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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派学生过来制止。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里，而且聚起大批民众，堵住矿场入口，不许学生靠近。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学生管不了，只好回报县学。
县学里都是秀才，秀才遇见兵，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他们只好上报县衙。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可灰户们仍旧不惧，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不伐石烧灰，则近龙之居民，无以治生而为盗。”这词太文绉绉了，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原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们官老爷不让俺们烧灰，不给活路，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
一句话，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
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金汝谐初来婺源，觉得此事十分荒唐。开矿是嘉靖四十三年开始的，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再说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开挖灰矿，当盗贼的人就变少了吗？
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前往船槽岭镇压。一通揉搓之后，大部分灰户作鸟兽散，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
这个洪天，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量。马孟复亲自坐镇审问，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贫民日趋挖石烧灰，所谓佣工是也。百倍之利，则自出本聚灰囤户专之耳。”
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不是灰户，而是那些囤户。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他们雇用穷人进山挖矿，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
这个模式，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找船槽岭的包税人协商吗？他找到的，正是这些聚灰的囤户。
在谭昌言时代，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谐时代，他们终于现身了。
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公公们回了京城。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成了矿主，赚取的利润更多了。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难怪官府竖碑未稳，这些囤户便卷土重来。
根据洪天的交代，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囤户，一个叫俞辛宇，一个叫程济。这两个人心狠手辣，又聪明绝顶，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从中牟利。尤其程济，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之一，可谓家学渊源。
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可深入调查之后，金汝谐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土人”了。
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考虑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个口，准许居民前往涌山、石壁、岩前、甲路开采石灰。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相距数十里，不会惊扰到龙脉。
不过涌山、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开矿殊为不易，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愿意去的人少。灰户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在这里采掘算是擦边球，在两可之间，官府一般不管。
俞、程两位囤户，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后门。
他们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去婺源县衙门，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请求也划入龙脉禁区范围。衙门一听，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将岩石口圈进来。
这样一来，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便属于非法。
接下来，两人又主动请命，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愿意自家出钱出人，以护坟的名义顺便护山。衙门更高兴了，这既宣扬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照准。
这样一来，岩石口遂成了俞、程两家的禁脔之地。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把不属于两家的灰户都赶出该区域，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
从此以后，俞、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烧得不亦乐乎。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还借着地利之势，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
经过这么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神操作，婺源的龙脉禁令形同虚设，反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扩大生产的保护伞。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瞠目结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震撼。
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俞辛宇素为不法，现在与程济等在船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烧灰致富，殊属抗拒。捏坟并据岩口，希图再开船槽，殊属诡诈。俞辛宇、程济俱当重拟，庶儆将来。”
意思是要严加惩治，以儆效尤。
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在批示里讲道：“一以为己之利，一以为己之坟，自为得矣，如通邑大病何？”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顾全大局了。
婺源县的一、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按说俞辛宇、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打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大明各级政府的司法权限，限制很严格。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夺。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娄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巨大。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县衙处理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会被活活打死。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注释】
《在京纳赎诸例图》：《大明会典》卷176《五刑·赎罪》收录了明代政府对赎刑的详细规定，其中，《在京纳赎诸例图》列有针对笞、杖、徒、流罪、杂犯死罪等刑的赎罪适用数目，包括做工、纳米、运灰、运砖、碎砖、运水和炭、运石等不同种类，并且，若是年老有疾病不能做工，可折钱缴纳。有的项目空缺，表示不适用于赎刑，如流罪与杂犯死罪，不能以“老疾折钱”来赎。
图二·3 《在京纳赎诸例图》，来自《大明会典》
这是在京城的价格，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最重的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也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咱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效果；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要以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体谅”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金汝谐心领神会，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两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
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的故事时，有一点必须提醒诸位：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知。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书归正传。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这个消息一出来，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俞育，婺源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一届还惨。
不知这跟婺源龙脉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应天乡试中，局面更惨了。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
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和婺源县学无关，另外一个叫汪秉元，人家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只不过籍贯是婺源而已，而且他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跟南直隶都不是一个榜——大明为了保证各个地区的考生平衡，榜分南北，各考各的。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这一届又是颗粒无收。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