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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笑道：“感谢李教授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
周赫煊招呼道：“两位还是先坐下再说吧。”
李约瑟端坐在沙发上，详细说明来意：“我在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份考察了大半年时间，走访了中国许多高校和学者。中国学者吃苦耐劳、顽强勤奋的精神令我深深佩服，但他们的糟糕处境也让我非常痛心难受。现在中国科学界处于封闭状态，跟世界科学界是脱离的，甚至连一本最新的西方期刊都买不到。”
林森叹气说：“这是政府的失职啊，不能为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
李约瑟继续道：“我想在重庆创办一个科技援华机构，此机构的宗旨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保持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的联系；第二，为中国科学界提供必要的科研物资；第三，向西方输出中国的科技文献；第四，为中国科学团队提供咨询服务；第五，帮助中国科学家实现国内的彼此交流。”
“这是好事啊！”周赫煊高兴道。
林森也说：“李教授此举，必然能够帮助中国科学蓬勃发展。”
李约瑟道：“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对我的想法非常支持，他已经致电英国政府，相信很快就能得到批准。中国的行政院和国防科学促进会也很支持，但这种支持只是态度上的。现在重庆的房屋很紧张，我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办公地点，而且我还需要召集人手。比如把中国科学成果和文献翻译成英语，就需要专业的翻译人才。”
周赫煊想了想说：“我名下的房产都租售出去了，正好前段时间《非攻》停刊，编辑部所在地租给了一份小报，其中有两间屋子还空着。请李教授暂时委屈一下，把那两个写字间作为机构驻地。”
“两个写字间足够了，毕竟我们只是初创。”李约瑟颇为高兴。
历史上，李约瑟实在找不到房子，只能借用英国大使馆的偏房办公，狭窄破旧极不方便。直到抗战都快胜利了，政府拨款修建的办公楼才正式落成。
周赫煊说：“至于翻译人才那就更好办，中国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失业，只要在报纸上登载招聘信息即可。”
李约瑟又说：“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周先生能够在这个机构担任职务。”
“没问题。”周赫煊爽快答应。
李约瑟即将创办的这个机构叫做“中英科学合作馆”，抗战期间为中国科研机构购买了大量物资。比如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急需的稀有气体，北平研究院急需的光学玻璃，西南联大物理学家们急需的高速电子振荡器，四川农业实验站急需的秋水仙碱等等。
购买这些物资所需要的钱，基本上都由李约瑟垫付，英国政府给了一万英镑的初期经费。并且运输也是个大难题，需要走驼峰航线空运，有时候出现意外还会机毁人亡。
数年间，李约瑟访问了中国10个省，29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发表演讲200多次，行程二万五千公里以上。
为了让中国学者读到西方书籍文献，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李约瑟还请英国的朋友发起募捐，英国人民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捐赠了超过7000英镑的书籍。后来经费和运输都很紧张，李约瑟干脆把科学期刊以微缩胶卷的方式运到中国，光是这些“胶卷杂志”就有167种。
最危险的一次，李约瑟亲自给河南大学运送书籍，结果半路上遇到日寇，科技书刊全部被侵略者焚毁。李约瑟侥幸逃生，非常沮丧，因为河南大学虽然在山洞和破庙里办学，但科研师资力量一流，却连一本科技书刊都没有。
李约瑟和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还不止这些，他们共推荐了138篇中国论文到西方发表，安排了30多位文化、科研人员去英国访问交流，协助教育部选送了67名中国留学生赴英深造。
正是李约瑟所作的努力，让抗战期间的中国科学界重新与世界取得联系，加快了抗战前后数年中国的科学发展速度。
……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李约瑟在英国大使馆和周公馆之间来回奔波，在周赫煊的帮助下完成了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筹备事宜。
周赫煊虽然足不出户，但数百封电报和信件发出去，很快就通知到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所。有些机构还主动派人过来帮忙，担任科研文献的英汉互翻工作。也有一些科学家迫不及待地发来论文，请求李约瑟代为送去国外发表。
1943年六月，英国政府正式批准创办中英科学合作馆，由李约瑟担任馆长，周赫煊担任副馆长，并获得一万英镑的启动资金。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把“科学养鸡”的资料翻译成英文，将技术送去西方帮助英国朋友。李约瑟答应为科学养鸡技术申请专利，专利权由周赫煊、西南联大、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央大学农学院共有，并永久无偿授权给所有英国人使用。
投桃报李嘛，英国佬既然无私帮助，咱中国人也不能含糊。
这属于惠而不费的选择，反正抗战期间也没法到国外收取专利费，还不如向英国政府释放善意，换取更多的科研资源来发展自身。
于此同时，中英科学合作馆也收到来自中国各科研机构的333份订单，都是些基础科研仪器和化学试剂。李约瑟立即着手办理，虽然他手上的钱不够用，但首批就订购了其中的77份，由英国情报部负责在加尔各答采购。
周赫煊也拍电报让费雯丽她爹捐了5万英镑，搞定了103份科研仪器和化学试剂的订单，其中的一台高速电子振荡器就花费甚巨。他以前虽然有钱，但没法运输，这次是美国和英国的空军帮忙运过来。
顺便一提，受战争影响，英国那边的药厂已经赚疯了。
现在费雯丽的老爹整天喊着让周赫煊去英国，因为周赫煊是大股东，需要他的签字才能把药厂上市。
第一千零三十九章 新作问世
就在中英科学合作馆顺利运行的时候，《万历十五年》没有经过报刊连载，直接以整书的形势出版了。
本书的原作者黄仁宇先生，此时刚刚加入中国远征军任上尉参谋。他本来读的是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转学到中央军校。机电工程专业转修军事并不离奇，毕竟国难当头嘛，参军报国是很多热血青年的选择。
但更离奇的在后边，50年代，已经34岁的黄仁宇再次拿起书本，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主修新闻系，没读多久又转修历史专业。由于十多年没有新著问世，黄仁宇在62岁的时候被纽约大学解聘教授职务。
被解聘的第二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出版了，一举拿下美国国家书卷奖和历史类好书提名，并被美国多所大学选为教科书，等于把纽约大学的脸抽了又抽。
黄仁宇在国内抗过日，赴缅甸当过远征军，又打过国共内战。他见过目不识丁的农民士兵，也跟孙立人等高级将领共事过，还在东北和林帅交过手，亲眼目睹了国军的表面强大与迅速衰亡，切身观察了整个民国上上下下的民众构成。
黄仁宇在回忆录里表示，他最想写的是民国历史，但身在其中，完全无法下笔。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写明朝，还不如说是黄仁宇假借明朝的人和事，写出了自己对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思。
此书的核心就两个字：反思。
……
桂林。
李四光站在陈寅恪的家门口，陈夫人唐筼开门道：“原来是李教授，快请进！”
“四光来啦，快坐！”陈寅恪来到客厅。
李四光抱拳道：“听说老陈你要走，我特地提前来道别。”
“还早呢，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陈寅恪笑道。
陈寅恪是去年来到桂林定居的，他的妻子就是桂林人。本来打算迁往李庄做研究，但一来病体疲惫，二来广西大学极力挽留，陈寅恪才在桂林居住了一年时间。
现在广西大学已经在进行期末考试了，陈寅恪打算放暑假就走，但具体去哪儿还没决定。中研院史语所请他去李庄，八弟请他去乐山，老朋友则请他去成都。
李四光拿出一本《万历十五年》，笑嘻嘻地对陈寅恪说：“老陈，这是我的送别礼物，托朋友从四川寄来的。”
“万历十五年？”陈寅恪看了一眼封面，回忆思索道，“这一年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啊，周明诚怎么用万历十五年做书名？”
“你自己留着慢慢看吧，听说这本书在四川评价甚高。”李四光笑道。
两人的私交非常要好，陈寅恪在广西大学做教授，就是李四光推荐并邀请的。他们这天聊了一下午，直到吃过晚饭，李四光才告辞离开陈寅恪家。
陈寅恪的病已经基本养好了，但身体还是有点虚。他躺在床头把《万历十五年》翻开，读了20分钟就有些不耐烦，下意识的对这本书感到轻视和反感。
陈寅恪此时的治史方法，属于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方兰克史学的集合体。他既批评乾嘉学派为了考据而考据，又习惯使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并按照兰克史学的理论展开历史研究。
恰好，《万历十五年》体现的是“大历史观”，而“大历史观”又出自“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又是在反对“兰克史学”的潮流中创立的。
说白了，《万历十五年》和陈寅恪八字不合，双方的史学理论大相径庭，甚至在学术上互为敌人。
在陈寅恪看来，《万历十五年》写得太浅白了，更适合作为历史入门书籍。而且即便作为入门书籍，《万历十五年》都不过关，因为这本书的主观色彩太浓重。陈寅恪所尊崇的兰克史学，恰好要求不对历史做价值判断，是反对一切带着主观情绪研究历史的。
幸好周赫煊写的不是《明朝那些事儿》，否则更浅白、更主观，陈寅恪绝对坚持不到看足三分钟。
《万历十五年》的第一章，陈寅恪是抱着批判的心态看完的。他虽然坚持学术自由，不喜欢搞学术派别纷争，但他毕竟属于“兰克史学”那一派，而周赫煊早在十年前就被奉为“年鉴学派”开创者，他必然对周赫煊的史学著作看不惯。
第一章写的是万历皇帝，以万历皇帝为视角描述朝政改革。其中很多内容，都属于作者的主观臆测，对陈寅恪而言是极为不严谨的。
第二章写的是首辅申时行，同样各种主观臆测，但陈寅恪渐渐看出了有趣之处。
再看第三章，陈寅恪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这本书的创作意图果然如他所料。他没有继续往下看，而是翻回第一章重新阅读，一边理解作者的隐藏笔触，一边查找是否有史料引用错误。
多亏周赫煊仔细修改了几个月，否则以黄仁宇的原著，必然让陈寅恪轻松找到错误点。
妻子唐筼催了他好几次睡觉，陈寅恪却不忍释卷，等他把这本书看完已是第二天上午。囫囵吃过早饭，陈寅恪蒙头大睡，下午醒来继续重新阅读起来。
《万历十五年》确实是站在历史人物的角度进行主观臆测，但全书却选取了万历皇帝、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多个人物展开。每个人物的身份、立场和着眼点都不同，这些综合起来就生动的反映出一个时代。
特别是书中对明朝社会经济的讨论，让陈寅恪耳目一新。在这里，周赫煊删除了原著的“数目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