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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捐了，我也有奖状！”小维烈不甘落后。
“对对对，你们都爱国，都是好孩子。”张乐怡慈爱地摸着儿子的脑袋，担忧道，“煊哥，这《何梅协定》一签，北平和天津都不安全了，我们是不是该早做打算？”
周赫煊摇头道：“《何梅协定》是假的。”
“假的？”坐前排副驾驶位的崔慧茀惊讶道，“天津都传遍了，现在报纸上都在议论，怎么可能是假的？”
周赫煊脸上露出难看的笑容：“这种秘密卖国协定，南京政府恨不得藏着掖着，怎么可能轻易就泄露消息？现在关于《何梅协定》的内容，都是日本人故意发出来的。”
“那就是没签《何梅协定》啰？”崔慧茀道。
周赫煊摇头说：“签与不签都一样，《何梅协定》虽然是假的，但它的内容是真的。乐怡说得对，我们该早作打算了，最迟明年就得离开天津，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从今年初开始，日本就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甚至想策划华北五省独立，仿效“伪满洲国”而扶植起来一个“伪华北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方面甚至杀了两个汉奸。那两个汉奸叫胡恩博和白逾桓，分别是《国权》、《振报》两份报纸的社长，专门鼓吹宣传卖国言论。
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策划杀死二人，然后宣称是蓝衣社干的，逼迫南京政府进一步放弃华北主权，甚至要求国党撤掉北平和天津的党部，并勒令中央军和东北军撤出河北。
何应钦当然不敢答应，这种事如果做出来，他立即就要变成声名狼藉的大汉奸。由于何应钦拒不签字，酒井隆当场大发脾气，甚至脱裤子在谈判的院子里撒尿，彻彻底底的藐视中国。
何应钦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请示常凯申。老蒋也没啥好办法，只能再次使用“拖”字诀，让何应钦先口头答应下来，撤军方面则玩起了文字游戏，大概意思是中国同意撤军，然后给各部队的命令是“退守自酌”，其实就是让军队耐在华北不走。
何应钦得到老蒋授意后，立即跟日本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并表示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这种空头支票，硬逼着何应钦把口头承诺换成外交文件。
何应钦只得交给日本人相关复函，但上面没有盖章签字，按理说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日本拿着何应钦的这些复函，立即开始宣传起来，并声称中日双方已经签署“华北协定”，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几个月后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为了抵制《何梅协定》、反对华北自治而掀起的。
至于何应钦，那是黄泥巴掉裤裆里，不是屎都是屎了。更何况，他确实做出了口头承诺，南京政府也实际上做出了一系列卖国行径。
所以周赫煊才说，《何梅协定》虽是假的，但它的内容却是真的——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的。
如今华北的局势极其复杂，南京政府、宋哲元和日本人都在争，三方面时而互相配合、时而互相拆台。再加上张学良的东北军摇摆不定，简直就是一团乱麻，理都理不清。
回到家中，崔慧茀立即监督小灵均和小维烈练习书法，周赫煊则逗弄着其他三个儿女，跟张乐怡她们商量搬家的事情。
周赫煊说：“我已经给岳父拍了电报，让他在重庆置一栋公馆。等到房子修好，我们全家就可以搬过去。至于天津的产业，现在就可以慢慢脱手了。”
“搬去重庆？那可远得很啊。”婉容惊讶道。
“重庆安全。”周赫煊说。
廖雅泉希望越远越好，最好能不再跟日本有牵扯，她抱着儿子建议道：“不如直接去美国吧。”
“现在还不急。”周赫煊笑道。
张乐怡说：“那我现在就做准备，广播电台需要卖掉吗？”
“不卖，把机器设备都运到重庆。愿意跟过去的员工，我们可以提供一路上的费用，并负责给他们在重庆租房子。”周赫煊想了想说，“等我这次从英国回来就搬家。”
“你又要走啊！”张乐怡不满道。
周赫煊苦笑：“已经说好了，不去不行。”
就在此时，佣人进来禀报：“先生，于小姐来了。”
“让她进来。”周赫煊说。
于珮琛很快来到屋内，她朝周赫煊眨眨眼，周赫煊立即带她去书房密谈。
于珮琛拉好窗帘，又朝过道里看了看，才关门说：“南先生这趟回天津有人跟着，好像是暴露身份了。他让我转告你，他需要换个身份暂时潜伏，半年内都不会再跟你联络。至于《非攻》杂志复刊，他说最好也别在天津，这里情况太复杂。”
南汉宸作为《非攻》杂志的主编，在杂志被封禁后，就跑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周赫煊返回天津时，南汉宸也回来了，但他根本不敢现身，只能改头换面使用新的身份。
至于吉鸿昌，虽然周赫煊多方提醒，但还是在去年底慷慨就义，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绝命诗。
吉鸿昌只顾着躲避国党特务，结果却被租界的法国佬逮捕，并移交给天津公安局，然后押至北平陆军监狱，惨遭杀害。
周赫煊对此很无奈，因为吉鸿昌太高调了，不但公开承认自己加入共党，而且还到处联络组建抗日组织。在吉鸿昌的串联下，西北军在天津的愚公将领好多都蠢蠢欲动，老蒋不可能放任西北军死灰复燃。
唯一让周赫煊感到欣慰的是，《申报》老板史量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周赫煊的提醒下，史量才成功躲避暗杀，如今藏在天津租界遥控指挥《申报》事务。
“那你呢？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吧。”周赫煊问。
于珮琛笑道：“我是周先生的私人秘书啊，以后当然跟着你。”
第六百八十二章 国际宣传
《何梅协定》带来的影响愈演愈烈，许多进步人士发表文章，措辞激烈地批评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幸好这阵子大家都在关注自然灾害，再加上《何梅协定》没有获得证实，否则全国上下都要闹翻天。
顺便一提，有一部叫做《风云儿女》的电影正在热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随之广为传唱。
田汉先生受邀为主题曲作词，刚刚完成创作就被抓捕入狱。他在狱中把歌词写在香烟包装纸背面，由探监的同志转带给电影公司。聂耳先生也正面临着特务的抓捕，主动要求为爱国电影谱写主题曲。他逃往日本后收到歌词，并将写好的曲谱寄回上海。
这两位先生，一个困居监狱之中，一个逃亡异国他乡，共同完成了未来中国的国歌。
只可惜，聂耳很快就死了，在日本游泳时意外溺水而亡，年仅23岁。
周赫煊前段时间还跟聂耳有过通信，聂耳说他准备走西伯利亚铁路去苏联，周赫煊写信劝他快点动身，就是想要避免这出悲剧。
但不知为何，聂耳迟迟都未登船离开日本。
关于聂耳的死因，后世有很多说法。比较主流的，是聂耳游泳时突发心脏病；阴谋论者，则认为聂耳死于日本人毒杀，因为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广为传唱，招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嫉恨。
九月中旬，长江和黄河的大洪灾已经进入尾声，但依旧有不少地方还处于水患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周赫煊带着妻子张乐怡、秘书于珮琛，启程坐船前往伦敦。
他们所乘的轮船还在大洋上航行，以沙逊为代表的在华利益派英商，已经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宣传。
……
莱姆豪斯，未来的伦敦唐人街所在地。
早在道光年间，就陆续有一些中国劳工和水手流落伦敦，在船厂区落户安家。到了光绪年间，这里的华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唐人街。
后世的伦敦唐人街以餐馆和超市闻名，而在30年代，这里是伦敦最有名的贫民窟和合法鸦片烟馆聚集地。
即便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有时候也会光顾唐人街，因为在这里吸鸦片很安全、便捷和实惠。
就在去年（1934年），此地被伦敦市政府勒令拆除，毕竟实在有碍观瞻，但依旧有大量华人赖着不走。仅仅一年时间，各种窝棚、木板房、铁皮房又重建起来，甚至还建起一些两层小楼。
无论何时何地，中国人的生存力总是那么顽强。
一家两个月前才重新开张的餐馆里，正有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在开会，而负责会议联络、招待和后勤工作的，则是这家餐馆的老板。
餐馆老板叫做刘兴祖，爷爷辈就已经在伦敦定居。他不属于任何党派，甚至没读过多少书，长得瘦小猥琐，你很难相信这种人会组织赞助留学生开会。
这要从“九一八事变”说起，东北沦陷的消息传到海外，震惊了无数华侨和留学生，他们自发的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30年代的海外抗日救亡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家各自展开行动，各人抱着自己的见解，有主张立即抗战的，有主张积蓄力量的，有主张和平统一的，有主张武力统一的。各种小团体五花八门，一盘散沙，虽然热情高涨，但是毫无组织性可言。
第二阶段，复兴社（蓝衣社）成立，老蒋的势力趁虚而入。复兴社高举国家大义的旗帜，一边吸纳留学生加入，一边号召海外华侨捐款。但他们却一直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活动经费用去无数，却没有任何成效可言。甚至有留学生提出反对意见，复兴社居然以停止留学经费而威胁。
到了现在，海外抗日救亡运动即将进入第三阶段。
那些对国党复兴社强烈不满的华侨和留学生，开始自发联合起来，由华侨提供活动经费，留学生组织抗日团体，共同开展真正的抗日救亡运动。
今天主持会议的留学生叫杨凯，他是周赫煊资助的第三批留英学生：“昨天，我们确立了团体名称、组织框架、联络体系、活动纲领等等，今天具体讨论实际的抗日救亡策略。请大家畅所欲言，季铭星同学负责会议记录。”
立即有人举手道：“我觉得，我们首要工作是宣传，让洋人和海外华人都清楚局势的发展，清楚中国遭受的苦难。宣传主要分三种方式：第一，社交宣传。利用联谊活动、学术活动等等，联络新闻记者和各国同情人士，并努力争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第二，口头宣传。尽量结交更多的外国朋友，通过日常的交流，尽可能获取他们的友谊和同情；第三，文字宣传，比如出版英文刊物，印发英文小册子和宣言等等。我说完了，希望各位同学采纳支持。”
“啪啪啪！”
杨凯带头鼓掌，赞扬道：“许立勤同学的发言高屋建瓴，很有水平。特别是文字宣传，这一点必须做好。大家继续！”
又有人举手说：“我们的人太少，影响力几乎为零。我认为应该联络更多的抗日救亡团体，组建一个英国抗日救亡大联盟，把声势搞大起来。同时，拒绝复兴社的国党走狗加入，他们只会带坏组织风气！”
“对，不能让复兴社的人进来。”有个留学生气得破口大骂，“老子去年加入他们的抗日团体，把辛苦打工赚的钱都捐了做活动经费，自己只能一天吃两顿。结果呢？我曹他麻个比，屁事都不干，除了开会扯淡，就是帮老蒋宣传内战！”
杨凯连忙说：“开会呢，别说脏话。对于复兴社，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