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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本书中提及呢？
因为这个教派坚守“爱与宽容”的原则，并且强烈反对暴力，从美国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有公谊会的教友直接或间接参战。他们往往站在“正义”的一方，包括中国抗日战场，也有公谊会教友的身影存在。
等到萧乾在东方学院的培训班课程结束，这些英国公谊会的教友就会奔赴云南。刚开始只有4人，半年时间就发展到40人，并且陆续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印度和新西兰人加入，至抗战胜利时已有数百人规模。
他们并未直接参战，而是负责物资运输、修理汽车、医疗救助、战时服务等等，有些人永远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顺便一提，援助中国的“英国公谊会救护队”有两位创始人，其中一人是吉百利家族的掌舵者，他甚至把亲儿子都送上了中国战场——就是那个生产巧克力和口香糖的吉百利。大家也不用刻意去买他们的产品，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吉百利家族已经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
既然是国际友人，周赫煊自然不会推辞，他笑道：“等我从牛津回来，就去东方学院讲课。”
“那真是太好了，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萧乾突然问，“周先生，我可以跟随你一起去牛津吗？”
“跟着我干嘛？”周赫煊笑道。
萧乾说：“我平时也写一些文章，向英国的报纸投稿。英国读者对周先生非常好奇，所以我想跟在你身边，写一篇叫做《周先生在英国》的报告文学。你不会介意吧？”
“随你的便，但车票钱自付。”周赫煊开玩笑说。
两辆汽车驶到大使馆门口，马珏摇下车窗说：“先生，可以出发了。”
一辆汽车是周赫煊捐给使馆的，另一辆是郭泰祺借来的，加上三个保镖必须两辆车才能坐完。
在前往火车站的过程中，一路上坑坑洼洼全是弹坑，只有路中间的坑才会立即填平。马珏突然指着道旁说：“先生你看！英国人真有趣，居然在弹坑周围种满了鲜花。”
周赫煊转头看去，果然见路边有个大坑，而周围则满是新栽的鲜花。
萧乾解释道：“栽花是为了提醒路人有大坑，防止不小心掉进坑里。”
由于德国对伦敦的连番轰炸，市区已经变成了月球表面，坑多得短时间内根本填不完，而且经常是一坑未填一坑又生。相比而言，在弹坑周围栽花反而要轻松许多，不得不说英国佬还是很有情趣的。
萧乾继续说着他在伦敦见到的趣闻：“上周，德国飞机接连撒了三天劝降传单，你们猜英国人是怎么处理的？”
“烧掉？”马珏问。
萧乾笑道：“伦敦红十字会把传单收集起来，拿到市区兜售，一便士一张。英国人居然排队来买，把劝降传单当笑话看，而卖传单所得的钱全部捐给了军队。”
马珏乐不可支：“这倒是个好办法。”
周赫煊则听得颇为感慨，因为重庆也经常有日军空投传单，那些传单大部分都被政府集中销毁了，似乎怕老百姓捡到传单会真的投降一样。
伦敦和重庆两座城市虽然都遭遇大轰炸，但民间气氛有着显著不同，重庆那边更多出了一种绝望和麻木。
麻木在公务人员那里最为明显，周赫煊甚至亲眼看见，搬尸队从废墟里挖出还未断气的老百姓，直接当尸体一样拖来拖去，甚至往路边不知轻重的随便乱扔。而旁人对此虽然心有不忍，但却视若无睹，因为重伤者等于死亡，没有那么多药品来救治。
不管能不能救，它反映出一种对生命的不尊重，缺乏最基本的人道关怀。
或许有人命硬，不靠药物自己也能活下来呢，搬尸队的粗野操作能直接把活人给搬死！
萧乾继续说道：“英国人在被大轰炸之后，反而变得更友善了。我有个邻居以前总板着脸，似乎看不起中国人，但现在我每次出门，他都会对我说早上好。我去餐厅吃饭，英国侍者也经常会说：先生，请享受你的饭菜，德国佬不能抢走我们的食物。”
周赫煊道：“当战争来临，总会带来凝聚力。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或许平时各自有小算盘，但关键时刻还是会选择团结的。就像一群有小矛盾的人去郊游，半路上突然遇到野兽，那些人肯定会选择合作把野兽赶跑。这跟国民素质无关，只是人类的本性而已。”
萧乾说：“但我确实感受到了，英国人的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
“仓廪足而知礼仪，无非是英国更富有，百姓能够填饱肚子而已。”周赫煊说着又想起重庆的搬尸队，补了一句，“当然，文化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九百五十七章 牛津讲座
周赫煊坐着火车直奔牛津，下一站是剑桥，因为剑桥大学也给了他一个文学博士头衔。
这两座大学被一条铁路连通，该路段叫做“大学线”，中途会经过布莱切利站，图灵如今就在布莱切利园里破译密码。
周赫煊来到牛津大学的当晚，校长亲自为他举行了迎接晚宴。第二天上午，正式颁发荣誉博士证书和荣誉教授聘书，并希望周赫煊能留下来担任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
说实话，牛津大学的汉学专业此时很糟糕，从1939年正式设立汉学到1949年，十年时间内只毕业了可怜的5个学生。
这个汉学教授的职务，本来是邀请陈寅恪的，但陈寅恪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
不过牛津大学对汉学显然非常重视，专门拨庚款来支付汉学教授的薪水，并在去年单独创立“汉学科”，毕业之后可以获得牛津大学的学士文凭。
可惜，英国学生很少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报名者寥寥，就算有兴趣也只当成选修科目。
由于陈寅恪没来，如今汉学教授的位置暂时空缺着，由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修中诚代理主持。周赫煊勉为其难的答应做汉学客座教授，并在受聘的第二天就开始讲课。
真正属于本专业的学生只有3个，听说去年本来是有7个的，学生们实在受不了就跑了。不过好在周赫煊名气大，讲座的时候足足来了200多人，甚至一些教授也很给面子的来捧场。
修中诚是一个身材瘦高的老头儿，他能说非常流利的中文。作为本次讲座的主持人，他走上讲台笑道：“今天我真的很高兴，汉学科课堂上的学生，终于突破了个位数。”
“哈哈哈……”台下一阵轻笑。
修中诚继续道：“中国文化是神秘的，中文是伟大的，只要你沉浸下去研究就能发现。我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学习汉学，让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好了，我就不再废话了，让我们把讲台交给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查尔斯·周！”
一阵掌声当中，周赫煊来到讲台上，他说：“非常高兴，能够接受牛津大学的聘请。就学问而言，我连牛津大学的新生都不如，因为我不懂拉丁文，考牛津大学是肯定考不上的。”
前来听讲座的教授和学生又爆发出笑声，因为周赫煊说了一个让他们发笑的梗。此时想要考取牛津大学，就必须懂拉丁文，比如钱钟书就百分之百懂拉丁文，否则他不可能被牛津大学录取。
许多牛津学生对此深恶痛绝，特别是那些理工科专业的，他们不止一次提出要取消拉丁文考试。周赫煊刚才说的那句玩笑话，被师生们当成了吐槽，就像吐槽中国的汉语言专业必须学英语一样。
周赫煊东拉西扯的开了几个玩笑，终于说到正题：
“许多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也无法理解中国人的道德与审美。想要弄懂这个话题，就必须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西方文化道德观念的源头在哪里？在古希腊哲学和《圣经》。而中国文化道德观念的源头在哪里呢？在《易经》。”
“远在几千年前的夏王朝，中国就出现最早的《易经》，叫做《连山》，后来商王朝又有了《归藏》。但这两部《易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周王朝的《周易》。就像西方的《圣经》一样，不是出自某个人之手，而是数代人的不断增补总结。中国从夏王朝到周王朝，上千年时间是有文化延续的，《易经》的成型我认为也经历了上千年时间。”
“什么是易？易者象也。《易经》在上千年的演化当中，把万事万物都归纳成‘象’。‘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句话就道出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中国的圣人，也即学者，崇尚‘立象’，也就是所谓的归纳法。太阳、白天、男人、刚健……这些被归纳为阳属性，可以通通纳入阴阳五行的范畴，以此来解释世界规律，也就是‘尽意’。”
“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句话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人喜欢总结表象，而不注重其中的抽象定理。中国人喜欢做归纳法，而西方人愿意做推演法，这就是东西方的根本区别。”
“所以在中国人的归纳法中，天的规律，地的规律，人的规律，都是同一回事，我们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等同了，并且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有个很著名的典故叫王阳明格竹子，王阳明观察竹子，并非研究竹子的生长规律，而是想从竹子身上领悟做人的道理。这显然跟科学背道而驰。”
“《易经》不仅影响中国人对科学的认知，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和审美……”
周赫煊洋洋洒洒说了两个小时，汉学家修中诚听得如痴如醉，但其他师生就有些懵逼了，他们大多数连《易经》是啥都搞不清楚。不过效果还是有的，至少一趟讲座听下来，这些英国人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
到了自由提问时间，突然有位教授举手道：“周先生，我非常喜欢读你的《神女》，并对中国的神话和宗教很感兴趣。《神女》里面的中国人，既拜道家的神，也拜佛教的神，甚至生了病连耶稣也拜。你们中国人有真正笃信的宗教吗？”
周赫煊感觉这人有点面熟，问道：“请问这位先生的姓名。”
那教授说：“我是彭布罗克学院的盎格鲁—萨克逊语教授，约翰·罗纳德·托尔金。”
周赫煊忍住翻白眼的冲动：“你好，托尔金先生，我读过你的《霍比特人》，写得非常有意思。”
托尔金说：“我正在写《霍比特人》的续集。”
《霍比特人》的续集就是《魔戒》，托尔金已经写了好几年了。
1937年，托尔金给出版商写信说：“我已经在写《新霍比特人》故事的第一章。”
1938年，托尔金终于写完第三章。
1939年初，托尔金给出版商写信说：“保证今年6月中旬可以写完。”
1939年底，托尔金又写信给出版商：“因整理园子受伤，故事越写越长，可能会拖到明年春天。”
1940年3月，托尔金面对出版商催稿，写信道：“因家里水管爆了，两口子身体不好，研究工作太费心思了，还没写完真不好意思啊。”
此时此刻，《魔戒》已经彻底停笔，原因估计是托尔金心情不好，更有可能是拖延癌到了晚期。
相比而言，周赫煊连载《银河英雄传说》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第九百五十八章 教皇周赫煊
面对托尔金的疑问，周赫煊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