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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范本克“噌”的站起来，慌张道：“天津市政府真这么做？”
秘书点头道：“是真的，消息都登报了！”
范本克心急火燎地说：“快请华董，把公司的三位华董请来！”
秘书连忙去打电话，结果一个人都没请到，回来报告说：“经理，三位华董都不在家，听说外出旅游去了。”
“废物，都是废物！”范本克气得拍桌子。
三位华董虽然在电车公司没有话语权，但每年都能拿到干股分红，同时也要负责打通中国军政界的关系。现在天津市政府要拍卖电车经营权，自然该由公司华董出面摆平，大不了多送点钱就是。
可如今事情闹得太大，三位华董根本不愿出面帮忙，因为稍不注意就要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不但如此，由于电车公司的三位华董比较熟悉业务，此时已经跟天津总商会搅到一起了。这些华董眼红日进斗金的电车业务，想要和大商人们一起投资竞拍电车经营权，这可比拿一点点干股分红更赚啊。
范本克吓得连忙往法租界跑，他想要请法国驻津大使帮忙，因为法国和比利时是军事同盟，而且法租界收取的电车过路费最高。
“领事先生，中国的官员太无礼了。”范本克就像个找大人告状的熊孩子，“中国人拆毁了电车公司的铁轨，破坏了神圣的私人财产，他们还要违约拍卖电车经营权！”
法国驻津领事也有从电车过路费里捞钱，他义正言辞道：“我立即发电照会南京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法国驻津领事的照会，外交官员们立即慌作一团。可他们对此毫无办法，因为包括常凯申、汪兆铭在内的所有政要，全特么跑去洛阳开会了，就连外交部的头头们都不在南京。
没办法，外交部只有一个字应对：拖！
天津电车涨价风波越闹越大，各租界巡捕甚至开始驱赶游行学生群众，造成3名学生受了轻伤。游行者对此更加愤慨，一些“爱国”混混趁机闹事，三五成群的打砸抢劫外国商店。
在天津定居的洋商和洋人，吓得躲在家里不敢外出，因为他们联想到当年的“南京事件”。
天津各国领事扛不住了，工部局天天有洋人投诉，工部局官员又天天吵着要领事解决问题。南京政府那边的大官全在洛阳，剩下的根本不管事，这情况一时半会儿无法摆平。
随后的几天，电报在天津、南京和洛阳三座城市之间满天飞，各方都急得是团团转。
常凯申对此非常重视，电令外交部再次派来专员解决问题，同时勒令天津市政府和市党部停止排洋活动，电车业务的公开拍卖计划立即搁置。
在天津市政府的协调下，天津各行业不再罢工罢市，但游行活动却无法禁绝。天津电车公司想要重新铺铁轨，可头一天刚铺好，第二天就发现没了，不得不派人24小时分路段蹲守。
电车公司的总经理范本克四处奔走，终于有人给他支招：“想要解决事端，必须找周先生才行。”
范本克连忙带着礼物登门造访，可连周赫煊的影子都没见到，只得到佣人的一句回话：“很抱歉，周先生去洛阳开会了，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回天津。”
范本克的肺都快气炸了，把带来的礼物全扔进海河里，顿时引来几个路人跳河争抢。
稍微知道点内情的天津人，如今提前周赫煊都要竖大拇指：“周先生是天津的这个！”
第四百六十八章 国难？
“以大无畏之精神，作长期之奋斗，以黜暴力而伸张正义，以保国家之人格，为民族争生存……”
上面这段话，是常凯申决定迁都洛阳时说的，听起来似乎振奋人心，但背地里却糟糕透顶。不管是常凯申，还是汪兆铭，都巴不得早点结束“淞沪之战”。
中央政府已经彻底没钱了，国家主席林森甚至在2月初通电全国：“自即日起，所有在国府各机关服务人员，一律停止薪俸，每月仅酌发生活费若干，以维持个人生活。”
可怜那些没有外水的民国基层公务员，连工资都拿不到，甚至发基本生活费都要“酌发”。
中央政府连年打仗，接着又遇到全国性水灾，没存货、没税收，能有钱才见鬼了！
洛阳人民就更加头疼，好端端的突然祸从天降，中央政府莫名其妙就要迁都过来。一下子搬来那么多人，城市街道拥挤不堪，物资跟不上导致物价飞涨，底层百姓的收入根本买不起粮米。
迁都洛阳的馊主意，就是张继那老家伙提议的，常凯申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最开始的迁都工作，是在日军攻打上海之初就进行的。十九路军还在淞沪抗战，以常凯申为首的中央政府就开始跑路了，甚至可以用“仓皇出逃”来形容，连中央政府重要文件都来不及整理装箱，用麻袋一捆就塞火车运往洛阳。
这得多孬种啊，日军只攻打了上海几天，南京政府就一窝蜂的往洛阳逃跑。
近两个月来，常凯申、汪兆铭、宋子文等人，他们根本不敢长留南京，分别住在一节节火车上，在陇海线来来回回。今天洛阳，明天郑州，后天可能就到了开封、徐州，或者突然出现在上海、南京。
谁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忙些什么，有人干脆戏称为“火车上的国民政府”。
以中央政府的这种恐慌态度，如果日军不顾一切进攻，恐怕华东、华南地区会跟东北一样，轻轻松松就被日本给占领。
说张学良没有骨气，一枪不放就丢弃东北，其实常凯申也好不了多少。大哥不说二哥，大家都特么差不多。
幸好，日本鬼子没有充足的侵华准备。早在3月初，日军就在英法美诸国的调停下宣布停战，并没有进一步入侵上海。
即便如此，常凯申也不敢松懈——日军还没撤兵。他虽然隐约感觉到日本人的真实意图，但还是拿不准啊，生怕小日本疯了会不给列强面子。
于是乎，迁都洛阳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如今中央机关都差不多迁过来了，挤在洛阳城里扎堆，南京只剩下何应钦维持军事和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实业部长陈公博和卫戍司令陈铭枢等人处理相关事务。
至于国家主席林森，则安安心心待在洛阳，他年纪大了不想折腾，爱咋咋地。
说起咱们这位林主席，堂堂的国家元首，却精于“无为而治”。陈继承被林森任命为洛阳卫戍司令，高兴之下跑来谢恩，林森却避而不见，让秘书传话道：“武官直接去见常凯申，文官直接去见汪兆铭，别到我这里来。”
你看，人家林主席这甩手掌柜当得多好啊，深得黄老之学的精髓。
……
周赫煊沿陇海线坐火车来到洛阳，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中央各级机关政府全往这边搬。南京虽然还是首都，但军政人员大部分都搬来了陪都洛阳，眼下的情况乱得跟菜市场一样。
周赫煊在火车站傻乎乎等了半天，都没有叫到黄包车。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好不容易发现一辆空车，立即就有十多个客人争抢，洛阳的黄包车夫倒是生意好得很。
“周老弟，你也来洛阳了啊！”突然有人喊道。
周赫煊回头一看，却是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他立即笑道：“黄老板，好久不见！”
黄金荣笑呵呵地介绍身边的同伴：“周老弟，这位是全国商会理事长、上海各界抗日会常委，王晓籁王先生。”
周赫煊抱拳道：“原来是王先生，久仰久仰！”
“周先生说笑了，应该是我久仰您才对。”王晓籁哈哈大笑。
王晓籁是读书人出身，参加过光复会，后来又经商开了许多纱厂，成为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然而他暗地里却是青帮大流氓，跟常凯申、陈其美等人交往密切，属于上海政商界和混混界响当当的人物。
这次在洛阳开的是国难会议，主要讨论救国和救灾问题，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邀请，颇有些全国政协会议的味道。
只不过，像黄金荣、王晓籁这种大流氓都来开会，这特么开的是什么国难会议？
“咦，那个是孙秀才？”黄金荣指着远处说。
王晓籁回头一看，顿时有些不高兴，咒骂道：“这人也好意思来开国难会议？”
黄金荣所说的“孙秀才”，正是已经下野的大军阀孙传芳。王晓籁当初支持北伐的时候，曾被孙传芳下令通缉过，所以两人之间很不对付。
不止孙传芳来了，吴佩孚以及天津好多“寓公”都来了。他们名义上是来“共纾国难”，其实是打着爱国旗号，想要借机重新出山捞好处。
如今大军阀、大流氓齐聚洛阳，此地简直群魔乱舞，周赫煊倒生出些看好戏的兴头。
磨磨蹭蹭好半天，周赫煊和黄金荣等人终于来到洛阳城内。
30年代的洛阳，古建筑保留得极为完整，让人感觉仿佛一下子穿越回明清时代。不过洛阳毕竟是河南的省会，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大力开发，已经拥有了机场、铁路、兵营等设施，偶尔一两座现代建筑夹杂在古城中，说不出的怪异之感。
中央政府给参加国难会议的人员，专门安排了旅店，周赫煊在此遇到好些知名人士。
比如胡适就来了，而且身份还很高，相当于文化界的一号会议代表。另外还有诸多民主党派、各行业人士，众人在旅店里喝酒划拳打麻将，吵吵闹闹的哪有半点遭遇国难的样子？
第四百六十九章 签名游戏
有人在喝酒、划拳、打麻将，也有人是真心为国纾难，许多军政官员和民间人士都在悄悄串联奔走。
比如立法委员戴任，这位老先生已经70岁了，联合18人准备提交《应付国难计划案》，对“作战时”与“媾和后”两种情况提出预备计划。议案指出：“日本并吞中国，由台湾而朝鲜，而满蒙，进而再侵入沿海及腹地，为明治以来传统的大陆政策，历数十年而未尝稍变也。”
戴任分析了日本的国情和国策，认为对日问题绝非短期内可以解决，应做长期抵抗的准备，就算和谈成功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是一时之安而已。戴任说：“我料日本必不能牺牲此传统（大陆政策）就此罢手，不出五年或十年，势必卷土重来，中国再为日本枪炮、坦克、飞机、军舰所蹂躏，变成残酷黯惨的大修罗场。”
另有刘成灿等人准备串联提交《限期充实军备编练民团一致御侮案》，提出“（国党）党员45岁以下，暨中学以上学生，一律受军事训练”，这是要号召全民皆兵。
反正大家绞尽脑汁，各种各样的提案都有，靠谱的、不靠谱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周赫煊在旅店住下以后，很快就有两拨人跑来找他。一拨人撺掇周赫煊在《航空救国案》上签名，号召大力发展航空业，打仗的时候才有能力和日本人进行空战；另一拨人撺掇周赫煊在《纾难救灾案》上署名，希望政府加大救灾力度，严惩贪腐舞弊的救灾官员。
周赫煊仔细把两份提案都读了一遍，发现没什么大问题，就刷刷刷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人前脚刚离开，商界代表后脚就跑来了，串联周赫煊一起署名《抵制日货案》。商人们认为日货充斥国内，每年要攫取无数利润，只有抵制日货才能限制日本经济发展。
嗯，这个很有道理，周赫煊又刷刷签名。
不得不说，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