反而迫不得已下形成了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
那么走国家资本路线的北郑就是真正的‘资本’线路出问题了，他们太资本了，也太垄断了。
改革之后，北郑的经济在最初时候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诸多私人企业的背后都有着靠山，都能跟军政集团扯上或远或近的关系，而老式的商贾被纷纷淘汰。
当新兴的垄断经济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向别的行业扩张，他们就开始大鱼吃小鱼，不停的兼并，从最初涉及的都是相对赚钱的行业，比如盐业、粮食出口，然后就迅速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如老马在资本论里形容‘资本’的那样：资本主义来到世界上，从头到脚每一个汗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和肮脏的东西！
安南这个地方，矿产众多，但大部分的矿产都在北部，尤其是红河以北地区，那里现在都被残清给占据着了。北郑辖区内的矿产也煤铁为主，那就全部是被政府收为己有了，强制性的收为己有。北郑朝廷手中拿的有中国给出的借款么，他们到也知道要强大，必须发展钢铁军工。而除了这些外，北郑之经济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盐、糖、粮食、铁、布匹等生活物资的纷纷被政府‘专卖’。
很难说这方面北郑和残清是谁影响谁的，反正两边开始的都有这种‘国家垄断’经济。且还都是大规模的政府专卖。
相对来说，北郑玩的还没有残清那般的彻底呢。后者连纸张、药材都给并入了专卖模式。
没有办法，人都是贪婪的，何况走歪了的北郑国家资本路线呢。这两年下来倒是没见到北郑集中力量干大事，反而是大规模的进入经济领域，官商彻底结合了。
历史上的国家资本线路，乃至于国家垄断资本是怎么产生的啊？
那是西方世界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一战，由国家政府出面开始干预经济活动，让资本有了初步发展的西方世界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和半国有的企业。更有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扩大财政预算，增加军事采购，由国家投资或以国有化方式，兴建或扩建钢铁厂、造船厂及其他军工厂。这些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形式，他们的产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欧洲社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积累的基础上的。
跟北郑这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北郑这样的政治改革，完全就是被陈鸣强行催化的，是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一种扭曲变形的政治制度。
最后北郑的线路就偏到了赚取利润的‘垄断生意’上了。
而如此的结果最后导致的后果，就是北郑内部的经济正在逐渐低迷。
第八百零二章 复仇的烈火
北郑现在很惨的，看似不错的‘国家财政收入’，完全是建立在对正常商业活动的剥夺，和对民间的压榨之上。
光一个盐价，北郑的盐价就是广州盐价的2。5倍，价格高达四分【华币】一斤，而中国国内的盐价已经很长时间都保持在一分二到一分五/斤的价位了。
而且这个过程还相当的短促，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出了一大堆的政府专卖。
如今这年代可不是两千年前汉武帝玩盐铁专卖的时代了。安南的百姓都多久不知道政府专卖了？突然的施行起了这种制度，百姓们当然不满。
这就好比21世纪的中国，前一夜还是自由买卖，转眼国家就玩起了凭‘票’购物，你看老百姓给不给你来一个举国沸腾？
只不过北郑的老百姓没得反抗。既然无力反抗，他们就只能默默的忍受。
然后北郑市场上的粮食、盐、糖、铁、布匹、药材、烟叶、鱼类、肉类啥的，就都开始了默默的涨价之旅。这结果便宜的当然是北郑相互勾结在一起的官商，而倒霉的只有老百姓罢了。
但是被陈鸣最先决定吃下的并不是北郑，而是北郑北头的邻居残清三杰。
人家玩的更大，儒家‘大同天下’。在进行改革之前，他们地盘里的粮食、布匹、盐铁、糖类、火药等等经济命脉都掌握在了中国商人手中，他们简直成为了一个被牵着线的木偶。
残清三杰已经不奢望能反抗了，甚至于他们觉得自家都没有了‘未来’。两边的实力差距太大，大到中国只需要伸出一个小拇指，就能轻松的摁死陈杰、杨正杰、吴熊光仨。
就仿佛一个小虫子和一个成年人的差别，已经让人失去了反抗的动力。
而从陈汉让他们来玩‘儒家大同’这事儿来看，很显然，陈鸣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中，只是认为他们就是一个试验品。
而即便如此，既然如此，三杰也很乐意的来‘随心所欲’一遭。
‘儒家大同’真真是对付儒家子弟的好法宝，任何一个受儒学影响深重的人都不能抵抗。
并且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满清已经用自己悲催的遭遇证明了一个事实，过去中国那古老的农业社会模式是要改进的。因为陈汉用自己的建立，证明了前者的错误。
那么如何才能改进呢？才能让如今在新的变革中焕发新的活力呢？
三杰作为儒家弟子，也很希望自己能在黑暗中探索出一条出炉来。
这个世界上，甭管是封建王朝、部族联盟，还是共和国，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任何一种学术思想、政治理念，其最终的目的都是让自己所属的国家——国泰民安乐。
那么一个抵挡不住外界进攻，在军事上站不稳根脚的国家，在军事上不能保全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稳定的政治理念，它就是不合格的。
陈汉已经建立十二年了，算上之前的几年，它们哪儿的一系列政治学院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而这些政治学院成立了这么些年，就不可能不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王朝兴衰进行研究。何况现在的中国还有了论文这么一说，还有了报纸这个玩意儿。
很是有不少人将自己的笔头子对准了‘文华盛世’的北宋和‘众正盈朝’的晚明。
再加上新儒和旧儒争论的时候，北宋和晚明的党争也是前者攻击后者的一大依据。陈杰、杨正杰、吴熊光三人虽然坚定自己的信仰，却也不是愚蠢无知，顽固闭守的人。
他们也有吸取外界的知识，也很清楚过往模式的缺陷，儒家对于工科有着先天上的歧视性。这一点在满清被陈汉的枪炮崩塌了王朝龙庭之后，已经成为了儒家备受抨击的短处。
而事实上呢，依照着‘儒家大同’的版本进行着变革的残清三杰，玩的实在是有些脑洞大开。
陈鸣对于‘残清三杰’的‘技术指导’完全是红朝加苏共理念的18世纪调整版，总的来说就是三点，人民公社（集体农庄），计划经济，先重后轻。
陈杰三人只是轻微的动了动计划书，就完全照搬了下来。
没办法。
他们仨一是自己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理念，经济发展思想自然是不成体系的；二是陈鸣给出的一些建议在去掉了时代背景后，也依旧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土共最初搞得分地并不真的符合儒家的大同思想，备受孔夫子推崇的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而不是私有制。但是三杰也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比如王莽的改革教训。所以以土地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公社，或者也可以叫做集体农庄，就与儒家理念有隐隐的相符了。计划经济也很受三杰的肯定，因为这让他们的‘力量’更能够按照他们的思想去演化和发展，最后的先重后轻也很符合实际。
不先发展钢铁军火重工业，三杰这个小势力就没有存在的基础。
这几点都太符合‘三杰’的心理了。
只不过让陈鸣吃惊的是，没有经历过时代大洗礼的安南老百姓太油滑了一点了。
河内不比北郑，虽然河内那一块地盘是绝对的鱼米之乡，但大多数控制区域是连绵的山地，又因为战争的创伤，河内的粮食产量是无法满足自我的需求的。
陈鸣之所以部队北郑下手，就是因为北郑虽然对民间的压榨很厉害，但北郑的土地更适合农业种植，地盘中至少可以保证粮食所需。而河内都督府却需要年年从外进口粮食。
可是因为大锅饭的缘故，就如同兔子当初遇到的一系列事情一样儿，粮食的浪费，做工时候的磨工，光出工不出活等等原因造成的粮食紧张问题和生产效率低下问题，都是三杰及时发现问题后想去解决却无法解决的事儿。
短期里还不显，当时间放长到三年、四年，几十万张嘴巴的压力让河内如肩膀上担负了一座泰山。
因为在粮食需求量不断增大的同时，河内控制区域里的粮食产量在不断缩小。并且最初的采矿、冶金和伐木业在有了爆炸式的增长之后，很快产量就陷入了瓶颈，并且月月下挫。
最重要的是，河内重点发展的采矿、冶炼和伐木业虽然吸纳了不少人力，但很多人都是随着三杰一块落跑谅山的人，而安南本地的老百姓就获益不大了。
前者从事的又是劳动力，并且冶金和军工方面，河内需要南京的大量资源，后者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是需要付出金钱的。而没钱就用粮食和金属、木材来换。
本来河内在前两年的形势还堪称大好的。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渔业、林业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进入了承天九年，各项指标的逐月减退，就让陈杰仨伤足了脑筋。
河内并没有感觉着线路问题不对，因为头两年财政突飞猛进时的喜悦让三杰实在无法忘怀，至今都时不时的从他们脑子里冒起。
短短的两年里，他们钢铁厂、冶金厂有了，枪厂、炮厂和火药厂也有了，甚至还自己搞了一个规模中等的造船厂。这种实力突飞猛进的爽感让三杰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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