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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管是美国西部大铁路，还是这条西伯利亚铁路，每一根枕木上都流淌着中国人的鲜血。”
爱因斯坦起初是惊讶，随即默然，缓缓说道：“或许，我应该更多的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
柯布西耶做为一个建筑师，他听到周赫煊所说的话后，忍不住评价道：“中国的工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不管是在俄国、美国，还是法国，他们的表现都是那样出色。或许，这种工匠传承一直流淌在民族血液中，所以才会有万里长城。”
李石曾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中国的工人修建了美国西部大铁路、修建了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当今世界最雄伟的两条铁路，其最难的路段都是中国工人修出来的，而中国自己的铁路却少得可怜。
中国的工人，何时才能修筑一条属于中国的世界级大铁路？
李石曾感到很茫然，内心的憋屈难以言喻。
周赫煊望着远方的冰川雪原，耳畔依稀响起韩红的那首《天路》。
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是海参崴，晚清时候还属于中国的土地，现在却成为苏联的远东第一大港“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镇东府”。
即便抛开海参崴不说，此时的西伯利亚铁路也是要途经中国的，大摇大摆地穿过哈尔滨。
火车在哈尔滨站停下，众人下车转乘支线铁路，路过长春，前往沈阳。
这条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是1903年建成通车的，当时名为“东清铁路”。李鸿章做为清朝特使，跑去莫斯科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被俄国人诱迫签署《中俄密约》，并决定修筑这条“东清铁路”，实质上是在加强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东清铁路，在民国时候叫做——中东路！（起点哈尔滨，终点大连）
中东路事件的影响已经荡然无存，周赫煊等人在长春站，看到无数苏联铁路职工，正在井然有序的工作着。只有野外不时出现的弹坑，以及被炸毁后还未修复的建筑，提醒着人们这里刚刚爆发过战争。
沈阳车站。
“呜呜呜～～～～～”
火车汽笛拉响，黝黑的钢铁巨兽慢慢停下，周赫煊起身对爱因斯坦和柯布西耶说：“两位先生，请吧，欢迎来到中国沈阳！”
“请！”柯布西耶让爱因斯坦走前面。
爱因斯坦当仁不让的走在最前边，当他下车的瞬间，站台外猛然爆发出疯狂的呐喊声。
冯庸做为张学良的代表，带领沈阳社会各界的名人，还有自发前来的学生和记者，已经在车站等候多时。
爱因斯坦笑着朝众人挥手，用刚从周赫煊那里学来的简单中文说：“歇谢，腻闷耗！”
“轰！”
听到爱因斯坦说中文，车站里变得更加热闹，激动的学生不要命地往前挤，把维护秩序的警察都撞翻了。
好不容易安抚好现场情绪，冯庸带着政要名人们走上前来，与爱因斯坦握手道：“爱因斯坦先生，你好！”
“你好。”爱因斯坦开玩笑道，“你的英语，比我的中文说得更棒。”
“哈哈哈哈！”
这个小小的幽默，让现场欢声大笑。
周赫煊上前介绍说：“这是冯庸先生，他是一所免费私立大学的创办者。”
“免费私立大学？”爱因斯坦惊讶道，“太不可思议了。”
周赫煊笑道：“冯庸先生为了创办大学，把父亲留下的遗产都变卖了。”
爱因斯坦握着冯庸的手说：“冯先生，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绅士。”
“多谢夸奖，不敢当。”冯庸连忙谦虚道。
周赫煊生怕冷落了柯布西耶，连忙又介绍：“五哥，这位是欧洲顶尖建筑设计师柯布西耶先生。”
冯庸立即上前握手：“柯布西耶先生你好！”
“你好，年轻的校长先生，很高兴认识你。”柯布西耶笑道。
随后，冯庸又介绍了几位沈阳的政要名人，大家簇拥着爱因斯坦准备离开车站。爱因斯坦完全成为焦点中心，别说柯布西耶，就连周赫煊都变成了陪衬。
沈阳《申报》的记者拦着众人大喊：“等等，大家先来合影留念吧！”
冯庸从善如流，对两位老外说：“爱因斯坦先生，柯布西耶先生，请！”
爱因斯坦和柯布西耶站在最中间，周赫煊、冯庸分站他们两边，更外边和后面，则站了不少沈阳的名人政要。
“大家注意看镜头，茄子！”
“咔嚓！”
“咔嚓！”
柯布西耶拍照时很有绅士派头，表情严肃、一丝不苟。爱因斯坦则要调皮得多，就在记者按下快门的瞬间，他突然歪脑袋、吐舌头，瞪大双眼活像一条小狗。
而周赫煊明显注意到爱因斯坦的举动，斜乜着眼睛看向这位科学家，表情似笑非笑——颇有些“滑稽”的味道。
这张照片后世流传很广，有网友发帖调侃说：“整张照片的画风，从中线一分为二。左边的冯庸和柯布西耶太严肃了，就像是在拍证件照。右边的周赫煊和爱因斯坦，则已经不属于拍照范畴，他们明显是在斗表情包，一个‘逗逼’，另一个‘滑稽’，都挺欠揍的。”
第三百四十三章 再会
爱因斯坦和柯布西耶来到沈阳的第一天，都是在吃喝玩乐中度过。毕竟旅途疲惫，得花时间休息休息，听京剧、逛大街、出席晚宴，顺便还抽空接受了报社采访。
第二天，众人前往东北大学参观，张学良做为校长亲自率队迎接。
章士钊、梁簌溟、罗文干、冯祖恂、刘先州等人，如今都是东北大学的教授。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去年夏天就已经辞职了，因为林徽因要回天津生孩子。
张学良表情有些复杂的看了周赫煊一眼，随即热情地和爱因斯坦握手道：“欢迎，欢迎您来中国东北！”
周赫煊介绍道：“这位是中国东北三省总司令张学良先生，他同时也是东北大学的校长。”
“你好。”爱因斯坦对张学良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只是个地方军阀头子而已。
爱因斯坦那不咸不淡的语气，让张学良有些尴尬，连忙介绍其他人：“这位是东北大学理学院院长孙国峰教授。”
“你好，爱因斯坦先生。”孙国峰上前握手道。
爱因斯坦笑问：“你说的是美式英语，在美国学习的吗？”
孙国峰说：“我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理学博士。”
“我访问过那里，那是一所好学校。”爱因斯坦道。
张学良介绍完文、理、工、法四大学院的院长后，才开始介绍章士钊和梁簌溟等人。
根本不用周赫煊做翻译，从张学良到梁簌溟，不管有没有出过国，都是一水儿的流利英语。特别是罗文干那标准的伦敦腔，说起来抑扬顿挫，跟爱因斯坦聊得很起劲。
周赫煊最感兴趣的是章士钊，这位老先生前些年属于被口诛笔伐的对象，因为他强烈反对新文化运动，属于进步青年眼中的封建老顽固。
可就是这么个老顽固，却一直是坚定的革命派。
晚清时期，章士钊在报纸上痛骂康有为，其文章影响力跟邹容的《革命军》不相上下。到了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他曾筹款2万元交给太祖，这些钱一部分资助留法学生，另一部分用于湖南革命活动。周总在欧洲创立共青团时，宣传所需的印刷机，也是章士钊帮忙从法国运送至德国。
章士钊做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也当过北平农大的校长，现在为啥沦落到东北大学当普通教授呢？除了被南京政府通缉外，还因为他强烈反对新文化运动，再加上勒令解散女师大，得罪无数进步青年和学生，在教育界的名声早就坏透了。
事实上，章士钊只是看不惯全面西化而已，他主张“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新旧相衔，斯成调和”。可惜这种保留传统文化，接纳西方文化的做法，不适合当时思想激进的大环境。
五年前，章士钊、胡适这两个打笔仗打得飞起的“仇人”，在善后会议的晚宴上拍了张合影。
章士钊在相片背面写下平生唯一的一首白话诗，专门用来调侃胡适：“你姓胡/我姓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来攻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胡适随即回了一首七绝：“但开风气不为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两人写诗互赠，相谈甚欢，一派和谐景象。
等他们各自回去以后，章士钊继续写文章大骂白话文，胡适奋起反击痛斥老顽固。
张学良带着爱因斯坦、柯布西耶去参观校园，随后分为两队。爱因斯坦前往理学院讲学，柯布西耶前往工学院讲学，两位大师级人物的到来，把东北大学的学生高兴坏了。别说教室过道里挤得爆满，就连教室的窗户上都趴满了人。
周赫煊这才有空跟老朋友交流，他笑着对梁簌溟说：“寿铭兄，北平一别，好久不见。”
梁簌溟说：“每次见面，明诚都让我刮目相看。”
“哈哈哈，寿铭兄倒还是老样子。”周赫煊大笑。
章士钊没有跑去听演讲凑热闹，挨过来抱拳说：“周先生，在天津时就一直想拜访，今天终于见到了。”
章士钊的身材又瘦又矮，戴着副黑框眼镜，穿着件灰色大棉袄，甚至双手拢在袖子里，完全没有什么所谓大师风范，就像个普通的退休老头儿。
“行严先生，久仰大名！”周赫煊连忙见礼。
三人聊了些琐碎闲事，又说起周赫煊在欧美大出风头，话题渐渐转到如今的军阀大战上。
“又要打仗啰，我是跑来东北躲避战乱的。”梁簌溟无奈地自嘲道，他去年初还在广东当中学校长。
章士钊摇头道：“只有中国被彻底打烂，那些兵头子才能安生。”
梁簌溟感慨地说：“不知中国何时才能安稳下来，这东北的局势也越来越糟糕，哪里都不是太平地界。”
章士钊是做为赤色分子被国党通缉的，他愤然道：“南京国民政府的丑恶嘴脸已经彻底暴露，也就胡适之还天真烂漫，以为能跟国党讲道理。现在好了吧，被逼得连中国都不敢呆，直接远走海外。”
章士钊语气中带着幸灾乐祸般的调侃，同时也隐藏着几分痛心和慨然。
想当初五四运动时，他是顽固保守派的领袖，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两人在报纸上对骂了好几年。可现在呢，一个被通缉躲到东北，一个被逼得离开中国，都是拜南京国民政府所赐。
周赫煊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老蒋要跟地方军阀开战，这种事谁都拦不住。
张学良的副官胡若愚突然出现，走到周赫煊身边低声说：“周先生，司令请你到校长室一叙。”
“带路吧。”周赫煊道。
胡若愚带着周赫煊快步走到校长室，他推开门说：“周先生请。”
周赫煊抬步而入，张学良独自站在里头，看着周赫煊欲言又止，似乎难以开口。
第三百四十四章 死局
等胡若愚把房门关上，张学良才满脸羞愧地说：“明诚兄，我悔不该当初没有听你的建议啊，丧师辱国，实为民族之罪人！”
“六帅不必过于自责，好在还没有铸成大错。”周赫煊只能劝解，总不可能劈头盖脸地骂过去吧。
除了打仗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