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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
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日宣战，也不敢跟日本谈判，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日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根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适，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良久动笔写下标题——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菊与刀》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
既然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几年下来，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
第四百五十五章 文章
东北腥风血雨，关内争斗不休，奉化乡下却犹如世外桃源。
下野回老家的常凯申，似乎完全不理会国际国内的纷争，整天游山玩水过得好不快活。他在1月1号的日记里写道：下午与妻及大伟往奉化城北游行，天朗气清，颇得一时之乐。又在1月2号的日记里写道：上午祭慈神后与妻等往游妙高台、雪窦寺。下午下山游仰止桥中山亭观瀑……
只在1月上旬，常凯申就外出游弋了五次，期间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全部都记录到日记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常凯申跟外界彻底隔离，他甚至把部分侍从室搬到了溪口老家。
侍从室，名字听起来很普通，但再过几年，常凯申的侍从室就能让人闻风色变。
常凯申此人嗜权如命，大小权利都要一把抓，遇事喜欢独断专行，谁来劝都没用。他曾多次说：“我的决定就是命令，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
用陈布雷的原话来讲：（常凯申）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事事都要亲自处理。
这种如同皇帝的独裁统治，就需要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为他谋划，为他控制人事和收集情报，还要为他提供安全警卫保障，于是“常凯申侍从室”诞生了。
“常凯申侍从室”是一个畸形怪物，从3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太上皇。有点像雍正的军机处，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用谕旨的形式对各部门和各地官员发布命令。
清晨，农家小院。
常凯申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宋美龄散步，侍从副官李大伟默默跟随，周围还站着一些负责安全的侍卫。
在院子里走了几圈，常凯申坐在石凳上，说道：“今天有什么消息？”
李大伟立刻拿出一封电报函：“苏联再次提出，希望能够用大公子换回牛兰。”
“大公子”就是常凯申的儿子尼古拉同志，如今在莫斯科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老师。而“牛兰”本名雅各布·鲁德尼克，则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站的创立者，前不久刚被国党抓捕关押。
苏联用常凯申的儿子换回共产国际中国总联络人，这对双方来说都似乎是划算的买卖。
常凯申拿着电报看了片刻，吩咐道：“不予理会。”
“是。”李大伟立即记录“圣谕”。
常凯申想起那个不省心的儿子，心中颇为感慨，闭眼道：“继续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文件：“南京政府那边，第五次发电邀请总座回宁主持大局。”
“不急，慢慢来，时机还未到。”常凯申说。
李大伟又拿出一份电报说：“东北密电，溥仪已经选出了新的皇后人选，很可能下个月就登基称帝。土肥原贤二已经担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黑龙江的马占山，有投降日寇的倾向。”
常凯申眼睛猛地睁开：“致电张汉卿，让他稳住马占山。马占山是东北抗日的旗帜，这面旗帜倒不得。”
李大伟陆陆续续又汇报了一些消息，最后拿出一叠报纸和杂志，供常凯申独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找，抽出《独立评论》说：“这是什么杂志？以前都没见过。”
李大伟解释道：“这是胡适、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新创的杂志，昨天从上海送来的，听说颇受政界和知识分子青睐。”
“咦，居然有周明诚的文章！”常凯申迅速浏览目录，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页。
只见文章写道——
“历史上，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均是其国家、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日本政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正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解释案例……古代的日本政治，长期处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二元状态，但又与现代具有不同的内涵。日本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在天皇朝廷与摄政、院政二元对立共存，后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精神权威与幕府的二元对立共存。明治维新后，日本政治由古代单一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发展为多重的二元化权力体系，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精神权威，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操控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中期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元老权力的二元共存，现在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的二元对立共存……”
“日本内阁的行政权，与军部的由‘统帅权独立’宪法原则形成的军令权并立存在。军部的军令权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与内阁的行政权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军部的优势存在，不仅在于军部拥有直接和天皇对话的权力，同时‘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和军部对陆海军大臣的推荐权，更形成了军部对内阁的强势地位。日本内阁在与军部的斗争中，还要受到枢密院的掣肘，因此显得更加弱势。”
“政令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是立宪天皇制的最大隐患。从根本上讲，军令也是政令的一部分，正常的国家应该实现军政统一。”
“在日本的立宪天皇制下，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显性权力’，以及宪法没有规定的‘隐性权力’，实际上也处于二元对立中。首相元老推荐制、重臣会议和内阁陆海军大臣军部推荐制超然存在，明治宪法虽然形成了多元权力系统和横向、纵向的复合制衡机制，但实际运作中往往制而不衡。”
“以上这些，都酿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对日本内阁的全面压倒性胜利。因此，中国想要利用内阁扼制关东军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也是完全不可取的！日本内阁就是一尊泥菩萨，他自保都难，又如何能帮助中国？”
常凯申把这些内容读完，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对日本政治权力体系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
周赫煊在讲完日本的二元政治后，又用台湾和朝鲜做例子，分析日本人在东北可能实行的日化统治。他呼吁，除了在战场上要抗日，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要抗日。如果东北短期内无法收回，那就要做好长远打算，不能让东北的下一代成为满脑子日本思想的“归化民”。
周赫煊在文章里的原话，是这样对沦陷区的东北同胞说的：“抗日不一定要提枪杀鬼子，每一位父亲，每一位母亲，应该告诉你们的孩子，他是中国人！每一位知识分子，你们在日寇铁蹄下艰难生活，不一定要与日寇刺刀见红，但应该时时刻刻不忘传播中华文化和思想！这也是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抗日！日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
常凯申再翻阅其他人的文章，比较之后说：“还是周明诚看得明白，既知日本事，也知中国事。他清楚东北一时难以收回，已经在做长远打算了，不像其他人整天闹着逼中央抗日。此人实为国之干才，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李大伟提醒道：“总座，周明诚好像跟张汉卿闹翻了。”
“闹翻了也不能用，看他写的文章，这个人路线有些偏左。《大国崛起》我也看过，他对苏联的发展非常看好，可别是个隐藏的赤党。”常凯申连连摇头道。
李大伟说：“那倒不至于吧。”
常凯申想了想，说道：“等我这次复出，再把他招来详细聊聊。”
第四百五十六章 闲谈
北平，太太家的客厅。
丁文江举着本《独立评论》，拍手赞道：“周先生这句话说得好！日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叹息说：“话讲得虽好，却不能改变东北沦陷的事实。”
丁文江道：“不管如何，周先生这篇文章，对日本政治体系的阐述极有见地，也解释了为何日本内阁会向陆军部妥协。”
二人说话之间，金岳霖也走进客厅。他这次是独自前来，已经跟同居多年的美国女友分手，心中爱慕着已经嫁人的林徽因。
“老金快过来！”蒋廷黻招手道。
金岳霖笑呵呵地问：“你们都聊上了？”
丁文江说：“在聊周先生的文章。”
林徽因端着咖啡过来，笑道：“今天周先生也要来，估计就快到了。”
“真的？”丁文江兴奋道，“我对他可是慕名已久，一直想亲眼见见。”
“谁要见我啊？”门口突然传来周赫煊的声音。
梁思成拍手笑道：“哈哈，说曹操，曹操到！”
周赫煊大步走到客厅，抱拳道：“诸位先生好，我来得有些迟了。”
“不迟，有些人还没到呢。”林徽因问，“明诚是要茶，还是咖啡？”
“茶吧。”周赫煊坐下说。
没过多久，胡适、徐志摩和傅斯年联袂而来，大家纷纷热情问候。
历史上，徐志摩此时应该已经空难逝世了，死在前往北平听林徽因讲座的路上。
周赫煊顺手救了徐志摩一命，他当时人在锦州，无法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学术会议。于是拍电报给徐志摩，希望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