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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一走进书房，就看到书架上那两排周赫煊的作品，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异样，便跟常凯申谈起赈灾事宜。
第二个进去的是颜惠庆，这位先生就要憋屈得多。常凯申虽然和颜悦色地跟他交谈，但并没有委以重任，颜惠庆只能黯然离开。
第三个进去的是潘复，这家伙在书房待的时间最久。
当初周赫煊与张学良初次见面，就是在潘复家中。此人八面玲珑，跟哪个派系都关系良好，年初还给张学良做了几个月高级顾问。
常凯申跟潘复谈的，自然是东北易帜问题，希望从潘复口中多多了解张学良。
潘复对此大失所望，他是来谋官的，结果常凯申只让他跑腿。
离开的时候，潘复下意识地看了看书架。等他返回天津后，立即对司机说：“去三乐堂！”
周赫煊的新居三乐堂，莫名其妙就成了热门场所，每天都有乱七八糟的人来投拜帖。
在北方的军政两界，已经渐渐传出消息：常总司令是周先生的铁杆书迷。
第二百二十九章 南戴北周
在《菊与刀》问世的同时，好巧不巧，南方那边出了本《日本论》，两书问世的时间相差不到半个月。
戴季陶的《日本论》，一向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日本学者认为它比《菊与刀》写得更深刻。
毕竟，真正了解日本的，还得是中国人。
不过《菊与刀》被周赫煊大修改后，内容已经面目全非，只保留了原作者大致的思想，连内容框架都不一样了。
上海。
国富门路有一栋小洋楼，是蒋百里最近买下的。他把北平的旧居卖了7500大洋，又向兴业银行办抵押贷款，终于凑够钱在上海买了自己的房子。
北伐刚刚开始时，常凯申、孙传芳和吴佩孚同时发出邀请，希望蒋百里能去做他们的参谋长。
蒋百里最开始答应了吴佩孚，但他不是去做官的，而是想奉劝吴佩孚跟广州革命军合作。吴佩孚当然不会听从建议，于是蒋百里便辞职走人了。
由于传统的节义思想作祟，蒋百里短期内不想事二主，随即拒绝常凯申和孙传芳的邀请。但他最终还是去了孙传芳那边，不是做五省联军参谋长，而是担任类似于地方警备司令的职务。
蒋百里这些年都不愿掺和军事和政事，颇有些弃武从文的意思。他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到了21世纪，仍旧是中国美术专业学生的重要选读书籍。未来中国历史课本中，有关文艺复兴意义的那块，基本上沿用继承了蒋百里的观点。
不仅如此，蒋百里还参与创建了文学研究会，加入了新月社，于徐志摩交情颇深。
两年后蒋百里入狱，徐志摩激动之下，直接扛着铺盖卷陪蒋百里坐牢——真在监狱打地铺睡了一晚上。
自从孙传芳兵败失势后，蒋百里便处于赋闲状态，每天的主要功课便是读书看报。
最近，蒋百里发现两本有意思书，一本叫《菊与刀》，一本叫《日本论》。
蒋百里先是看完了《日本论》，因为这本书字数更少。
怎么说呢？
《日本论》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说中国人有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书中主要论述了日本的神权、皇权、文化、武士道思想，以及国体制度、社会阶级、军国主义、明治维新、南进北进（南为东南亚、太平洋，北为朝鲜、满蒙）政策等内容。
总的说来，戴季陶的《日本论》一书，观点客观中肯，行文平和讲理。既有对日本的批判和讽刺，也在某些地方有稍许美化，最大的优点是对日本国体构成和扩张策略分析得比较深入。
蒋百里对《日本论》还是很赞许的，唯一让他不喜欢的是，戴季陶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透出一种对日本的敬慕。
放下《日本论》，蒋百里又开始阅读《菊与刀》，只看完开卷一段话，他就感到精神猛震。
跟戴季陶的中正平和比起来，周赫煊的笔锋更加犀利直白。两书都是把日本视为未来之敌，但戴季陶要含蓄得多，周赫煊却根本不加以掩饰，明明白白指出日本会侵略中国。
在讨论日本民族性上，戴季陶只用了“虚伪”一词，周赫煊却用的是“矛盾”。
戴季陶在书中论述日本的“南进北进”策略，没有直说日本侵略中国，也没说日本要和诸国列强再发战端。周赫煊则直接指出，北进就是占据朝鲜和东北，南进就是占领台湾、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中日早晚得有一场全面战场，甚至把欧美诸国都要卷进去。
不过两人有些观点还是相同的，比如说日本的明智之选是联合德国，以抵抗欧美和苏联。
但在中国的选择上又截然不同，戴季陶认为中国也应联合德国，周赫煊却认为应该争取美国支持。
蒋百里阅读到《菊与刀》中间的章节，那是对中日未来战争的假象。他越看越兴奋，忍不住想要拍案叫绝，周赫煊明确指出，日本人的国力不适合打持久战，而中国的战略纵深会把日本人拖垮。
如果中日之间真的爆发战争，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菊与刀》的思想进行抗战。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同时也不怕日本看了此书会咋样，因为日本既然想要打仗，那根本就会无视这些细节。
是的，无视。
日本老谋深算的政客们，根本就不想和中国爆发国战，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劣势。
真正挑起战争的，是那些没有脑子的军人。
什么，首相不愿打仗？
既然如此，为了大日本帝国的未来，首相大人，请你去死吧！
这就是日本的下克上传统。
蒋百里对日本人了解极深，在历史上，当中日爆发战争后，蒋百里对中国抗战极为乐观。他写的《日本人》一书当中，开篇居然在可怜日本人，认为日本自寻死路，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预言日本必败。
蒋百里左右端详着手上的两本书，再次重新阅读后，他忍不住提笔写评论文章：“近日发生的济南事件、皇姑屯事件，再度于中国掀起仇日浪潮。我们仇视一个国家，首先要对它有所了解，仇视不是目的，如何应对才是根本。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戴先生的《日本论》，以及周先生的《菊与刀》，就是当今中国对日研究的最权威著作，对日学术钻研无出其右者，可称‘南戴北周’……”
正如蒋百里所言，济南事件和皇姑屯事件的接连爆发，导致中国民间仇日情绪高涨。
《菊与刀》和《日本论》出版后，立即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追捧，销量更是刷刷的往上飙。各大报纸、杂志的评论、荐书栏目，也都大力推荐这两本书。
周赫煊莫名其妙的，就跟戴季陶并称为“南戴北周”，被誉为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日本对中国是极为关注的，像《朝日新闻》这种大型报纸，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新闻。《菊与刀》和《日本论》两书，迅速流传到日本，而且还是中文原版，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可和赞誉。
没错，就是赞誉。
至于周赫煊在《菊与刀》中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则直接被日本学者忽略了。
第二百三十章 新合伙人
天津英租界，海大道。
三乐堂外。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妈拉个比的，敢跟老子玩儿这套，气死我了！”
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本崭新的《菊与刀》，站在小白楼外愤怒臭骂。
他的名字叫张敬尧。
潘复正好坐车前来，笑问道：“勋臣兄，你这是怎么了？”
张敬尧无比生气地说：“我慕名前来拜访周赫煊，这姓周的居然闭门谢客，纯粹就是看不起我嘛！想老子当年纵横沙场的时候，这姓周的还在穿开裆裤呢。”
“哈哈哈哈！”
潘复闻言大笑，随口说道：“勋臣兄，不如随我一起进去吧。”
“我才不去，谁去谁孙子！”张敬尧不小心把潘复也骂了进去。
潘复心中极为不爽，但还是笑道：“那就不叨扰了，告辞！”
“妈的，什么破书？”张敬尧气呼呼把《菊与刀》扔在路边，然后坐进自己的小轿车，呵斥司机道：“快他妈回府，这狗x的姓周的，早晚有一天会落在我手上！”
潘复则顺利地进入三乐堂，他下车后被佣人带到会客厅，拱手笑道：“周先生，又被你气走一个啊。”
周赫煊无比头疼：“馨航兄，我已经快烦死了，天天都有人找上门来。”
“说明你这里有前途啊。”潘复打趣道。
潘复结交甚广，无论跟哪个派系都来往密切，而且还做过张学良的高级顾问。这个人跑来串门，周赫煊是不方便往外撵的，但其他人可没这种待遇。
就拿刚才的张敬尧来说，什么玩意儿啊！
此人比混世魔王张宗昌还奇葩。
张敬尧在晚清时就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属于北洋老人，按理说该混得很好才对。
可十年前，张敬尧在湖南当督军的时候，由于贪婪成性、胡作非为，居然把当地的军阀、土匪、士绅和读书人全部得罪，生生被逼得辞职，连亲弟弟都被杀了。
被逼迫辞职的一省督军，张敬尧应该算民国独一份，也特么是个人才。
这家伙还是个官迷，吴佩孚得势投吴佩孚，张宗昌得势投张宗昌，张作霖得势投张作霖。现在听说周赫煊是常凯申、张学良跟前的红人，马上就跑来拜会周赫煊，希望能在国民政府或是东北谋个军长当当。
只要能当官，张敬尧根本不在乎主子是谁。历史上，九一八事变后，他想当官想疯了，居然主动与日本人勾结，密谋在天津进行暴动，以策应关东军占领北平和天津。
尼玛搞笑呢，那时才1932年，离七七事变都还早得很。日本人根本没打主意入关，张敬尧就积极帮忙了，不知他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屎。
周赫煊让佣人端来茶水，问道：“馨航兄，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
“哈哈，我是天天有空。”潘复毫不掩饰自己的结交之心，他说，“这个社会，多个朋友好办事，没有正事也可以多走动走动。周末晚上，我那里有个牌局，你要不要去？”
“打牌就不用了，我不太喜欢。”周赫煊连忙拒绝。
潘复这人属于极品，他府上每周都要安排好几场牌局。牌友包括奉系、直系、皖系，甚至是遗老遗少、国民政府的官僚，不管在职不在职，不管得势还是失势，他都能凑拢来一起打牌。
潘复不是刻意讨好周赫煊，他是谁都讨好，这他娘的才算职业政治掮客。
前两年张学良在天津时，潘复为了迎合少帅，频繁举办各种舞会（少帅爱跳舞）。赵四小姐就是在他举办的舞会上，跟张学良认识勾搭的。
凭借这一手串联政客、军阀的能力，潘复竟当上了张作霖的财政部长。
听周赫煊说不喜欢打牌，潘复猛地一拍额头，笑道：“我倒还忘了，周先生是学者，自然不爱那种俗事。不如，我下周举办一场舞会，专门请年轻人来跳舞？”
“不用费心了。”周赫煊立即转开话题，“鑫航兄，有没有兴趣合伙做生意？”
“做生意，那很好啊。”潘复笑道。他虽然是前清举人出身，但却靠办实业起家，还在济南主办过一次山东省产品展览会。会上共选出数百种优质产品，后来送选巴拿马万国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