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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文人一直都认为大唐过于刚强了，就拿之前的军事大学来说，一下子让民间习武之风大盛，大唐本就重视军事，加上朝廷重视以及另外一条文人之路走不通，这样一来，更是一边倒的喜武厌文，而朝廷扳倒了山东士族，并且发售图书，设立官学，改革科举，招揽人才，这就是要大兴文治，文武平衡之预兆。
对于此事，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家都支持，有人反对也不敢说出来，这是一场大的功德，办成了这些事情，所有人都是无上荣光，人人争相献计献策，没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渐渐地，就有人不断地提出问题，比如开放了科举之后，读书人欢欣鼓舞，读书人数量猛增，但是谁来做老师呢？
大唐不缺书本，不缺纸张，不缺笔墨，唯独缺老师，能识字的人都愿意做官，真正愿意做老师的人，很多吗？
五百七十三孔校长
自古以来，做老师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大学问家，这里面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寄情山水，不愿参与朝堂纷争，一开始就以做老师教育学生为己任的大贤者，以鬼谷子王诩为代表；一种是立志做官，但是为现实所逼，看透一切后立志教书育人，却也带有一些对现实失望，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而逃避现实的苦楚念头之人，以孔子、郑玄、荀爽等一大批人为代表，但是仍为少数。
第二种人就是只是认识一些字，只知道死读书，却无论如何读不出名堂，宋代之前没有门路，宋代之后学力不足考不上科举，万般灰心之下就去小小的蒙学之中做一个教人识字的启蒙老师，这种人占大多数。
大唐的科举制度只是雏形，地方教育体系基本为零，所以第二种人也是极其少数，而且大多数都是在世家当中作为家学启蒙老师，教导世家子弟读书习字，混一口饭吃，或许是家族中人，但是没有大的才能，只能做一个启蒙老师。
类似于王诩和郑玄这一类的大贤者，做老师的很少，因为一般而言有了大名望的学者贤者，在这个科举制度没有确立规范的时代，察举制度还有些残余的时期，是会被朝廷以特殊礼遇征召到朝中做官，而且十之**都是愿意的，剩下来的那十分之一，只是凤毛麟角，苏宁就很少了解唐初时期有哪些这一类型的大贤者心甘情愿教书育人，而留下大名声。孔颖达号称帝师，却也是个官员，一直都是。
大唐建立教育体系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能在地方上建立蒙学系统所需要的启蒙老师，找不到能够教育小孩子读书习字的启蒙老师，而且就算能找到，那也是一个心怀大抱负的大贤者，适合在即将筹建的大唐最高文人学府政法大学里面教书育人。而不是在一个小小的乡。几百户人家里面教书育人。
大唐如今的情况应该从上往下再向中间建立教育体系，而不是从下往上，要么就是文人，要么就是根本不识字的白丁。中间几乎没有任何人存在。别说初中生高中生了。小学生都不合格，幼儿园什么的压根儿就别想，唯一适合立刻建立办理的。反而是政法大学这个最高学府。
而后，才能返回到最基层，在大唐各地建立起最基础的幼儿识字班，即蒙学，蒙学不仅仅可以让幼童上学，也可以让愿意识字的成年人加入，国民素质的提高不能只靠着孩子，当今世上所有的成年人不说都能读书吧，都能识字，那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国民教育体系建立完成的基础标志就是人人都识字，教育体系建立的第一个任务也就是扫盲。
一个幼童经历蒙学小学中学大学四级学府之后，起码也要十几年，按照现代教育体系的划定参考，以六周岁为起始点入小学，蒙学可以限制在两年以内，即四岁至六岁，心智初成，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和学习**，是最好的年华。
至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划分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大臣们按照自己幼年接受教育的经验来说，一般都是从五岁开始读书，二十岁左右做官，一共也就是十五年的读书学习游学时期，做了官以后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这是一个普遍现状。
古人所谓十年寒窗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一般而言有书可读的家庭都是从四五岁开始教育孩子读书习字，二十岁及冠，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从秀才到状元这几级制度之下，并无规定的年份，晏殊十几岁就能考中状元，而更多的人七老八十也考不上一个秀才，这就是没有一个规范性的划定年限而造成的问题，自然也有一些人天资愚钝，实在无力考上的原因。
最基础的识字认字读启蒙书籍，估计两年的时间也就够了，所以蒙学的入学时间和学习范围是最早敲定的，四岁入学，六岁出师，主要是认字，认字完了就读一些启蒙书籍，百分之一百升学率，没有测试。
县一级的县学，一个县的学子聚在一起学习，称之为县学，也被根据大学的概念而称之为小学，六周岁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却没有定论，但是随着男十七女十五成婚概念的渐渐地普及，却来越多大臣统一思想，十七周岁，以十七周岁为限，从六岁到十七周岁，是一年的时间，将朝廷规定的小学和中学学习任务完成，就可以参考最高学府政法大学，继而做官。
苏宁的强迫症又犯了，说与其十七岁，倒不如十八岁，不少人家十七岁一到肯定急着结婚，要是这个时候还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如何操办？倒不如缓一年，十八岁整，从六周岁到十八周岁是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时间，朝廷要作出规定，十八岁一到，中学生身份正式解除，就必须要参考大学了。
当然，考不上也没关系，一辈子都可以考试，永远都能考试，但是如果遇上一些神童之类的太过牛逼，也不能让他太早考大学，拔苗助长不是好事，限定十五周岁为考取大学的最低年龄标准，不到十五周岁，不允许参考大学，而上不封顶，哪怕你已经一百五十岁，也可以考大学。
大臣们纷纷点头称是，这个学年的划分就这样确定下来，然后就是迫在眉睫的大唐政法大学的筹办，学期制度就按照军事大学的制度，但是苏宁建议比军事大学多一年，改为四年制度，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为最标准的学习时期，二十二岁大学结业考试，就可以参加科举了，只要有大学的毕业证书。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也要做出规范，有一些职位必须要大学毕业生才可以报考，而有些职位，任何人，只要识字读过书，达到应考标准了，就可以报考，大学生的限定人数学习军事大学制度，一年一千人的名额，不能多。物以稀为贵。教育成果也需要保护，当然伴随着读书人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早晚，每个州都可以拥有大学。
就算是如今。一年一千名预备官员的分量。也足够李二陛下连做梦都能笑醒。军事大学的成功例子历历在目，政法大学的意义更在于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比起军事大学而言。政法大学的建立和成功更能彰显大唐文治的成果。
不过紧随而来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老师去哪里找……
军事大学容易啊，只要是个大将就可以进入，以培养军官为己任，军队中人才层出不穷，军队大将既是军校教授，军队和军校挂在一起，永远不用担心生源和师源，这也是为何世家大族无法对军事大学动手的原因，但是政法大学就不一样了，顾名思义，行政司法大学，行政，需要行政人才，司法，也需要懂法律的人才，更需要懂得教授的人才。
行政人才，大唐有，司法人才，大唐也有，可是又懂行政又懂司法还懂得教书的人，实在是太少，而且政法大学的教学科目绝对不仅仅是行政和司法，这只是一个名头，司法就不说了，光一个行政就包含多少内容？劝课农桑，劝学，审理案件，处理民事纠纷，管理治下农业生产、商业发展和工业建设，恢复文明礼仪，各种事情都非常具体。
一个县，需要的一个合格的县令，他所要做的事情就绝对不少，当然，他不必亲自去做，县里面的任职人员也是通过科举考试专门考取的专业人才，但是他不能一窍不通，他至少要知道，要了解，然后协助专业人才处理好这些事情，不能因为自己不懂而又不让专业人才发挥，酿成惨剧。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所以政法大学的教育任务相当严峻，关乎大唐未来整个行政体系的安危，所有大臣面色凝重，不该有丝毫懈怠，孔颖达老头儿双目通红，泪流不止，跪在李二陛下面前请求李二陛下让他做这个政法大学的祭酒，有了军事大学的例子，大臣都认为政法大学的学子也应该是天子门生，但是此时苏宁提出异议。
“军事大学有其特殊性，学子具为军中战将，统率军队，军队乃国之重器，必须赋予陛下之手，稳固统帅，切不可乱，是以请陛下担任军事大学校长，使其学子为天子门生，加强军中团结，上下互信，国家遂安；反观政法大学，学子出师，具为朝廷官员，或大或小，天南地北，所做事所行事需要自我主张，需要承担自我责任。
行政不比打仗，其中凶险更甚于行军打仗，军中战将为天子门生，可巩固大唐根本，稳固大唐，而各地官员具为天子门生，这又算得了什么？天子门生当为荣誉，而非是习惯，物以稀为贵，用得多了，谁还会因为天子门生之头衔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而且历代帝王具为校长，万一出现前任帝王托孤大臣为大学毕业，而现任帝王不过十余岁，难道这样便可师生颠倒，长幼颠倒？岂不荒谬？是以军中战将可为之，天下官员切不可为之。”
苏宁一番话说下来，大臣们连连点头，李二陛下深思过后也感到这样做的确有些欠考虑，可一可二不可三，军事大学这样做已经是破格，若是政法大学也这样做，迟早闹出乱子，天子门生是一个殊荣，绝对不是所有学子都能得到的，万一出来一个败类，岂非是天子也要谢罪？
既如此，倒不如把这个包袱甩出去，掌握军权，也就可以掌握政权了，李二陛下一念之下，道：“苏卿所言甚是，天子门生绝非寻常头衔，岂可随意授予？此举有损皇帝威严，是以朕决定，政法大学若成，朕不担任校长一职，而将校长一职赋予孔卿，往孔卿再现孔夫子盛况，桃李满天下。”
反正历代帝王都捧着孔家做文圣，孔颖达自己也是博学大儒，教学经验丰富，实在是目前朝中可以担任校长一职的不二人选，而且孔颖达在之前也立下大功，多亏了他正和清流文人和寒门士子的力量对抗世家力量，使得在文坛上朝廷不落下风，此时正是投桃报李之时，孔颖达毕生愿望就是重现孔老夫子的壮举，弟子三千，而现在若是全盛之时，弟子四千也未可知。
孔颖达就别提多高兴了……
五百七十四以貌取人？
朝廷要开发江南，要移民百万至江南，还要移关中之民往山东塞北等地，分散人口，减缓关中土地缺乏之压力，而加速山东复兴和江南崛起的速度，并且变相的促进人口增长，朝廷做出的有屋有田有钱粮的承诺使得更多的无地少地贫农心动不已，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